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Dean Lung与其雇主卡朋蒂埃于1901年捐款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之后50多年没有多少故事流传。1958年，前所未闻的“丁龙”故事被刻意制造出来，始作俑者乃是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董显光，历史学家钱穆随后进行了再创作并广泛传播，目前中文世界流传最广的卡朋蒂埃醉酒打人情节，则迟至1975年才出现。“丁龙”故事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过程，足证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具有广泛适用性。
哥大东亚系Dean Lung画像（李冰 摄）
抗战期间对Dean Lung故事的利用
1901年6月，商业大亨卡朋蒂埃“将军”（曾任加州民兵少将）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捐款10万美元，不久Dean Lung捐出其积蓄1.2万美元，在哥大设立Dean Lung汉学讲座，以此为起点建设汉学系。“丁龙”故事的广泛传播要到1958年才开始，但在抗战期间，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哥大校友寿景伟、蒋梦麟，已对Dean Lung故事有所利用。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高度重视中国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为加深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昭示中国政府与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哥大校友、中美文化协会总干事寿景伟（寿毅成），联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组团赴美，筹备拍摄一部教育影片，以“推进两国之间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1942年1月27日，寿景伟写信给美国国务院文化交流处处长汤姆逊（Charles A. Thomson），提交了初步拍摄计划，列举24项内容，其中第15项，即是“中国模范工人Dean Lung及其美国雇主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美国国务院档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40-1944）
寿景伟（1891-1959），浙江诸暨人，1926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等职，为孔祥熙手下干将，他们都是留美学生兄弟会“成志会”会员。1939年，孔祥熙创办中美文化协会并出任会长，寿景伟任总干事。寿景伟希望利用Dean Lung捐资创办哥大汉学系的事迹，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重要象征作广泛宣传，为抗战服务。这部影片最后有无拍成公映，我没有找到进一步记载。
寿景伟（寿毅成）
1943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出版英文回忆录《西潮》，有一小段谈到Dean Lung，1959年出中译本时译为“丁良”。蒋梦麟反思传统中国种种弊端，谈到清朝官员喜欢收受“陋规”、仆役都喜欢“揩油”时，以“丁良”作为反例。蒋梦麟说：“自然，中国人并非个个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丁良（译音）中国文学讲座基金，就是为纪念一位中国洗衣作工人而设的，基金的来源是他一生辛勤浆洗衣服的积蓄。丁良临死时把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置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人。”（蒋梦麟：《西潮》，香港磨剑堂出版社，1959年，第172页）蒋梦麟早年留美，与华侨有密切交往，将Dean Lung附会为当时华侨职业中最常见的洗衣工人。他只是借故事说理，故事本身不是重点。
“丁龙”故事的董显光版
自1958年董显光把Dean Lung译作“丁龙”之后，这个译名不幸被“定型”，人们几乎忘了他真正的中文姓名并无记载。最早有生动情节的“丁龙”故事是由蒋介石的外宣主将、驻美“大使”董显光创作的，可以叫做“董显光版”。
董显光（1887-1971，Hollington K.Tong），浙江鄞县人，1906在奉化龙津中学教英文时成为蒋介石老师，后赴美学习，入读密苏里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回国后供职英文《中国共和日报》、《北京日报》、《密勒氏评论报》等，任《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1934年经蒋介石介绍加入国民党，次年起在上海负责外电检查，1937年奉蒋介石之命创办国际宣传处，随后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身份督导国际宣传处工作，其任务就是“把中国介绍给全世界”，在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传播中国军民抗战决心与成绩方面有很大贡献。1937年，董显光写成英文版《中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目的是向世界作宣传。
1947年，董显光任行政院新闻局长，蒋政权撤往台湾后，当过“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中央日报”董事长，1952年出任驻日“大使”，1956年转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调董显光赴美，是“因为最近决定一个重要宣传计划，蒋总统决定我是执行这计划最适当的人”。（《董显光自传》，台湾新生报社1973年，第197页）
