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1940年代，在满目疮痍的乱世，“笑声”仿佛是不合时宜的存在。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段时期的上海文坛，逐渐从孤岛时期的激烈奋战走向沦陷时期的一潭死水。
香港理工大学老师张俭翻阅当年的小报杂志、话剧资料，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上海文坛上频繁爆发响亮的笑声。
张俭
“现代文学史中关于‘血与泪’的论述已经很多了，但太多关于笑声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来。”张俭以1940年代的喜剧文学为切入口，写出了《乱世的笑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喜剧文学研究》，该书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她注意到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中，对沦陷时期上海一次空袭的描述，在空袭之后，全上海死寂，一份代表通俗文化的城市小报却还是照常送来，打开报纸，“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读着这些，张爱玲感慨，看着上海黄金时代毁坏，虽然令人难过，但是，“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呀！”
越是在苦难之中，人们越是需要甜蜜和安慰。加之当时的政治高压，“血与泪的文学”被打压下去，但以鸳鸯蝴蝶为代表的通俗市民文学和话剧，反而生机勃勃，在战争的夹缝中开出了花。
1940年代的上海喜剧文学在主流文学的话语之外，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被认可。但张俭从史料中回到历史的当下，却有不一样的见解。
“我们现在写文学史，会说当时有些幽默是精英的，有的是消遣的、商业化的，但你会发现，回到现场去看，其实它们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
比如杨绛的戏剧《弄假成真》被左翼剧评家认为是精英的喜剧，是“绝无仅有”的“现实提练”的真正喜剧，但当这一喜剧登上舞台，面向大众时，在大众娱乐的文化市场上，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站在一起，却并未被划分出通俗和精英之别。在《申报》的广告上，对《弄假成真》的宣传语是“一本正经谈恋爱，莫名其妙定终身”——再通俗不过。
这是张俭选用“笑声”作为研究角度的原因，这个中性的词语中，可以包括太多东西，也能提供不一样的角度，“用熟悉的语调说着的俏皮话”里，包含了对权力的僭越、对现实的反讽，对自由的追求……乱世的笑声中，有作家们文本游戏的冲动，有现代文明废墟上的空洞笑声，也有复杂而暧昧的文化抵抗。
正如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陈建华所言，“面对共同的敌人，笑声的创作过程拆解了虚实与雅俗之间的界限，有效集结了各种滑稽、闹剧、幽默等喜剧性资源，也消解了文化符号与艺术类型的固定程式，给艺术创造带来多元交杂的可能性。”
《乱世的笑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喜剧文学研究》
“笑声”能打破过去的文学划分
澎湃新闻：为何选择20世纪40年代的喜剧文学为研究切入点？
张俭：我是读现当代文学的，兴趣点和都市有关，而且之前我的很多论文都和“现代性”有关。但谈到现代性，你会发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之前的很多书都是写到1937年为止。所以当时觉得这个1940年代的喜剧文学还挺值得做的，其中浓缩了很多复杂的东西。之前对这段历史的判断是比较单一的，一般认为是比较灰暗、沉寂的时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时期。
澎湃新闻：其实在《乱世的笑声》里，你对“笑”的概念似乎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幽默文学”，而更偏向于“通俗文学”，甚至比较广泛地指向当时的“鸳鸯蝴蝶派”这一支。他们的作品其实是提供消遣，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使人发笑。能讲讲《乱世的笑声》中如何定义“笑声”这个概念吗？
张俭：“笑声”是指一种喜剧性的文学想象。其实范围很广，比如晚清民初，报纸等媒体中就有广泛的消遣文学，但消遣之中也包含很多和时政的关系。“笑”中不仅仅包含这种游戏性质的消遣文学，比如林语堂1930年代的幽默，其中有知识分子的想法隐藏其中。到1940年代，有很多讽刺文学。这些都指向“笑”，但你会发现，其实我是把“笑”作为文化事件来看的，其中囊括的东西很多。比如杨绛的话剧，现在看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创作，但其实当时在话剧舞台上展现非常通俗，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没什么区别。看当时的海报还有《申报》上的广告，并不会觉得杨绛的创作就很“精英”，它的形态也就是一个商业形态很强、要拿出来卖的话剧。如果用让大众“笑”这一点来划分，其实在当时并没有正义的“笑”和非正义的“笑”的划分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用“笑声”，好就好在能打破我们过去的一些划分，这是为了和后来的叙述区别开来的。我们现在写文学史，会说当时有些幽默是精英的，有的是消遣的、商业化的，但你会发现，回到现场去看，其实它们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并没有这样去划分。李健吾、杨绛这些学者圈里的人，当时都是走出了这个圈子，来到大众的舞台上去演话剧，去创作话剧，他们最终要面对的也是普通观众。我觉得在书里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传媒商人，他们都有一种传播策略，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笑”的东西去面对大众，有时候他们倡导的东西是很文化性、很有建设性的，但真正到创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创作的东西再通俗不过了，他们内部也是有矛盾的。
澎湃新闻：但你也写到在当时就有关于“笑”的论争，比如什么才是严肃的、正确的笑，什么才是通俗的。
