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正在进行，近年全球范围内双年展正面临着同质化的困境，展览的当代性、批评性也遭遇挑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艺术史论与批评教授沈揆一近日于成都知美术馆举办的“开放的东方——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期间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沈揆一认为，大量双年展和同质化现象的出现，伴随着资本力量的裹挟以及艺术批评的弱势，使双年展的当代性、前沿性大大减弱，而这种倒退趋势难以逆转，双年展已经释放出巨变的信号。就此问题应当提出警示，业界或应对双年展机制存在的必要性、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反思。
沈揆一在成都知美术馆的论坛上演讲
近日，由成都知美术馆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开放的东方——亚洲美术馆馆长论坛”在知美术馆举办，论坛围绕“开放的东方：全球当代艺术语境下的亚洲艺术”这一主题，汇聚全球该专业领域16位重要美术馆馆长、世界级专家、学者不同观点，展开13场演讲及4场圆桌讨论。
论坛的圆桌发言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艺术史论与批评教授、视觉艺术系副主任、博士研究部主任沈揆一在会上发表了《东方艺术研究在当下国际当代语境下的挑战与机遇》演讲，其中提及目前全球双年展的困境。
沈揆一认为，大量双年展和同质化现象的出现，伴随着资本力量的裹挟以及艺术批评的弱势，正在使双年展的当代性、前沿性大大减弱，而这种倒退趋势难以逆转，双年展已经释放出巨变的信号。就此问题应当提出警示，业界或应对双年展机制存在的必要性、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反思。
澎湃新闻：您在演讲中提到，各种双年展正在失去前沿性，对此请展开谈一谈。
沈揆一：现在双年展太多，造成了同质化，常见一个双年展拷贝另一个双年展，很多艺术家是重复的。双年展原有的当代性、权威性、风向标功能正在明显减弱。
十几年前，威尼斯双年展是可以引导话题的，以艺术的方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热点给予关注和质疑，这正是后现代和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特质。但是，大量双年展和同质化现象的出现，使过去强调的当代性大大减弱，而且这似乎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预感， 但希望引起大家的警惕。
因为如果持续下去，双年展无形之中会与商业性质的艺术博览会逐渐雷同，那么双年展原有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这一点是很令人担心的。研讨会上，吴洪亮先生介绍了这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情况，他用中国哲学、中国美学观念为指导，这样的想法或许可以看作是对双年展同质化趋势的质疑，至少是某种外来的刺激。当然，这依赖于每一届策展人有意识的批评与推动，这类策展人不断出现，未来的双年展或许还有机会再现前沿性、当代性。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军械库展场的入口，图片：Ben Davis
澎湃新闻：您谈到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是一个好的案例，但毕竟整个展馆内外仅有1000平方米，策展人也说是“小型展览”。那么在整个双年展体量巨大的情况下，一次小小的“逆袭”有多大作用？
沈揆一：西方批评界已经关注到双年展的问题了。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所谓的平行展， 在主展馆的安排上也有所调整和约束。虽然谈不上质的改变，但如果大家都开始注意并提出警示，或许会对双年展机制存在的必要性、长期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反思。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现场
我总体的感受是，现在的双年展到了面临巨变的时候。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巨变刚出现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漠视、或不愿承认也不想看到。
我说的可能有点苛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年展的机制正在或者即将面临巨变。由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虚拟世界的出现，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艺术界如何界定、介入和表达这种变化，其实是没有准备好的。可能在十多年后，我们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处于巨变的关键节点了。目前双年展的弱化，可能就是这种信号的释放。
黑特·史德耶尔 数字视频装置《这就是未来》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 图片: AVZ Andrea Avezzù
澎湃新闻：是否有某个双年展停摆的危机？
沈揆一：没有停摆，问题就在这里。双年展不会马上停摆，这一机制还会持续运行，但会一点点弱化和异化。随着它原有作用的消退，会逐渐被其他形式取代。虽然双年展的策展人都在尽力提高或者维持质量，但是从一个旁观者、批评者的角度来看，这或许不只是所谓的“做得好一点”能够加以修正和解决的。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勃兴的商业展会对双年展的挑战？
沈揆一：艺术展会的特点是商业社会中资本的强力介入，资本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势，而且似乎没有其他替代的力量可以超越。在当下的艺术环境里，双年展刚刚推出时比较有批评性、前卫性、当代性、关注社会问题或提出质疑的艺术家，很快就被商业包装，抛向市场。大画廊蜂拥而上，这些艺术家即刻就被消费了。这种现象是蛮可怕的。这些艺术家或许原本可以更持续地坚持当代性、批评性，让艺术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些，但过快的商业化，使他们可能的艺术贡献突然消失了。
当然，新的艺术家还会出现，但是如果双年展也被资本力量侵蚀后，推出的艺术家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抵抗资本，那么这才是双年展受到的真正挑战。
过去几十年，在艺术品和艺术家生产过程中，画廊、艺术展会、双年展、博物馆、批评家的角色还是相对平衡的，但这个平衡现在似乎已经被逐渐打破。
2018年印度科钦双年展现场，当代艺术与当地观众的联系曾受到质疑
澎湃新闻：目前来自亚洲的资本力量在整个艺术行业中不容小觑，亚洲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游戏规则。那么，亚洲是否成为平衡体系里的“搅局者”？
沈揆一：希望是一个正面的“搅局”，前提是我们的参与是具有前卫性的，能够起到双年展原有的前沿性作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策展人，随机性很强，不能够完全预测。
澎湃新闻：您谈到的双年展弱化现象，大概从何时观察到？在中国，这个情况从何时开始？
沈揆一：对威尼斯双年展的弱化现象的感受也就是在最近五六年的周期里。
但与此同时，这几年里对于香港巴塞尔的观察，使人切身感受到西方资本大鳄的强势。尽管只有短短几年，香港巴塞尔已经成为整个亚洲艺术展会的风向标，以成熟的运作机制介入亚洲艺术市场，吸收大量亚洲资本。在香港巴塞尔开始的前两届，中国艺术作品还为其所捧，但从去年开始，已经完全转向，与西方市场直接对接，最初几届中遍布全场的一些中国大腕都隐身了。
今年香港巴塞尔展会现场
澎湃新闻：现在国内各种艺术展会有时会成为区域性的形象工程，展品筛选也有一定标准和阻挡。
沈揆一：这其实对艺术发展不会起到正面的、建设性的作用，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阻断，无助于良性发展。从事艺术行业的博览会、双年展、博物馆、批评界工作者还是应当共同努力，各司其职，促成平衡健康的体系。
资本力量看似强大，其实也是有尽头的。如果没有新的艺术家出现，资本游戏也无法维持。目前只是暂时消费过去推出的成功人物，当整个消费过程越来越快，终有消费完的时刻。那时，现在的机制就要失效了。
所以我感到巨变已经初现端倪，目前只是双年展有弱化的现象，未来艺术展会也会遇到瓶颈，那时整个机制或许会经历一场革命。
澎湃新闻：您谈到资本介入的利弊，此前尤伦斯抛售中国当代艺术品就对市场产生了很大影响，假如巴塞尔或西方资本掘金几轮后离开亚洲，又会怎样？
沈揆一：尤伦斯是最早一批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买家之一，他只是个人行为，但现在是更大范围的资本介入，其实是更具毁灭性的。
澎湃新闻：在资本强势的艺术环境中，您认为艺术批评的生态和力量如何？
沈揆一：批评的声音很弱。批评的声音一定要强，但现在的批评很多也依附于资本，这个现象很明显。原来具有批评精神的双年展都会受到资本裹挟的威胁和挑战，那么国内艺术批评的现状也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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