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无后，缺乏家族势力，正是因此，在与官僚士大夫的博弈中，皇帝们喜欢引入宦官打击朝臣。而掌握历史书写话语权的士人往往不能在争斗中得胜，只好在史书里攻击对方“阴柔无后，背离伦常”。
但历史在唐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次反常，朝堂之上忽然出现了不少绵亘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宦官家族。他们把持朝政，甚至废立皇帝，更胜过六朝的门第贵族。为什么大唐的太监这么幸福，权力与家庭可以兼得？
无中生有的后代——唐代宦官的养子女
宦官生理残缺，注定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了，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男人，对正常家庭的渴望从未停息过。
在生理残缺之下，宦官们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通过娶妻继而收养子女，获得形式上的家庭，实现了“传宗接代”。
早在秦代，宦官赵高就有女婿阎乐。另一位宦官韩谈也曾与其养子谋杀赵高。其后的东汉、北魏二朝，宦官权势兴盛，宦官养子已成为风气。但收养的多是亲族之子,数量有限且大多不为宦官,一般也不会养在宫中,自然不能形成所谓的宦官世家。
曹操他爷爷曹腾是宦官，收养了同族的曹嵩，曹嵩并非宦官，仅仅继承了曹腾的爵位，脱离了宫内宦官体系，自然不能继承权力，所以到曹操这里只能算是地方小豪强罢了
从那时起，把握主流舆论的士大夫对此就不免口诛笔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风气开放的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清规的反常行为。
宦官妻子段氏的墓志铭，记载了她的封号是武威郡夫人，她有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其中一半的儿子都是宦官
唐代前期宦官也收养子女，但并不泛滥，比如高力士的父亲高延福根据记载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这一时期，宦官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并不显著，即使出现高力士这样权势显赫大宦官也不过是君主面前的弄臣，皇帝对宦官收养子也并不在意。
但到了晚唐，形式陡然大变，伴随着宦官权势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养子也多了起来。皇帝每次看到宦官背后有着一大群养子，自己的生育能力反而跟不上的时候，总是感觉压力很大。于是德宗下诏书规定五品以上的宦官才可养一个孩子，而且必须是同姓不超过十岁的孩子。
唐王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初期继承前代皇帝的积蓄，锐意镇压藩镇，反而被藩镇好好收拾了一番。从此德宗再也不敢招惹藩镇，对内开始重用宦官
德宗圣旨的本意是限制宦官养子，但他没想到这却是给了宦官养子以制度上的保证。宦官蓄养之风不仅没有因德宗的诏令有所收敛，反而更加炽盛，数目上大大超过“许养一子” 的规定。
后来的大太监收养的子女越来越多，最夸张的是太监世家杨氏家族的一对堂兄弟，堂弟杨复光有养子数十人，堂兄杨复恭养子在六百人以上。宦官们收养的孩子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一，收养小宦者，使宦官队伍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其二，收养民间小儿,可以嗣养天年，得以终老; 其三，宦官收养外臣或武将为子,则是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需要。外藩的军人尤其喜欢成为宦官的养子，好在朝里有个说得上话的靠山。这使很大一部分地方军事系统尽在宦官的掌握之中。
上面提到的两位宦官兄弟，就收养了一大批武将作养子。杨复恭号称有600个养子，其中有五个都是地方上的节度使。此外他还收了一批刺史作为养子，还派出了一大批宦官养子作为监军控制地方部队，杨复光也有4个养子是节度使。
可以说，从黄巢手中保住唐王朝的就是宦官及其率领的军队。黄巢攻占长安后，杨复光成为唐朝军队的总指挥，又诱使黄巢部大将朱温投降，引用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长安。他病逝之时，军中恸哭数日。他有义子数十人，分别担任各地节度使、防御使等职。而平定黄巢之乱者，大多数也是他的门人故将
宦官家族的巨大势力
不难看出，此时的宦官世家收养子女已经远远超出了传宗接代，聊以自慰的程度。据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一文统计，唐代娶妻的宦官，五品以上的高层宦官占49.3%，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宦官占50.7%，有的甚至不止一个妻子。随着宦官权势的增加，他们的娶妻生子也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宦官娶妻，主要有两类对象，一是与其他宦官家族联姻，比如宦官仇文义共有六位养女，其中五位均嫁给其他宦官；另一类则是低级官僚或者平民，比如唐玄宗的宠宦高力士娶了一位低级公务员——刀笔吏吕玄晤之女为妻，攀上了这棵大树，吕玄晤也很快从刀笔小吏升为少卿，后出任岐州刺史，吕氏的兄弟也都当成为了官员。至于高门大姓，朝廷高官还是很少与宦官家族通婚。
