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任：过分“推”娃，不如适当“推”自己

黄任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常青藤爸爸”。硕士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创办了“常青藤爸爸”幼儿双语启蒙互联网教育公司。从“常青藤校友”到以“常青藤”命名的早教品牌，中间是那个广为流传的“辞去百万年薪工作陪孩子、自编育儿经”的故事。

黄任看重父亲的育儿责任。当年，自己七个月大的儿子认不得离家出差一月未归的爸爸让他深受触动。现在的黄任每晚下班回家会和儿子待一两个小时，通过亲子阅读开发孩子语言能力；儿子喜欢车辆、机械，喜欢看星星看宇宙，黄任就陪他搭乐高积木，周末再去天文博物馆。

黄任和他的儿子。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6月15日，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来到北京，与读者分享其作为作者之一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英文原版为“Love Money & Parenting”,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黄任作为知名学前教育KOL受邀主持对谈，澎湃新闻也就育儿经济学以及当下中国父母的育儿焦虑等问题采访了黄任。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中国父母，黄任说，就是焦虑。大多数父母担心孩子落于人后，加之不同职业收入差距大，教育回报高，中国父母不得不拼尽全力“推娃”。从全球来看，总是被误以为差异很大的中美两国的育儿方式，其实共性远大于差异。无论是阶层焦虑、“学区房”问题，还是权威型父母的增多，以及“快乐学习”的难处，这些问题在两国都不鲜见。

宁波一双语小学资料审核和面谈现场人山人海。东方IC 资料

在国内，这种焦虑具体到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据黄任观察，在早期教育领域，父母“推娃”最猛在上海，上海的民办小学招生看重孩子自身素质，家长自愿也好被迫无奈也好，致力于提升孩子的各种技能，以期在“幼升小”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京家长则不如上海“推娃”猛，因为北京的孩子入学靠学区房，“你把这孩子推成十项全能，但是政策在那，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推娃”现象自有其合理性。黄任认为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完全吻合着中国国情：各行各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历高低直接与收入水平挂钩，家长“推娃”，希望孩子将来过上好生活，至少从家庭和个体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行为。而在当下的环境下，中国父母应当关注的，或许是如何理性、适度地“推娃”。

黄任

【对话】

澎湃新闻：《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这本书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中美父母的育儿方式共性大于差异。你既有中国的经验，也有美国的经验，你同意这一观察吗？

黄任：美国家长实际上并不像我们很多年前想象的那样都是散养型，觉得孩子只要快乐成长就可以。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美国家长重度参与孩子的教育。还有中国人经常讨论的学区房现象，其实最早是在美国产生的。可能住在一条街那边的房子就不能上这边的学校，两边价格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美国大部分城市有好的学区也有差的学区，好的学区的房子价格会比差的学区高出不少，这个其实挺常见。

还有，美国的孩子如果想考名校，初中高中也都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在幼儿园阶段，他们还是比中国的孩子要轻松很多，因为大部分美国父母在这阶段并不太 “鸡娃”（指给孩子打鸡血，“虎妈”“狼爸”们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 这种行为就叫做鸡娃）。

据我观察，现在其实中国家长的育儿焦虑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好多家长三四岁就教孩子认字、数学、英语，带他们去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基本上3到6岁孩子的周末，不是在去兴趣班的路上，就是在兴趣班里学习，很少有自己空余玩耍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至少在低龄阶段，中国家长的“鸡娃”程度还是要远远超过美国的。

当然美国的情况也非常多样化。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比较底层的阶级，他们的育儿方式和资源都千差万别。但是从大方面上来讲，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能会比美国的更严苛，这可能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父辈教育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中产阶层的父母，他们很乐于去学习国外先进的育儿理念，他们其实越来越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方式去育儿，其实有点靠向美国那种权威型父母，或者说很多父母是努力往权威型父母的方向去努力，而不再用传统的专制型育儿方式了。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简体中文版书影

澎湃新闻：《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论。从美国或者北欧这些国家学习到的所谓更先进的教育方式，在国内经济条件下会不会水土不服呢？考察这些理念，是不是没有价值的呢？

黄任：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别人的理念，不是要照搬，如果照搬是一定不成功的。比如现在大家都说芬兰的教育怎么好，你要是把芬兰那套搬到国内，照搬到你自己家孩子身上，我觉得大概率会失败。

举个例子，芬兰跟我们有一点不同是，芬兰的孩子一般七岁开始才正式学认字，学阅读。如果七岁以前学，会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晚学却能在很短时间内获得很好的阅读能力呢？要是研究芬兰的文字，你会发现它的文字和语音对应的关系非常紧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芬兰语是属于“拼写深度”非常浅的一种语言，比英语要浅很多，所以孩子学认字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前期口语和听力打好基础，学认字、学阅读比学英语的阅读要容易很多。

如果跟中国相比，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因为中国的文字和声音之间其实没有很强的联系，所以你需要背很多汉字。所以不能把教芬兰孩子阅读的那套东西直接搬到中国来，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多看看别人怎么育儿，我们要想一想，他们身上有没有一些东西可能为我们所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学美国也是一样，不能说什么东西美国都是好的，我一定要把它拿过来，而是要去看它里面有哪些是特别适合我们的。比如我个人认为美国教育中对孩子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澎湃新闻：其实中国的父母承受的育儿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多育儿公众号的内容会不会让他们感到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因而更加焦虑？

黄任：你提到很多公众号是在贩卖焦虑，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至少我们的公众号是让家长看到 只需要额外的一点点努力，就能够给育儿带来很大改变。例如，对孩子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很多时候在生活中有很多办法可以做到，比如为一个观点去寻找支持或反对的论据，实际上是可能通过亲子互动去和孩子一起寻找答案。你会发现孩子会很愿意跟你一起去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是说要求父母一定要有多高的水平，但是理念一定要改过来。

