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马斯的九十岁生日，谈谈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原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薛华第一次见到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在1981年。此前，他对哈贝马斯的印象有二，一是在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中处于中立派的哈贝马斯，虽然左右两派两头受气，仍不改初衷；二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社会哲学流派传到中国，哈贝马斯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

1981年赴德访学的薛华在哈贝马斯的课堂上见到他，听课人数之多，发言之踊跃、直率让薛华印象深刻。薛华向哈贝马斯表达了希望他能访问中国的想法。哈贝马斯说，中国这样大，有这样长的历史，现在、将来都有极重要的位置，我肯定要去。

2001年，约定终于成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持，哈贝马斯在北京、上海的七个学术单位发表五个报告，主要有三条线索：后形而上学、民主、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些报告最终成书《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

除公开讲演，哈贝马斯还参与了和中国学者的内部会谈。薛华记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与哈贝马斯的面谈。李铁映向哈贝马斯提出，中国的传统思想总体上是以集体为基础，而西方的传统文化、道德以个人为基础。哈贝马斯先谦虚表示自己不大了解中国文化，只是此行前“翻开了一点有关的书”，然后指出，至少孟子不以集体为基础，而以个人为基础。薛华想这话讲对了，孟子的确批评总以国家、社会、家庭为基础却忽略个体。“他掌握人家的思想，那种敏感度和准确度，真是令人吃惊”，薛华说。

2019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的九十岁生日。在中国北京，薛华与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主持人王歌博士共聚建投书局，回忆他与这个老朋友的故事，谈谈今天的知识分子如何参与公共生活。

活动现场 澎湃新闻实习生 舒畅 摄

任剑涛：哈贝马斯对纳粹主义进行“断然切割、深刻反省、系统批判”

哈贝马斯对中国官方和理论界都有极其深厚的影响。任剑涛认为，中国思想界如此自发地庆贺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在他看来，哈贝马斯备受中国关注，原因有三。

第一，哈贝马斯持有温和、自省的中左派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一般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甚至是颠覆者”相比，任剑涛认为哈贝马斯的定位是温和派、反思派。哈贝马斯愿意谈论一般西方左派不愿谈的程序民主，承认立宪民主的建构；尤其是他于1986年提出的“宪政爱国主义”概念，使其“站到了稳定的中左位置”。

哈贝马斯长期坚持以中左立场抗拒极左、极右立场，使其成为战后德国立宪民主“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理论分析者、制度设计者和实践支持者”。

第二，哈贝马斯深切关注“社会大灾难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坚持批判纳粹德国带来的世界灾难，终身警惕德国民族主义的复辟。任剑涛认为，哈贝马斯这种历史旁观者的视角，与其成长时代有关。1945年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并未给1929年出生的哈贝马斯留下太深的印象，而到其大学毕业时，德国已开始反思如何面对“二战”，尤其是纳粹的责任问题。

哈贝马斯还发现那些在纳粹时期“特别吃香”的老师辈，战后竟“华丽转身，摇身一变，把自己原谅了”，又一次成为知识名流。如此轻易的原谅不被哈贝马斯认可，这也是其对德国持终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的原因之一。即使面对创造德国“经济奇迹”、“光复德国荣光”的总统康拉德·阿登纳，哈贝马斯也因其与纳粹切割不清而“毫不客气”。他立志对德国屠犹、纳粹主义进行“断然切割、深刻反省、系统批判”，其终身的学术理想、路径都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任剑涛认为这也导致哈贝马斯在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遗憾，即对德国左翼发展的自身批判不足。

第三，哈贝马斯对于民族国家如何走向“后民族”的理念对全球转型有指导意义。哈贝马斯将欧盟视作一个超民族政治体制的现实方案，其指导意义就在于“通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稳健的现代民主之路上”，这一点对当今世界的转型国家极富现实意义。

薛华：哈贝马斯在哲学上、政治立场上一以贯之

作为学者的哈贝马斯同时保持公共性，积极参与政策与思想论战，到世界各地演讲，也因此有人称哈贝马斯的一辈子“不是干出来的，是斗出来的”。

薛华分享了一则轶事。他曾与朋友到希腊雅典，朋友站上卫城对面的一小块空地，对着卫城说：“雅典公民，我向你致辞。”薛华问，为什么致辞？朋友说，这是一种象征。在古希腊，发言人只要站在这块讲台上，就可以不受限制表达异见，这块地因此被称为豁免地或保护地。人如果想在地球上寻得一方立足之地，“首先内心当中要有一个东西”，即是自己通过独立思考确立的思想。

薛华还看到哲学家康德所讲的思维三原则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启示。第一条原则就是独立思考。第二条是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第三条是一贯的思想，或如孔子所言“吾道一以贯之”。人不断成长，不断自我修改、完善，哈贝马斯亦然，难能可贵的是，哈贝马斯至少从大学毕业后，在哲学上、政治立场上一以贯之一路走来，且“越走越坚定，越走越明朗”。薛华认为，不仅知识分子，常人也应深思这三条原则，走起路来，才会有动力、有意义。

应用这些规则不断学习，对照、修正自我的过程，需要坚持、受苦。哲学家黑格尔讲自由观念，必须经过苦恼意识，经过不幸的生活。佛教思想也主张，抵达彼岸之前，首先要历经此岸这个苦世界。而中国的问题则在于，“没有什么吃苦文化，快乐的文化太多”，缺乏对痛苦的正视、承认、评价。哈贝马斯的伟大，与其经历艰苦并不断克服自己不无关系。

关于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任剑涛认为“知识分子的能力并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介入的意愿”。因此，他反对现下中国很多人污名化、攻击“知识分子”的行为。

自康德以来备受强调的启蒙精神，关键就在于“敢于知道”，要敢于揭开、颠覆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人的一辈子都是在发现、驾驭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因此启蒙不是所谓精神领袖引导低级趣味之人的“你蒙我启”，而应该是“有蒙共启”。

王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从整体上看构成某种契合度

三位学者还谈到“法兰克福学派”一词的争议性。薛华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并不能算是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更多是民间流行的说法。任剑涛认为，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其实是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共事过，立场相近甚或相反的学者“编造”出的法兰克福三代谱系。

但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之间，也有其连贯性。王歌认为，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互有不认同之处，但整体来看，他们仍然构成某种契合度，譬如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社会学的方法等等。

任剑涛也看到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成为“社会理论词藻”，其内在的一致性。例如，从左翼理论的来源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思想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系，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庞大支系为人所知。当然，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批判、武器批判，即通过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这样的政治批判和武器批判需要转型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

另外，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在对当世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性上高度一致，且这种不满不是持忽略的态度。从时政评论来看，法兰克福学派抨击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默克尔当政、特朗普当政……这种批判态度表现出他们理性的、普世的对未来愿景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