董显光的专长在于新闻传播，他在驻美“大使”任内，20个月做了超过120次演讲。1958年4月返台述职期间，他给政治大学新闻系师生讲课，指出：“在美国做宣传工作，最紧要的一点，是要以人民为宣传的对象。如果我们政府能设法有二三十位演说家，同时不断地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说，不消一两年即可使美国人民对中国有正确的了解，而改变美国的舆论。”（1958年4月15日《香港工商时报》）
《董显光自传》封面
就在这一年2月21日，他对美国华侨团体演说时，讲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丁龙”故事。1960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长篇通讯《我国留美华侨丁龙惠泽长留 哥伦比亚大学设奖学金纪念丁龙对美国的贡献》。通讯引述董显光演讲内容，称：
有一次为了一个极细微的事，卡朋蒂尔把丁龙开除了。第二天早上，当卡朋蒂尔起床后，一心为他的厨房里面是空的，但是使他惊异的是，丁龙已经为他作好了很丰富的早餐，正在等着他去用呢。卡朋蒂尔心里很感动，连忙收回成命，并对自己前一天所说的话，感到出口太快，引为（遗）憾，卡朋蒂尔对丁龙说：“当我发觉你还在这儿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喜，我向你道歉，因为我所说的话，不堪入耳。我需要你，今后将对你更加照护。”丁龙回答说：“你说得很对，你的脾气很暴躁，但是最主要的，你是个好人；再者，孔子的传统，不要我离开你，不管脾气好坏，一个真正的朋友是患难中的朋友，这是我们的传统。这也就是我们还在这儿的原因。”……很多年以后，卡朋蒂尔将军对丁龙说：“我所欠你的恩典太多了，你希望我怎样报答你呢？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丁龙的回答是：“美国人民不懂中国文化，也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意义，我希望你能在促进这种了解上做些事。”这也就是卡朋蒂尔捐款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中国语文和法律学系的动机。（1960年6月6日香港《华侨日报》）
董显光创作“丁龙”故事的目的，在于提振美国亲蒋侨团士气，可能也希望透过华侨的热心传播，影响美国对台舆论，我认为正是上述“宣传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版本的“丁龙”故事近乎无中生有，构成了“丁龙”故事的原始版本。
“丁龙”故事的钱穆版
在中央社发布长篇通讯后不久，1960年暑假，穿梭港台两地、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历史学家钱穆来到哥大讲学。据他本人所说，他是从哥大经济学教授何廉那里听到“丁龙”故事。
1961年回到港台以后，钱穆在不同场合绘声绘色的讲述这个故事，在“董显光版”基础上编造了更多新的细节。
1961年3月27日，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演讲“关于丁龙讲座”，演讲稿收录于《新亚遗铎》一书中。钱穆讲道：
远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一位将军退休了，寓居纽约附近，那位将军独身不娶，性情相当怪，家中仆人都被他打骂跑了。丁龙是我们山东人，只身去美国当华工，他便投到那位将军家里。不几天，那位将军脾气又发，要打要骂，丁龙受不了，也跑了。过了几天，那位将军家里失火，乱七八糟，将军独个儿正没摆布，那丁龙却回来了。将军惊喜之余，俱问所以，丁龙说：“听说你家失火，没人帮忙，所以复来。”那将军说：“前几天我要打要骂，气跑了你。今天我正在无奈之中，怎么你有肯来帮我？”丁龙道：“这因我们中国有位孔夫子是讲忠恕之道的。你平常虽带我不好，但你为人也不全坏，我想我和你总有些缘分。你此刻需人帮助，我若不来，似乎就不符合我们孔夫子所讲的忠恕之道了。”……原来他们丁家只是时代耕地，却一代代，祖教父，父教子，都讲些孔夫子的道理。将军听了，大为感动，便请他继续留下，从此主仆如朋友般，而且两人也都没结婚，竟如相依为命般。后来丁龙先病倒了，他对将军说：“我在你这里做了几十年工，吃的、穿的、住的，都由你供给，还余留有你给的工资，现在积存也有一万金。这些本都是你的钱，我死了，就把这一万金还给你，算我答谢你的厚德吧！”那位将军听了，十分感动，心想：中国一个不识字的苦工，尚有如此般的德性操守，这绝不是偶然。因此他一心敬重中国，发心要人来研究中国文化，遂把他晚年全部财产共二十几万块钱，加上丁龙的一万，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指定要设立一讲座，专来研究中国文化。这讲座便定名为“丁龙讲座”。这讲座一直到今日未中断。（《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0卷 新亚遗铎》第347-348页）
《新亚遗铎》封面
相比董显光版，钱穆这里编造了“丁龙是我们山东人”、将军家里失火“丁龙”回来帮助、“丁龙”三代均不识字、弥留之际还钱给将军等情节，删掉了第二天做早餐的细节。钱穆编造山东人的说法，目的应该是拉近Dean Lung与孔夫子的地理距离，以便宣扬儒学的教化作用。董显光版、钱穆版中，除对捐款动机的解读——建立汉学系是为了增进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外，其他情节均缺乏文献依据，大体可以说是向壁虚构。
1971年春，台湾“国防部”集中海陆空三军军官设立“莒光班”，轮番受训，由钱穆讲授“中国文化精神”一课。他把在新亚书院讲过“丁龙”故事复述一遍，强调“丁龙”受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为人之道”。（《钱宾四先生全集 第38卷 中国文化精神》第31-32页）钱穆希望“国军”军官从“丁龙”的为人之道中学习，不幸的是，他演绎的丁龙故事几乎都查无实据。
“富路特版”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富路特版”，总的来说言出有据。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年出生于中国，1925年入哥大研习中国史，1934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起担任Dean Lung 讲座教授多年。1931年，他发表《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文，介绍了Dean Lung讲座的简单来历：卡朋蒂埃在1849年西部“淘金热”时前往加州，他在西海岸工作时收留了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在多年里一直对他忠心耿耿，卡朋蒂埃将军——深受这个来自中国广东的卑微移民及培养出其高尚人格的中国文明所打动——遂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并以仆人的名字Dean Lung命名。（《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31年4月号）
