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机勃勃的新元素
中世纪城镇发展到13世纪时候，其主要轮廓、格局均已稳定，随后的工作也都是些针对细部的日臻完善。而真正开始支配城镇生活的新体制，却开始限制、削弱着修道院和城堡由来已久的影响力。随后3个世纪的时代主题，已不再是权力、出世和安全，而转向自由、参与、挑战和冒险。十字军、传教团、探险队，这类活动开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中世纪城镇
生机勃勃的新元素进入城镇，带来张力和压力，并渗入新哥特式教堂建筑结构，在那里凝聚成自己活力象征：甩开教堂原先厚重壁垒，朗朗天光贯穿教堂内部深邃幽暗。这活力既体现在城镇周边一架架风车磨坊组成的炮台堡垒般外围屏障，也体现在城市中心新型传教团和新教信众，一心向往城市生活，在城内空地建起一座座修道院和修女院。
修道院
让我们看看这时期城镇新内容：各地实例都显示新社会结构和重新分布的城镇社会新型群落：法国卡尔卡松(Carcassonne)，1304年约有9500人；其中贵族43户，放债人12户，犹太商30户，受过大学训练的医生9名，神父9名，牧师30名。14世纪时佛罗伦萨有9万人；其中15—70岁“能拿武器的”有2.5万人，官员1500个，骑士75个，外国人、商人和过路客商1500人，念书的男女孩童8000—10000个，教堂110座，木业作坊200座，纺织工3万个，钱商80名，公证人600名，内科和外科医生60个。
里瓦修道士邦维辛(Bonvesin)1288年在其“米兰城奇迹”一篇颂文中认为，那时米兰及其相连地区已有20万人；他提供的其他数字都说明米兰当时已是个很大城市，其繁荣情况超过中世纪一般城市。这座城市竟分成115个教区，有几个教区甚至有500至1000户人口。“城墙壕堑以外的郊区有许多住宅，这些地方本身资源就足以建成另一座城市。”他笔下的社会服务设施也许可以充分说明当时人口压力和贫穷：
“在这座城市中，包括郊区……有10所医院，都由教会资助兴办。其中最主要一所是布鲁洛(Brolo)医院，由戈弗雷多·德·博斯罗(Goffredo de Bosero)于1145年创建……医院有500多位贫穷卧床病人，还有同等数目没有躺倒的病人。这些病人全由医院免费供给膳食。除这些病人外，至少还有350名婴孩，出生后委托护士单独照料……另外专门派3位外科医生为贫苦外科病人治病，他们工资由公家负担……”
“城内和乡间，还有由第二谦逊教派(The Second Order the Humiliati）办的许多男女修行院，数目多达220所，院内有许多人，边劳动，边过宗教生活。这些凡俗两界人员，一方面要在城市市中心实践基督教徒生活，但又不愿像老修道院规定的那样从物质和精神世界中隐退，这是一种有组织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想把基督教原理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但是教会领袖很不欢迎这种建立一个基督教城市的运动，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挑战神权，非常危险。于是，这场运动受到严厉指责，硬被引回到老路上去。”
中世纪城镇的三种形式
大多数中世纪城镇，在占地大小、人口规模和社会内容方面，都较接近卡尔卡松，而不大像米兰。但是，不管城镇是大是小，都拥有各种社会机构，人才众多，能提供各种各样才能技巧，这些特征从中世纪城镇布局和建筑上都有所显露。
中世纪城镇一般说有三种基本布局形式，这些城镇布局形式与它们历史起源、地理特点和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在这些城镇布局出现之前，有过历史更悠久的农村布局形式，如“街”村、十字路村、普通村和圆形村，这些布局形式可用下列符号表示： ＝，＋，#和O。
