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由青年导演郭柯编导的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全国公映。《二十二》以300万元的小制作，在20天里，实现35%的上座率，600万观众，1.7亿元的票房，引发的讨论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
《二十二》海报
很多人没想到，在时隔23个月后，《二十二》会因为“讨钱”二字重回公众视野。7月7日，一份以“ ‘慰安妇’受害者部分子女”署名的声明《我们想要一个公道》在网上引起热议。
7月7日，一份以“ ‘慰安妇’受害者部分子女”署名的声明《我们想要一个公道》在网上引起热议
1.7亿元的票房惹的祸？
在《我们想要一个公道》中，“慰安妇”受害者部分子女将矛头直指郭柯：“大部分老人已经去世了，没有直接在电影《二十二》里上镜头，但是你拍摄的是‘慰安妇’题材的电影。没有这个题材哪里有你的电影。主要的是你的电影赚钱了，有这个必要给受害者和家属这个钱。”
据《红星新闻》报道，郭柯回应，要钱的人并未在《二十二》内出现，“我拍摄时，这些老人已去世，我也没见过他们的家属。去年，他们不断给我打电话，想方设法要钱。我只负责我拍到的、在影片中出现的老人或他们的家属，他们曾给予我配合”。
郭柯还表示，未在影片内出现的受害者或家属可通过合理途径申请救助资金，比如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未在影片中出现的人，未给予我配合的人，于情于理，我也不该给他们钱。”
郭柯微博
回到《二十二》，这部创下了中国纪录片电影最高收益记录的片子在拍摄完成两年时因资金紧缺无法排片上线，才有了通过众筹集资的想法。据导演郭柯，当时剧组对完成众筹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但《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让公众知道了剧组的资金困难，3天之内便超额完成了100万元的众筹目标，这才有了《二十二》的公映。
7月13日，《二十二》历史顾问、众筹发起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向澎湃新闻记者证实：“有媒体报道时甚至用了 ‘讨薪’这样的字眼。我个人认为非常不恰当。什么是讨薪？过年前农民工拿不到一年辛苦钱，这才集体讨薪，因为他们受雇于企业。但郭柯欠受害者家属什么薪水？郭柯说一些家属令他寒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钱的事也不是从7月才开始的，从1.71亿票房就开始了。”
苏智良还透露，早在2018年1月就有家属因为钱的问题找到郭柯。“为了要到钱，他们甚至还去找日本人来交涉。”
票房分成与众筹捐款去了哪里？
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下文简称“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研究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学术机构。在20多年的研究调查过程中，研究中心收集保存了来自中国大陆22个省市“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照片、实物证据等相关资料，也为电影《二十二》的拍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2018年10月8日，纪录片《二十二》官方微博发出捐款公示。公示显示，票房分成379万，张歆艺资助的100万，导演郭柯400万，社会爱心人士众筹等方式的105万，最终合计10086003.95元捐给了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并在基金会内设立“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下文简称“专项基金”）。
“基金会实际收到现金8786749.35元。因为2018年新春探访行团队探望幸存老人时已使用1299254.6元，其中包括了《二十二》支付出镜老人的费用。”苏智良说，“有些网友询问郭柯，说你为啥把钱捐给上海师范大学？我想郭柯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我们中心一直做这方面的调查和援助。第二，我们也是《二十二》的合作方。”
纪录片《二十二》的捐款公示
7月11日，研究中心发出“向24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原告受害者发放致敬慰问金”的工作说明。说明称，2018年年末，为纪念中国山西省16位、海南省8位曾起诉日本政府的已故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研究中心向专项基金提起倡议，给予24位已故原告受害老人象征性的致敬慰问金。
出于对所有在1995年至2001年间24位原告老人有力推动了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关注与研究的宝贵贡献之敬意，专项基金拟向每位已故原告老人奉予每人贰万元人民币致敬慰问金。5月12日起，由研究中心商派志愿者赴山西、海南与已故原告老人家属落实慰问金函件说明与文书签署工作。
“所有的相关法律授权文书签署及核查工作经一个多月时间已全部完成。但签署后还有很多财务问题。现在我们中心的研究生和上师大财务处、基金会三方都在做这个事。但流程没有那么简单。”苏智良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比如山西有些原告家属使用信用社和其他银行的账号，农业银行打过去需要流程。慰问金发放是肯定的，但具体什么时候发放还要看财务进度。”