张俭：对，一直都有人在做这种建设性的论述。在《诗经》里都有“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就是说开玩笑的时候不要太刻薄。幽默这种形式确实有道德的灰线在里面，这是什么时代都会有的，在现代文化里面，从20世纪初开始，笑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对当时道德的期盼，比如林语堂那种“会心的微笑”，他认为是文明的体现，1940年代延安那边的“笑”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对“笑”的不同论述，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东西。
澎湃新闻：如果“诙谐”“嬉笑怒骂”在当时都算得上是喜剧文学，在这个框架下如何理解鲁迅？比如你提到平襟亚的《故事新编》，很多人认为是对鲁迅拙劣的模仿。界限在哪里？
张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如果把“笑”看作是定义复杂的文化事件来看，鲁迅杂文中的笑骂也是一种“笑”。《故事新编》中有些部分也是有点油滑的，但你会发现他文化启蒙的立场是在后面的，他自己对油滑是很警惕的。但平襟亚那种犀利和刻薄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典型的传媒商人，对传媒后面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他知道自己很油滑，但他并不在乎，反而会把这种油滑发挥到极致。所以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模仿者，他是放大了这种自晚清以来就有的“油滑”，我并没有把他看成鲁迅的模仿者。
从晚清开始，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其实也是一种故事新编。鲁迅的《故事新编》好像在知识分子中开辟了一种写作形式的先河，但用戏说一个东西来带出另一个东西，这种写法在晚清就有了。
澎湃新闻：那他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是目的不同吗？
张俭：我想是根本目的。也不能说吴趼人就没有启蒙意识，但到了平襟亚，他更多的是一个传媒商人，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在里面。比如他写有一篇写周璇，就写得很八卦，就是洋场传媒人的做派，很大胆。
澎湃新闻：你也提到在当时什么样的“笑”是正确的，该如何“笑”甚至引发了论争。论争的过程和焦点是什么？
张俭：几乎每一个所谓的现代文学的十年都会引发一些这样的讨论。我在书里写到的是1940年代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引发的论争。抗战时候开这种玩笑，是打击士气还是鼓舞士气？这是大后方的讨论。但在上海，商业舞台上并没有这样的讨论。反而孤岛时期初期，左翼抗日剧中有这样的论争。比如一个法国喜剧引入之后，本来是很闹的，但来到中国就觉得太闹了，有点像当时的文明戏了。左翼人士有启蒙救亡的心态，会觉得这样太不严肃。所以有过要“磨练喜剧”的讨论，这是救亡话语的体现。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用大篇幅讲了张爱玲的“俏皮话”。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张爱玲的文学地位才得到公认。其实在那个时期，除了代表先进力量的左翼文学，通俗文学也是体量很大的一个部分，这一支文学力量长期被忽视，在你看来是因为它们在当时被以西方文学理论归为“喜剧”的一派，与当时呼吁的“血与泪的文学”相背离？
张俭：这是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在主流的文学史里面，有很多被遗漏的东西，其实都是有时代的烙印在里面。和城市相关的通俗文学，在之前的文学史中不是主流，但你会发现，现在这部分内容已经变成显学。这和夏志清他们在海外的发掘有关，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和这二三十年我们自己文化环境的变化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开始不断重新发掘那些记忆，并重新阐释它。
喜剧文学兴盛有其现实土壤
澎湃新闻：你选择上海这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当时处于全面抗战时期，上海在沦陷时期，喜剧文化为何不衰反盛？
张俭：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实有很多已经有的解释，也有很多历史性的原因，比如当时不能演和政治有关的东西，只能娱乐。李健吾这些话剧人，要生存下去总要做话剧，总要去面对当时的话剧市场。当时处于战争时期，很多难民涌进上海，在乱世，人们都喜欢看一些甜蜜的东西，就像美国大萧条时代，人们也都喜欢看一些描绘爱情圆满、生活幸福的电影。生活越是苦难就越需要这样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商业舞台上，娱乐性的东西就会出来。就算是左翼剧团，到1940年代做出来的也是很商品化的东西。
澎湃新闻：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空下，有文学就必然有悲剧也有喜剧。但有一个固有印象是中国人更加喜欢“大团圆”，喜欢喜剧。这是事实吗？为什么会这样？
张俭：一种文化产品的出现总会有一种文化心理在后边。比如爱尔兰人中有很多酒鬼，喜剧也比较厉害。印度人喜欢歌舞，觉得悲剧甚至是不道德的，这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大团圆结局其实鲁迅批评得很厉害，因为他觉得现实并不是这样。但到了1940年代，鲁迅对大团圆的这种批判态度，并不是垄断性的。喜剧和笑声也是参与其中的。杨绛的《称心如意》就是完全的喜剧，后面的《弄真成假》也算是一种大团圆。但你就会发现，1940年代和五四时期是不一样的，有一点反思在里面。对悲剧的论述、对传统的批判都有些不一样，有更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澎湃新闻：你引用了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在博士论文《笑声的历史：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诙谐文化》中提出的观点“笑声与泪水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体两面。”如何理解这句话？
张俭：现代文学史中关于“血与泪”的论述已经很多了，但太多关于笑声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发掘出来。当然可以说其中有很多存在于通俗期刊中，但同样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反映，对于现实、未来的焦虑也好，都会在笑声中呈现出来，这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