北京一小学报名现场。视觉中国 资料

澎湃新闻：假如中国父母现在有一个群像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们？

黄任：这个词特别简单，就是焦虑。无论是我们公众号的留言也好，还是有时候去外面演讲的时候得到父母的一些问题也好，这种焦虑是显而易见的。父母都担心自己的孩子落后，所以焦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现在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教育的回报又特别高，这两个合在一块就注定了所有的父母都会全力去推娃。这个事实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是很难改变的。

澎湃新闻：你认为二胎放开是否会对这种父母拼尽全力推娃的局面造成影响？

黄任：据我观察，有一定影响，一般第二个孩子被推的力度没那么大，因为家长顾不上。第二个孩子虽然可能不会获得那么多教育资源，但是他/她有了更多空间，也许他/她会发展出更多特点，比如想象力、创造力，甚至独立性等。推娃这个事情，是有利有弊的。

澎湃新闻：家庭推娃和幼儿园教育哪一个更重要？ 或者，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黄任：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并不是特别指望孩子在幼儿园学到什么知识，而是希望孩子在一个都是小朋友的环境下，去发展社交能力，是你在家里得不到的。在家里可能大人都让着孩子，在幼儿园都是同龄人，谁也不让着谁，相互之间是会有一定的社交规范的，慢慢的孩子就能体会出那种社交规范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澎湃新闻 权义 图

澎湃新闻：《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讲中国更多集中在中产阶层，对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则一笔带过。你是否认为其他城市的育儿理念是否远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或者说落后于高知家庭？这种差距有多大？

黄任：有一定差距。我的观察是，每个城市孩子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这和每个城市的教育政策有关。

目前在中国学龄前阶段推娃最猛的是上海。上海有很多好的私立学校，所以对孩子来说，幼升小是一个重要的考验。而在比如北京，虽然父母也会花很多的精力心思，比如送孩子上兴趣班之类的，但总体来说，没有这么焦虑。因为现在北京优势教育资源集中在公立小学，而上哪个公立小学的决定因素是学区房。所以在决定孩子上什么样的小学，推娃还不如推自己，挣了更多钱就能买更好的学区房，这个对孩子来说可能更有帮助。

所以还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上面说的，育儿是一个经济的决定。就是我权衡我所有经济现状和升学标准以后，选择一个最适合我的教养方式。

澎湃新闻：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下的育儿方式，从经济的视角来看都是理性的。但是正如齐利博蒂教授所言，对个人而言理性的行为，对全社会来讲未必理性。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黄任：我觉得他说得很对的一点，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理性的决策未见得是最好的决策。当然在现在的形式下，推娃的出现实际上跟这本书的理论吻合。第一，这和我们的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相关。比如1980年代，基本上大家都是国企的员工，你在公司工作，跟你在单位工作没有太大差别，不管你的学历如何收入都相当，或者说教育回报没有特别大的差距。但是现在的差别是相当的巨大，职业的收入差距相当巨大，而且教育回报从1990年开始有一个飞速的上升。美国的国家经济研究所在2012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提到了中国在1990年前的教育回报并不高，在1990年后开始显著增加，论文里计算了中国1997年到2006年十年间的教育回报，发现多一年的教育，收入可能会差20%。

第二，推娃一定要理性地推，而非一味地强迫他/她做一些不喜欢的东西。现在有很多对教育完全不理解的人，或者说对中美教育完全没概念的人，一直在妖魔化快乐教育，这让我非常揪心。因为我觉得快乐教育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念，这个理念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不是说撒手不管。快乐教育要求我们的教学方法设计得更有意思一些，提高孩子的内驱力，让他们能够更加愿意主动学习。

东营市民在学校门口排队，等着给孩子进行现场入学报名。 东方IC 资料

澎湃新闻：刚才谈到了教育回报的问题，你也谈到了不同的职业。你对孩子将来的职业有没有任何期许？

黄任：我没有。更接地气一点来说，职业选择实际上是需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环境来做出一定调整的。如果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家里一穷二白的孩子，可能家里还指望着他/她毕业后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我会建议他/她选比如计算机类、电子类的工科专业，因为出来以后容易找工作。但是如果说是一个家庭经济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孩子喜欢学文学艺术哲学，我觉得也完全应该支持。

作为父母，我希望自己可以创造条件，让孩子自由选择专业。但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并非对孩子的要求。对有些错误推娃，过分推娃的家长，我也想说一下。对孩子不切实际的要求其实恰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不足，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环境。过分推娃，还不如适当推自己。现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失业的风险比以前高很多。那么你与其花这么多的精力一直在推娃，不如花出一半的时间好好推推自己，把自己的各项能力都提高了，你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了，你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经济条件，其实在后面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能做出的选择就会多很多。

澎湃新闻：这种想法推到极端，就是很多九零后、九五后不生孩子不结婚，“我就要发展自己，我不要生孩子”。你怎么看待这种想法？

黄任：这其实都是理性的决策，无法简单判断是对是错。如果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实生孩子是挺得不偿失的，因为要花很多钱，然后他/她以后还可能很叛逆，可能也不见得给你养老。为什么不把那钱存下来自己养老呢？但是从一个生过孩子的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养育孩子的过程能够体会到一种特别纯真、无条件的爱；家长也能体验到无条件地给予爱是什么感觉。所以生养孩子，最重要的是能够体会一种爱与被爱的能力，如果你仅仅从经济学角度看，那就别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