古罗马时代遗存下来的城镇,大多依然保留着原来的长方形体系街区规划布局，原市中心多予保留，而增建的城堡或修道院，或许多少改变了原先用地的均匀分配。有些从修道院或城堡周围某村庄或一簇村子发展起来的城镇，常常更顺应地形特点，一代代缓慢发展逐步改变，其平面布局常保留着原先特点，都是过去历史中偶然形成，绝非人为设计有意而为。
其中第二种布局形式的城镇常被认为是惟一真正中世纪典型：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的实际结构形态还够不上称做专业规划。有些人认为这种城镇上弯弯曲曲街道平面仅是过去牛群行走小道的轮廓。这些人不懂得，牛习惯按地形走路，它们在丘陵地带走路形成的小径，其基本轮廓常比任何刻板笔直街道网络都更为经济合理。
最后，许多中世纪城镇是殖民扩张开拓时代设计的产物，属第三种布局形式：常常(虽然不总是)是严谨的棋盘格规划形制，中间空出一块用地，留给市场或公共集会场所用。上述三种布局形式都是中世纪的东西。三种布局形式完全分开或有机组合，可以再产生许多不同布局形式。
人们还发现，中世纪之初曾流行过一种正规的、分布整齐匀称的几何形规划，城内地块以长方形为基础进一步划分。这方面可参阅9世纪时圣高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Gall)典型平面图。肯尼思·科南特(Kenneth Conant)也指出，克伦乃(Cluny)原来建筑物也安置在300平方英尺范围长方形地块。显然，奥斯华德·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ar，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把棋盘格规划解释成纯系进入文明时代一种最终固化产物。他这概括和判断得不到支持，虽然新建城镇常采取几何布局，但不一定整个城镇像典型堡垒城市蒙巴泽堡垒城市(bastide)是中世纪筑有堡垒的设防城市，特别是12—14世纪英、法有200多座这类城市，英王爱德华一世曾大力兴建这类城市，并采用长方格形规划形式。蒙巴泽(Montpazier)位于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建于1285年，是堡垒城市中最有名者，其外形和城市居住地区全划成长方形，，连全城轮廓也用矩形。相反，有时采取圆形城墙内布置几个长方格用地形式；有时候，如法国蒙特西盖(Montsegur)或科尔德(Cordes)，则巧妙结合自然地形和边界，形成一块基本上长方形的布局。
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对棋盘格形或长方格形规划一直存在大量错误解释和臆测。有时候，这种规划被说成是美国或新大陆所特有；又有些时候，把以往光辉卓越的1949年前北平规整的棋盘格规划说成单调沉闷。甚至城市规划理论家们也难免犯这种错误。这主要因为他们没掌握生物系学生熟知的同源现象与形似现象两者的固有差别。相似形态在不同文化中不一定有相似意义。同样，相似功能却可能出自不同形态。长方形对古代意大利西部伊特拉斯坎(Etruscan)教士是一种含义，而对希波达莫斯人(Hippodamos)则是另一种含意；对夜间宿营执铲挖掘操作的罗马军团战士们又有第三种含意。对一心想预留最大数量建筑用地的1811年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们，则又是第四种意义。对于第一种人，长方形也许意味着宇宙法则，而对最后一种人，长方形仅仅是房地产投机最有利的战略选择。
有机规划的出现
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中世纪规划不算整齐端正，恰恰经常很不规则。这是因为一些多石而崎岖不平的地区，常被城镇利用。因为，在16世纪以前尚无火炮的年代，这种地区在防御上占有绝对优势。由于街道规划无需要考虑车辆交通，也无需提供上下水道，所以，按自然地形建设比平整这块用地，当然施工建设经济而方便：意大利锡耶纳倾斜广阔市场遗址就是个证据。而且利用荒山地带开发建设，可以不占用引水浇灌溉的宝贵农田。
