张之洞寿典上的“抄袭大事件”

周末，正在读清末学者汪同尘所著笔记《苦榴花馆杂记》，恰恰翻到“抄袭”这篇，手机上忽然跳出一条新闻：历时两年的《锦绣未央》侵权案终于宣判，法院经审理认定《锦绣未央》在116处语句、两处情节与《身历六帝宠不衰》一书构成实质性相似，故判决作者周静停止对小说《锦绣未央》的复制、发行及网络传播，并对原告进行经济赔偿……消息一出，人人拍手称快。联想到前些年有些以抄袭他人作品而成名的写手，不但没有向被抄袭者道歉，反而平步青云、顺风顺水地一路走来，成为青年偶像和“文学大咖”，不能不说对《锦绣未央》侵权案的判决，标志着我国对原创文化产品的维权和保护在不断取得进步。

抄袭，究其本质，就是一种盗窃行为，把别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改头换面、纳为己有，这不是盗窃又是什么？但是曾经也有一种说法风行一时，那就是“抄也是一种本事”、“天下文章一大抄”，这种观点不止今天，古人亦有，但是古人对此类观点却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清醒的批判。今天这篇叙诡笔记，笔者就来跟您聊聊在古代笔记中读过的一些颇具争议的“抄袭大事件”。

一、宋之问夺诗杀外甥

笔者读过的古代笔记中，涉及抄袭的内容九成九都与科举考试有关，无论是偷换试卷还是打小抄，都可以被认为是抄袭的一种形式，但此类事情极多，且更可归于作弊，故本文不表。而今人理解的文学意义上的“抄袭”，在古代笔记中并不多见，最有名的大概是宋之问为了抄袭外甥的诗句不惜杀人灭口一事。

此事最初见于刘肃所撰之《大唐新语》。

《世载堂杂忆》

“周锡恩，字伯晋，名翰林也”，他是张之洞在任湖北学政期间亲自赏拔的得意门生。后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周锡恩由翰林院告假回到原籍湖北罗田，受到张之洞的格外礼遇，不仅请他出任黄州经古书院山长，还聘他为尚未建成的两湖书院教习，“之洞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推重其学问文章也”。周锡恩曾经纳族女（亲属关系很近甚至未出五服的女孩）为妾，“周氏宗族，多人控告”，但府县官员不敢得罪张之洞，只能含混了事，族人“上诉至按察使”，当时的臬司陈宝箴对周锡恩的才学也极为推重，“故周族控告，屡控屡驳”，官司打了很久也没有进展。最后陈宝箴私下授意罗田县知县，让他找到周氏宗族中的那几位控诉者，“和解其事”，最终帮周锡恩息事宁人，可见在张之洞和陈宝箴的庇佑下，其在湖北一地的“隐形权势”有多大。

然而所有的良辰美景却在光绪十七年的八月初三这一天，突然变了颜色。

这一年，张之洞五十五岁，恰逢两湖书院落成，鄂中人士就在此地为张之洞祝寿。周锡恩洋洋洒洒写成一篇祝寿词，制成条屏，置于两湖书院，“通体用骈文，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虽然其他的祝寿文章也很多，但公推周锡恩文为第一。张之洞看了也十分高兴，激赏不已，八月初三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得意非凡，自不必多言。

张之洞有个机要文案，名叫赵凤昌，在看过条屏上的祝寿词后，悄悄对张之洞说：“这篇文章是抄袭自龚自珍的《阮元年谱序》。”张之洞一听大惊，连忙去翻阅龚自珍的文集，“得《阮元年谱序》，与伯晋所撰寿文，两两比对，则全抄龚文者三分之二，改易龚文者三分之一，而格调句法，与龚文无以异也”。阮元是乾嘉期间的著名政治家，博学多才且历宦丰富，“生平官阶、事业、学术、政治，设陆海军，皆与之洞相似，莅任设书院，刻书，门生满天下，又为之洞最得意事”，即个人履历和功名事业与张之洞相似之处甚多，所以周锡恩抄袭龚自珍的文章歌颂张之洞，看上去竟恰如其分。