富路特（蒋彝 绘）
1966年，物理学家李书华发表《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大会前后五次的回忆》一文，回忆1947年他访问哥大、由富路特带领参观东亚图书馆的过程。他讲述的“丁龙”故事，可以判断是来自富路特：
当时富路特教授的讲座，名为丁龙中文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 of Chinese）。这个讲座乃是一九○二年美国人卡本德将军（General Horace W. Carpentier）所捐款设置的。卡氏原是纽约一个补鞋匠的儿子，于一八四八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嗣到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不久便成为大量地产的所有者。当时美国大批雇佣华工，建筑西部铁路。丁龙（Dean Lung山东人）为华工之一。卡本德雇用若干华工作仆人，丁龙便作了卡氏身边的仆人。一八八八年丁龙随卡氏回纽约。丁龙对主人极忠实，卡氏欲有所报答，乃于一九○二年丁龙尚在时，采用丁龙沟通中国文化的建议，立即以美金十万元捐赠哥伦比亚大学作基金，设置中文讲座，借以纪念丁龙。嗣卡氏又以一九○五年续捐赠哥大讲座基金美金十万元。丁龙逝世比卡氏为早。丁龙亦将其多年辛苦积蓄的一万二千美元，捐赠于哥大。卡氏于一九一八年逝世，享寿九十余岁。（《传记文学》第九卷第四期，1966年10月）
富路特认为Dean Lung先于卡朋蒂埃去世，这个陈述很有价值。米亚·安得尔认为，卡朋蒂埃遗嘱没有给Dean Lung任何遗赠，却有遗赠给华人厨师Mah Jim，正常的解释只能是Dean Lung去世在先。李书华的小失误是迷信钱穆，误将Dean Lung当作山东人。
1953年，华裔画家蒋彝到哥大任教，从富路特那里了解到这个故事，还看过卡朋蒂埃给哥大校长的少量书信，1964年写入《三藩市画记》（The Silent Traveller in san Francisco）英文版中，内容比李书华所述更加丰富，但这个版本在华文世界似乎影响不大。
“唐德刚版”
1981年，唐德刚出版《胡适口述自传》，也讲述了一个“丁龙”故事。唐德刚曾在哥大任教，该书多年以来长销不衰，因而“唐德刚版”具有广泛影响。他写道：
美国为汉学而设立的第一个讲座，便是哥大的“丁龙”讲座。这一纪念讲座之设立，背后却有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丁龙原为一华工，姓丁抑姓龙，已不可考。他受雇为美国卡本迪（Horace W. Carpentier,1825-1918）将军为仆人有年。可能因为勤劳诚实，深得主人信任，因而当其退休之时，卡将军赠以钜资──据说是美金两万元──为退休费。丁龙在谦辞不获之后，竟以全款转赠哥大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卡将军为丁龙的义举感动不已，乃加捐钜款，凑成十万元为哥大特设一“丁龙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以纪念这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工人。古人说：“善要人知，便非真善。”丁龙究竟姓啥名谁，我们都不知道，而能有此义行，实在可以说是“真善”了；而卡将军不惜钜款以成人之美，也是难能可贵。（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
与董显光、钱穆的版本相比，“唐德刚版”比较简略，“退休费”的说法不准确，1901年Dean Lung只有44岁，捐款金额也写少了。
卡朋蒂埃“将军”醉酒打人是“丁龙”故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目前应该也是流传最广的，却是从1975年才开始出现。据刘伯骥《美国华侨史》一书引用，国人最早写“将军”醉酒打人的，应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王鸿益，王鸿益的文章《为中国文化增光的丁龙》发表于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八卷第二期，时间在1975年2月。我检索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英文报纸，未见有“将军”醉酒打人情节的报道。
《美国华侨史》引述的醉酒打人情节
2000年，哥大人类学系教师王海龙出版《哥大与现代中国》，收录长文《托起中国梦——晚清的中国管家丁龙和哥大汉学的一段传奇》，该文随后又多次改写，发表于不同刊物并被转载于互联网。近20年“丁龙”故事在简体中文世界广为人知，王海龙的传播功不可没。王海龙查阅了哥大档案，弄清了卡朋蒂埃履历，大体还原了捐赠过程，但对“丁龙”事迹的叙述过于文学化，部分继承了董显光版、钱穆版的虚构成分，减损了学术价值。
《哥大与现代中国》封面
自2003年起，哥大东亚系教授Paul Anderer的日裔夫人米亚·安得尔（Mia Anderer）深入各有关机构，系统地搜检档案，采访相关当事人后代，取得丰硕成果，为继续研究“丁龙”提供了虽然零碎但十分可靠的信息。
“丁龙”故事的流传不过61年，却已历经多个版本，愈出愈奇，包含过度想象与发挥，多试图达到某种非学术的传播目标。1923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论断，也是重要的历史学方法论，笔者觉得对近代史同样适用。“丁龙”故事就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制造者、再创作者、传播者各取所需，服务于政治、文化上的需要。不少传播者并不在乎真实的Dean Lung如何，在乎的是“丁龙”故事的利用价值。
（本文原题为《“丁龙”故事的制造、再创作与传播》）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