有机规划实践中，一件事往往引发另一件。设计中，开头或许仅因为偶然抓住一个有利条件，可能后来促发一连串有力因素。这效果恰是样样有安排的人为规划所难以预料的。而且，即使出现，十之八九也会遭到忽视或予以排除。现在幸存中世纪城市中许多看似不规则、不合理之处，其中隐藏了多少岁月沧桑巨变：原先有溪水，如今造就不见了；原先有树林，如今砍光了；还有一道道古老田界：土埂、石埂，曾是以往的古老地权划分。习俗、规约、财产权益，这类社会规范，包括古老地界，不动产权益标志，特别是私有地块，此类规范一经形成，很难再难抹煞。
有机规划并非一开始就先有个预订目标；它从实际需要出发，一步步追随生活需要，追随种种时机，经一系列调适、不断修正，最终变成和谐连贯而目的明确的设计作品。其综合协调完整，毫不逊于事先构思制定的几何规划方案。锡耶纳这类城市能说明这种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种发展过程，虽然一开始并不像更按部就班、撇开历史形制的规划方略那般思路清晰，但这不意味着该规划每一步未经合理考量和深思远虑，更不意味着这种规划过程无法产生出一个统一完整的城镇设计产品。
有些人排斥有机规划，认为有机规划不能称为规划。他们把形式主义和规律性、目的性混为一谈，分不清不要规则与智力混淆或技术不胜任之间的重要区别。中世纪城镇的实效驳倒了这种形式主义错觉。尽管它们形态上千差万别，却都具有普遍统一而协调的布局。它们那么多变幻和不规则形态，恰好不仅完美而且巧妙地把实际需要和高度审美效果融为一体。
每座中世纪城镇都从独特的优良地理环境中滋生出来，为各种人文要素发展提供独特的组合方案，并以其规划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人们对城镇生活目的见解如此共识，以致诸多细部变化恰好充实、丰富了整体布局基本构想。当你连续看完一百多座此类中世纪城镇，这种高度共识让你觉得，仿佛中世纪城镇规划实践本身具有某种高度自觉的指导思想。其实，这种共识还没有充分表达其深刻内涵。但是，到中世纪即将结束时，这种规划的理性原则，都被阿尔伯蒂写入了他《论建筑》(De Re Edificatori)一书中诸多反思和智慧总结之中。
从许多方面看阿尔伯蒂是一位典型的中世纪城市规划专家。他对实用主义、商业集中化以及弯弯曲曲街道的关怀，正如拉维丹(Lavedan)指出：“他只记录下了眼皮底下看到的一切”。即使阿尔伯蒂为连续弯曲街道辩护时(在这种街道上，一眼望去远景虽常因街道弯曲被遮挡，但这些景色却总在不断变化)，他也只不过自觉表达了前人也承认且重视的东西。步行人留下的自然痕迹是一条稍微弯曲的曲线(除非他有意克服这种自然倾向)，这一点人人都清楚，只要他在旷野或雪地上行走时稍稍回头观察一下自己的足迹。但是，这种步行者一旦留下曲线，它的美便成了中世纪建筑的特点，也表现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里，如完满无比的牛津大街。那儿一条街道上有棵树，枝叶伸出建筑线以外，构成的画面比整条有拱廊街道还要丰富。
中世纪的牛津
中世纪规划的决定因素
中世纪城镇上街道多呈曲线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强调市中心的核心作用。拉维丹甚至说：“中世纪城市规划的要点，是把城市规划得让各条道路都集中到市中心，在市中心交汇，平面轮廓线常常呈圆形，也就是现代理论家们称之为放射同心圆系统的形态”。遗憾的是，放射同心圆这名称常使人联想起蛛网。大多数城镇实际上是个市中心区或核心区，周围环绕一圈圈不规则环状地带，发挥包围和保护核心区的作用。同时，通过曲折迂回小径，便能接近核心区。凡有近似连续环形街道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这地方过去曾有一道墙，现已拆除。即使在贝格斯(Bergues)这样的小城市，其市中心整齐匀称，几乎达到几何学精度，但是也只有3条街道在市中心核心区相交。这一点在布卢(Bleau)编的大地图集中可以清楚看出。该城规划系由吸引和抵拒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构思而成：公共建筑和广场等，安排在错综复杂街道后面，颇为安全。而熟悉这些地方的人们，则能轻松自如穿过复杂迷离街道，抵达目的地。后来直到巴洛克规划师们要压倒中世纪布局，才把街道规划得直通市中心，像星形规划中那样——虽然碰巧阿尔伯蒂本人早已期望这种新设计，它体现公权集中于中央机构或某位专制君主手中。