宦官之妻也有封号，和朝官贵戚平起平坐了。比如著名大宦官仇士良妻胡氏，就被封为鲁国夫人，而官位比仇士良低些的宦官张元忠任内侍同正员，妻令狐氏封雁门郡夫人。
而更重要的是养子，由养父子关系构成拟血缘的宦官家族把持着宦官中的高级职位,这样的宦官家族,维系在三四代以上,历数十年、上百年而不衰,形成了唐代历史上特有的宦官世家。如果我们再看看杨复恭的家族，也会被这世代显赫所震惊：杨氏家族四代五人任神策中尉，掌握禁军兵权（宦官最高军事统帅，同时也是唐王朝中央军统帅）；三人次出任枢密使（相当于唐朝后期的宰相）,堪称唐代最有权势的宦官世家。相比东汉的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以仇士良为代表的仇氏家族，其一家五代均为宦官,到了仇士良这一代飞黄腾达，《新唐书》载: “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
再比如历经德、顺、宪、穆、敬、文的六朝元老大太监梁守谦，从元和五年任知枢密事至太和元年致仕，掌握朝廷重权达18年之久，根据出土的墓志铭就能追溯出他的家族绵延六代之久
相比于一般家庭实实在在通过繁殖生育的方式扩大势力，宦官要孩子更容易，家庭规模也更大，最终形成了宦官世家，在与文官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事实上，安史之乱后的150余年里，宦官代表的北司总体上压倒了宰相代表的南衙，这背后与宦官世家能够凝聚更大的力量也有莫大关系。
所谓南衙北司，是根据其与皇宫的相对位置而言，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们的办公地点都设在宫城之南，故称南衙或南司。而宦官们的集中地——内侍省，因设在皇宫北面，故名之北司。
宦官养子影响深远
宦官群体作为皇权专制下的畸形产物，并不具有自然的家族传承能力，更没有生产物质财富与文化财富的职能，和东汉以降的士族大家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之所以能够形成绵延不衰的世家，靠的是晚唐政治制度所赋予的庞大政治权力，而结成世家则有助于他们垄断权力，这两者相互促进，使得宦官的家族和势力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在晚唐，宦官几乎同时把握了唐王朝的军政大权。
在军事上，宦官渗透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系统，在中央宦官掌握了禁卫军中实力最雄厚的神策军，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都由宦官担任。在地方，宦官则通过担任监军使一职控制军队。唐玄宗宠信宦官，开始向四方派出监军，安史之乱后为了控制日益强大的藩镇势力，君主频繁派自己的家奴宦官到地方监视各地藩镇。
而在政权上，安史之乱后中央出现了枢密使一职，专门由宦官担任负责传达政令，直接分割了宰相权力。这样，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已经瓦解，枢密使与外朝宰相、翰林学士共同构成唐后期新的政治中枢。
左右枢密使与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合称“四贵”，是宦官集团的首要人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宦官才能够在晚唐兴风作浪，以致废立皇帝如同儿戏，对唐代后期的政治冲击剧烈。安史乱后唐王朝有9位皇帝的废立都与宦官有关。唐王朝的大权尽归宦官，两者的命运也紧紧绑在了一起。当朱温在凤翔城下杀戮了700多宦官时，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与此同时唐王朝的命数也走进了倒计时。
此后的历史再也没有出现宦官世家，但起源自宦官内部的养子之风却影响深远，尤其是那些认宦官为父的地方军阀，更是有样学样，纷纷通过收养子女来扩大势力，到了五代时发展为普遍的社会风气，比如前蜀的开国者王建曾做过大宦官田令孜的养子，他自己收养的养子就达42人之多。王建创建前蜀政权,主要依靠这批人的力量。后梁的朱全忠有养子朱友文、朱友谦、朱友恭、朱汉宾等。最典型的是晋王李克用，他的养子中能征善战的很多，如李嗣源、李存孝、李存璋、李存贤、李存审等。这些养子之间毫无亲情可言，动辄互相攻杀屠戮。
朱温的亲子义子一大堆，彼此互相残杀内讧激烈
以至于宋人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特创立《义儿传》，大为感叹：“呜呼! 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
宦官养子本是出于人性所需，以图抚慰他们深受伤害的肉体和心灵，卷入政治权力之后却不断的异化，造成了如此深远的历史乱像，历史的蝴蝶效应真是让人可叹。
在唐朝灭亡后辅佐河东李存勖集团的张承业一直以复兴唐王朝为己任，算得上是大唐最后的宦官了，其养父是内常侍张泰，并非显赫的宦官家族
参考文献：
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
张文斌：唐代宦官养子制度探略
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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