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洲洋评《回归语文学》：好故事与旧喇叭

《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348页，58.00元

在电影《海上钢琴师》（The Legend of 1900）的结尾，乐器店老板将麦克斯卖掉的小号还给了他，并告诉他“好故事胜过旧喇叭”。毫无疑问，我们的时代的确是喜欢故事的时代。好故事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大大超越了人们对某种客观的、可触的，然而却不一定有趣的“现实”的渴求。当人们与生俱来的“背景书”预设了自己所期待的开头和结尾时，也就无怪一个迎合听众的说书先生或者直播网红能够轻易地赚取目光和掌声。在人文学科的领域，“好故事”的宏大叙事和写作模式似乎早已渐渐地渗透并取代了以科学实证、文本研究为代表的“旧喇叭”。这一古老的乐器吹奏起来是那样的枯燥乏味、恼人无比，远比不上那时而惊心动魄，时而感人至深的“好故事”。沈卫荣教授新书《回归语文学》显然下定了决心，要与这娱乐至上的时代背道而驰，呼吁我们回头去看看那把语文学的“旧喇叭”。

本书虽然是作者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语文学的思考的论文解集，却也不乏作为一部专著的内在逻辑。在笔者看来，书中至少讨论了有关语文学的三个主题：（一）语文学衰落的学术史；（二）回归语文学的矛盾与争论；（三）语文学的具体实践。这三个部分次第推进，有机结合，为作者所倡议的“回归语文学”提供了相当的理论基础。诚如作者在前言论述和在结语呼吁的，语文学的衰落并不单单是一种学术方法的没落，也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流派的消亡，而是一种宏观而深远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它一方面背离了客观、实证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放弃了人类对沟通、理解和相互尊重的追求。回归语文学，事实上是要重新发现这样一种人文精神，从而倡导一种“语文学式的生活”（living philologically）。

保罗·德曼

第一部分讲述语文学衰落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五章“语文学、东方主义和美国藏学研究”以及第六章“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美国本土藏学批判”。保罗·德曼（Paul de Man）、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语文学衰落的历史，这里不必赘述，但作者在本书中所重点讨论的美国藏学学史事实上从另一个侧面点出了语文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乃至根本原因——二战之后美国霸权的兴起。正如作者用大篇幅所阐述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的东方语文学毫无疑问与欧洲的殖民主义霸权紧密相连。欧洲许多著名学者不遗余力地解读晦涩难懂的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无疑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为母国的殖民主义背书。因此当我们意识到就连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这样伟大的藏学家也是纳粹分子时，应该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然而，在二战后在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下，旧式的东方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话语中被无情解体，新的主流话语要求我们在面对东方不同地区差别迥异的文化时，按照名为“普世价值”实则西方内核的原则去处理一切研究对象，将诸如平等、博爱、自由、解放等价值嫁接在香格里拉秘境中的佛教。新的东方主义精神由此而生，也就无怪作者所提出的二十世纪美国藏学研究两大人物——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与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所代表的学术传统“是为了要继承和传播行将消亡的藏传佛教传统，而不是要对藏传佛教进入深入的学术性探讨”。唐纳德·洛佩兹（Donald Lopez）虽对美国学界香格里拉式的学风做出了无情的批判，却也是因“破而不立”遭到了剧烈的反诘。我们必须承认，二十世纪美国藏学的主流不是语文学式的，它深深地受着这种“普世话语”的影响。

除此之外，应当说语文学在美国话语霸权下的衰落不仅体现在香格里拉式的想象上。大众媒介、市场营销乃至今天的网络媒体都一步步蚕食着旧式语文学的生存空间。在长文章无人阅读、短视频必须限制在十五秒以内的快节奏社会中，不会有人愿意去翻看一部带着冗长脚注和翻译的语文学研究。波洛克已经在自己的论述中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评论道：“对于十九世纪中期那些新兴大学中所有的教授们而言，要和今日的文科硕士（Master of Arts）学位要求一样简单是不太可能的。”学术路径的“大众化”意味着能够精通多种语言、记诵大量文献的学术精英必须离开自己的语文学书桌，走下实证主义的神坛，而被迫用更为通俗、简单的语言向大众讲述他们愿意听的故事。笔者曾在一次和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讨论阳明心学的兴起时听他幽默地说道：“如果说《传习录》里的内容相比前世的理学大大简单化了的史实说明的不是明朝人变得更笨的话，那就是说更多想要‘成圣’的人在寻求更为丰富的路径。”学术不再被少数贵族精英所垄断，成为了人人可以接触的领域，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却也必须承认，如今想要在学术上富有建树而又不愿坐冷板凳的人标志的不是这个时代的错误而是正确。这实在是令人无奈的事实。