中世纪规划的决定因素，对诸如在罗马基础上建立的老城科隆(Colonge)，或新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都同样适用。城墙、城门和城市核心地区，决定城市主要交通线路。至于城墙，连同它外边的壕堑、护城河、运河、河流等，使城市变成了一座孤岛。城墙对于城市的意义不仅作为军事防御之用，而且很像教堂顶上矗立的塔尖，是一种象征。中世纪人们喜欢界线鲜明显著，坚实的城墙和有限视界：甚至苍天和地狱也有其圆形边界。习惯像一堵墙一样，把经济水平不同的阶级分隔开来，使他们各就其位。界限、分类、分级是中世纪思想意识的精髓，所以哲学上唯名论对中世纪生活方式是一种破坏，正如炮火能破坏城墙一样，因为唯名论向社会阶级这一客观现实挑战，把世界描绘成许多不相关的原子和无联系事件。
俯瞰全城的教堂
不可以忘却城墙的心理效果。日落后城堡铁吊桥拉起，城门上锁，城市就与外界隔绝，于是城墙内就有一种团结和安全感。有一座现代化城市也与此类似，就是美国原子能研究中心所在地，橡树岭(Oak Ridge)这地方不会受到任何外来入侵，甚至任何人没得到当局批准，连接近这地方都不可以，这地方居民也逐渐重视这种环境内的“安全”生活，虽然他们自己来去行踪也不断受军方监视和管控。
但是在中世纪城镇社会，城墙还筑起人们心理上与世隔绝的感觉。由于当时道路很差，增加了城际交往的困难，使人们好像生活在弧岛上。如以往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形，防御性团结和安全感这两种情绪都会走向反面，发展成忧虑、恐惧、敌对和侵略，尤其当邻近城市可能牺牲别人而壮大自己的时候。回忆一下佛罗伦萨对比萨和锡耶纳的可耻袭击！这种孤立主义事实上对教会和国家都如此不利，以致他们允许调动武力去剥削和侵略，以求扩大自己城墙，囊括更大疆土，从而至少促使内部更为团结。
关于城墙，还应谈谈城门的特殊作用。城门的作用不仅是可开可关，城门是城市与乡村、城内与城外“两界相汇的界面”。城墙正门是商人、香客和普通旅人进出的通道。很快，这地方就变成关卡、护照检查所和移民控制点。而它的凯旋门塔楼就常与教堂或市政厅门前塔楼竞相比美，像吕贝克城那样。当交通车流慢下来，人们就想卸下车上货物，所以仓库之类建筑物，就常建在城门关厢附近，客栈和酒店也集中于此。而在邻近街道上，商人和手工业者建起了各类作坊。
这样，虽然还没有分区规划规定，但城门划分了城市经济区；因为城门不止一座，从不同地区来的车流和货流，很自然把商业区分散分类隔开。这种在功能上有机配置，使城市内部地区除了本地交通外，可不受外来交通压力。“港口”(Port)这字源于“大门”(Portal)；而在大门附近住下的商人早先叫做“守门人”(Porters)，后来这字逐渐用来称呼商人的仆人，变成了车站港口上为人提挑东西的挑夫、脚行、搬运工。
最后，还不应忘了中世纪城墙一个古老作用，就是用作休息漫步的大街，特别在夏天。即使城墙高不过20英尺，它可提供一个有利地点俯瞰四周田野，还可以让人享受也许吹不到城里来的夏日凉风。
本文摘选自《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第十章 第四节《中世纪城市的规划原理》，284-290页，[美]刘易斯·芒福德 著，宋俊岭、宋一然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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