“5月就已经签署好了，期间我们与家属保持着各种联系，但还是有家属等不及，一直在催，所以7月7日那篇声明出来我很感慨。一些家属来电话的时候，无论是对我还是对郭柯，都说过 ‘我们一定要你们给钱。如果你们不给，我们将组团起诉。’”
苏智良还透露，目前还有个别不是24位原告老人的家属也提出“我们要钱”。“但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再扩大了。研究中心做过认证的全国大概有260位 ‘慰安妇’幸存者，分布从黑龙江到海南。其中很多老人十几年前去世了，没有任何联系方法。何况研究中心的本职工作就是做研究。90年代调查时我们感觉到老人生活很困难，2000年有海外华人表示可以提供资金，我们才开始做援助。”
研究中心的工作说明特别提及：“鉴于该致敬慰问金的性质不同于日本政府对受害者的赔偿或补偿，也不同于本国政府机构或其他团体对受害者的经济援助，所有与慰问金领款人即已故原告老人遗属代表的授权以及慰问金发放后的后续家属事宜，研究中心与专项基金概不过问、不参与。”
并不是所有受害者老人家属都一样
7月13日，研究中心还公布了《2019年度1-6月申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情况》。
“慰安妇研究与援助”项目专项基金项目明细账。图片来源：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财务处
其中说明：自2018年10月8日，所有善款共计8786749.35元全部到账，专项基金随即启动。至2018年12月31日止，二个月内共使用43281.72元，全部用于专项基金最基本的两项工作：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的援助和“慰安妇”历史问题的调查研究。
而从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专项基金共计使用505895.84元，其中受害老人生活援助、医疗援助、已故老人丧葬费用等对“慰安妇”受害者的援助支出352389元，约占经费使用总额69.7%。其余明细在研究中心的公号里皆有公示。
根据5月27日《关于发放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生活费等的说明》，研究中心和专项基金的援助标准为三项：1、受害幸存者每年生活费援助1万元；2、受害幸存者看病、手术、住院的医疗费实报实销；3、受害幸存者若逝世，给付丧葬费2000元。
根据5月27日《关于发放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生活费等的说明》，研究中心和专项基金的援助标准为三项
“有人说给老人的钱，应该越多越好。但我们认为不是这样。钱给了很多，有多少是给到老人用的？一位盂县受害老人在活着的时候曾悄悄和我们说，你们不要寄钱来，寄钱来我收不到。言下之意，就是儿女自行使用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给老人一年的生活援助定在1万元，但凡老人的住院医疗都实报实销。”苏智良说，“这么多年，还有些家属寄来假发票的，财务一看就知道是不是医院开的。”
即便如此，苏智良依然想强调：并不是所有受害者老人家属都一样。
“应该说，全国绝大部分受害者的家属，都是抱着支持自己的母亲讨还清白、要个公道的态度，并不在乎钱的多少。他们是深明大义的。”
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比如山西万爱花老人（24位已故原告受害老人之一）的家属李拉弟和黄娥，对“钱的问题”就很豁达。
“我们相识了二十多年，如今老人不在了，我们之间仍保持着亲密的联系。2016年以来，万爱花的外孙女黄娥一直代她的母亲李拉弟，在教师节、中秋节、元宵节、春节发微信问候。今年初，知道我夫人陈丽菲教授身体不好以后，拉弟专门寄了山西的特产，小米、红枣、核桃，一大纸箱。 我们也于6月给拉弟寄了新茶和粽子去。黄娥来信告诉陈教授，说她母亲高兴得掉眼泪了。”
苏智良感慨万分：“在山西盂县发生讨钱的事后，她们生怕我们不愉快，特来电话提醒我们。还说，能结识你们这些有学识的爱国者，就是最大的荣幸和收获。海南的受害者家属也没有一个问我们要钱，而且他们非常温和有礼，我们非常感动。”
2019年5月18日，研究中心志愿者赴山西盂县为盂县已故原告老人家属举行专门会议，落实协议条款、法律文函内容说明以及签署工作。图片来源：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在苏智良看来，《二十二》的上映本身就是公众支持和参与的结果，也是中国民众关于日军“慰安妇”历史的一次启蒙。“这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不忘战争伤痛、坚决铭记历史的态度。”
他说：“一个社会有多种声音的存在是正常的。受害者子女遗属讨钱，从根本上看，是战争的深创巨痛撕开的巨大裂口，到现在还没有愈合，还在流血。有些后代违背了母亲们当年毅然站出来的初衷，但是他们的一腔怨恨因为加害者的逍遥法外，以及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贞操观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无处可泄，扭曲发展，也应该以同情心去理解。作为同胞，只能以慈悲心去化解，去安抚，去引导。所以今日更应牢记战争对人类戕害的罪恶，呼唤和平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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