张之洞阅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尤其是在亲自引了那么多人去观看条屏的情况下，这番祝寿难免要成千古笑柄，他只能默然长吁说：“周锡恩欺负我读书少啊，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恐怕都要嘲笑我不学无术，竟是个瞎眼探花了。”从此他便疏远了周锡恩，周锡恩假满回京时，他既不相送，也毫无馈赠，等于绝交。而在接下来的大考翰詹（针对官员的考试）中，本来周锡恩的文章是笔冠全场，但阅卷大臣唯恐他又抄袭了什么冷僻处的文章，一旦列为一等，会被天下文士耻笑，是以将文廷式的文章列为第一，而将周锡恩的文章“抑置二等中，盖鉴于套抄龚文之故，均有戒心，恐惹处分。”

周锡恩对此十分愤怒，后来他在刻印自己的文集《木芙蓉馆骈文》时，专门将给张之洞写的祝寿词刊其中，很多朋友劝他不必赌气如此，他怒冲冲地说：“《史记》、《汉书》都有全篇抄人文章的事情，何害之有？！”

三、汪同尘投诗赠坤伶？

周锡恩的诘问，绝非孤案，在中国古代，对于“什么是抄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尤其诗歌，改动几个字后便成千古名句者甚多，而原句和原作者往往已被后人遗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汪同尘在《苦榴花馆杂记》中便详细记载了这种情形，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苦榴花馆杂记》

文章一开头，汪同尘便亮出观点：“抄袭旧作，读书人之大病也。但是搜引典故，摭拾遗闻，苟能指其出处，则虽连篇累牍而录之，无伤尔。否则，掠人之美，并讳所自，或又改头换面以别之，终将为识者所笑。”意思是抄袭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大错，但要区分具体情况：如果是引用典故，收录旧闻，并指明其原始出处，然后汇集成文，纵使连篇累牍也不能认为是抄袭。否则的话，将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隐瞒出处，然后标榜为自己所作，就会遭人耻笑——事实上后面一种情况在今天更近于“洗稿”，同样是近些年文字产品维权的热点和难点。

汪同尘直指当时的笔记中，坐失此弊者极多，如梁绍壬所著《两般秋雨盦随笔》中所记名曰“长十八”的花草和“食酒”二则，与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的记载大同小异。高士奇是清初名臣，梁绍壬是道光时人，谁抄袭谁，一眼可辨。还有“崇祯十六年癸未捣钱造钞一事”，原文见诸明末遗民所著的《谈往》和计六奇所撰《明季北略》，但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同样是照搬且不标出处——这里插播一句，其实在撰写“叙诡笔记”这一专栏的过程中，笔者经常发现同一则笔记，几乎一字不改地在时代相近的两位甚至三位作者的书中收录，而在笔记小说中，此种情状更为多见，一桩奇案，改个人名、地名就分别出现在《秋灯丛话》、《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现象，令人搞不清王椷、袁才子和纪大人到底谁洗谁的稿子。

尤为汪同尘气恼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报纸也存在大量的“抄袭问题”，比如《上海时报》用《水浒传》的罡煞星名“配投稿诸人以供谈谐者”，其实是脱胎于舒铁云所撰的“乾嘉诗坛点将录”，再往前追，明代魏忠贤时曾以此法命名东林人物……不过笔者以为将此种行为说成“抄袭”，似乎有些牵强，毕竟这种做法只能说是“借鉴形式”，好比推理小说中，假如每个写暴风雪山庄的都算抄袭了阿婆的《无人生还》，那么从横沟正史到西村京太郎到东野圭吾，可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了。当然，汪同尘有此“打击面过大”，也是有原因的，当时京城有个写曲子的剽窃了他的十四首诗投赠某坤伶，被媒体披露出来以后，给他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他又好气又好笑，哥哥劝他说：“茫茫尘海中，哪有许多奇事，正史中的掌故都被掇拾，何况稗官野史，今人所流行和流传的，又有多少不是抄自前人呢？”汪同尘也只好当有作无了。

笔者绝不同意汪同尘之兄和稀泥的说法，因为抄袭和剽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对原创作者及其作品的伤害，会严重打击创造性和创新精神，一旦发现应该深究。但同时还应认识到，单纯对形式、结构的模仿和借鉴，而在具体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或者在标明出处的基础上，对典籍或典故的钩沉、援引与推陈出新，似不应动辄以抄袭视之，否则文人便寸字难为了，大家都成了剽窃仓颉专利的“抄袭犯”，想来也不是仓颉造字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