但是，时代的潮流并不可逆。古典东方语文学的辉煌成就也很大程度上只属于那个不断远去的世代。如果语文学能够得以回归，那么它自身必须要做出某些改变。如此便有了语文学应当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就是本书第二部分讨论的重点。在第一章“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和第二章“语文学、东方主义和‘未来语文学’”中，作者系统梳理了现代人文学术史中几位著名人物对“回归语文学”的看法和倡议，点出了目前语文学回归的重大难题——传统实践与理论化、学科化之间的矛盾。虽说在传统印象中，语文学与理论似乎势同水火，不相兼容，但一旦我们能理解德曼、萨义德这样的理论家的倡议便是试图将语文学理论化，那么他们在行将就木之时屡次呼吁“回归语文学”也就不难理解。正如沈教授所观察到的，在众多为语文学奔走的学者中，波洛克显然是最具成熟思想的一位。他不仅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语文学的“三个维度”，还精心为语文学设计了一条“未来道路”，那就是学科化，让它成为如数学在理科地位中一般的基础学科。然而，波洛克的积极乐观与激情澎湃，他高屋建瓴的设计和天马行空的论说却遭到了欧洲语文学家们的尖锐批评。在这些埋头苦干的学者们眼中，波洛克不过是依然在用文字游戏粉饰自己的理论，对真正的语文学实践毫无助益。作者援引于尔根·汉内德（Jürgen Hanneder）的研究说明，波洛克所念兹在兹的“未来语文学”（future philology）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反倒是当年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用来讽刺尼采的一个贬义词，它意味着一种根本不可达到的、虚无缥缈的理论。因此，如果说语文学需要在将来有任何程度上的理论化，那么这种理论化应该到达怎样一种程度便成为了我们回归语文学的最大问题。

在剩下的章节中，沈教授从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系统总结了语文学在藏学和佛教学上一些可能的实践，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第三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回归与文学”讨论了佛教史的研究方法；第四章“文本的形成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分析了藏传佛教史中的语文学方法。我们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语文学完全可以不局限于一种文献整理式的枯燥研究，它完全可以不等同于那种寻章摘句和雕虫小技，它完全可以是一种寻求客观历史证据和作者主观意见的对立统一的方法和精神。作为当代佛教研究重大巨擘，无论恩斯特·斯坦因凯勒（Ernst Steinkellner）还是辛岛静志教授都不认为文本是研究的终点，它必须服务于更深远的历史和哲学解读。但最终的解读却必须又依赖于扎实的文本研究。阿莱西斯·桑德森（Alexis Sanderson）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以文本对勘来构建历史”（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的理论。沈教授自己对吐蕃禅宗史、藏传佛教在中原传播史的研究更是推翻了从前一直延续的、对藏传佛教史以及汉藏关系的错误见地，明确了“吐蕃僧诤”等历史叙事的谬误。显然，这些学术突破都必须倚仗扎实的文本研读能力。假如我们对传统的、佛教化的藏文史料都不加怀疑地予以取信，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信禅宗的传承在桑耶寺辩论后就彻底断绝；假如我们对带有强烈偏见和中华本位的汉文史料都不加怀疑地予以遵从，那么中世以后的汉藏佛教史就永远只是一部断见史，绝不能让我们公允地做出历史评价。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目前已有的大量学术成果实则已经为我们的语文学实践给出了启示，指出了方向。

波洛克编《世界语文学》

但笔者同时认为，语文学的理论化一定可以继续向更广更深的层面推进。诚然，想要将语文学学科化，使之成为如数学一般的学科并不现实，这是由文本的多样性决定的。举例而言，藏语文学家和汉语文学家所面临的基础训练并不相同。藏语文学家处理的是佛教化的语境（context），汉语文学家在大多数情况面对的是儒家化的语境。又如佛教语文学家常常需要运用多语种的翻译材料，历史语文学家则往往要具备解读跨类型材料的能力。然而，一旦我们承认语文学是一种有关文本的理论，我们就可以从多个层面上去抽象处理文本时所要具备的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训练语文学家。事实上，这种文本理论的自觉是当代人文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所欠缺的。在波洛克所编著的《世界语文学》（World Philology）一书中有多篇文章论述了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东方的语文学史，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南亚还是中国的文本实践都不是一种系统性的理论。朴学、考证学、文献学无论哪一种名词都与一种系统化和理论化后的philology有着相当的距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杰出学者都在从不同角度实践着语文学，但我们迄今为止却并未见到一部系统性指导语文学实践的中文专著。在笔者看来，如果要让语文学彻底摆脱工匠式的形象，让它具有可复制性，就必须实现更广更深的理论化和抽象化，使它能运用到任何一种语言和文本的实践上。这种过程的目标应该是形成诸如如下形式的原理：

原理：如果文本A引用了文本B，那么文本A的创作时间比文本B晚。

当然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后人在文本A上篡改、添加的情况，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原理成立的基本逻辑，正如经典力学的原理也有大量不适用的状况。总而言之，理论化的目的应该是使语文学成为一种可以有效指导任意文本研究情形下的工具。它的基础应该是在抽象层面上的逻辑自洽，而随后辅之以个人主观的判断和抉择，从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并没有任何一种已臻完美的语文学等待我们去“回归”，语文学家真正要做的是努力去构建并完善一种能与世上眼花缭乱的各种理论并驾齐驱的语文学。因此，本书虽然呼吁的是“回归语文学”，毋宁说是激励今日之学人“发现语文学”“走向语文学”，真正形成一种对语文学理论方法的学术自觉。本书的第七章“学术偶像崇拜与学术进步”似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景。我们不应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的怀念中，当今学人自身的精进、反思和批判应该造就我们的语文学不断深入的理解。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类本性的对真理的追求最终不会因为对跌宕起伏的故事剧情的喜爱而被遮蔽。我们不应忘记，《海上钢琴师》中的乐器店老板之所以选择相信麦克斯的故事，是因为他听到我们的小号手用他的旧喇叭吹奏了那首传奇的Playing 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