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养、食禁之外，我们也不可忽略药物的作用。历史学者多不具备专业的医药知识，但是却能够在浩瀚的史料中嗅出特定时代中社会文化、身体观上的重点来加以论述，这是历史论述的价值。对热病而言，各种复症是必须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犯了房室之禁忌所导致的复症，其重要性不输食复，而且房室与食物之禁忌知识，往往是防疫的两个关键。在房室知识上，大致体现在两个古代病名上，一为“阴阳易”，一为“劳复”，其实两者都牵涉到罹患热病未愈就行房室所造成之损伤，对热病之调养具有重大危害。在《外科正宗》中谈到杨梅疮时曾记载其病因乃“时气乖变，邪气凑袭”，不过“总由湿热邪火之化，但气化传染者轻，精化欲染者重”。是否在中医的观点中，原本气化之传染总是比较轻微的，但若是牵涉精气或欲念之感染，往往将使病情加重数倍？《重订广温热论》则说明：“余劳尚可，女劳则死，当吐舌数寸，或吐涎而死。故温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不平复，而犯房室，名为阴阳易之病，皆难治多死。此思邈之论温热也。”可见房室之禁忌历时悠久，古代房中家本为养生治病之术，待至近世，则坠入方家邪术，一般医者只谈房室禁忌，在热病领域也不例外。房事养生之事，正统医书似不多论。
至于前文所谈抵抗力与气不足所导致的变症，在热病的调养中也往往和体质衰弱、营养不良的身体观放在一起讨论。而其相关性，大概如陈果夫所谓：“一个人若是自己身体很健全，有了一种抵抗力，这种抵抗力对于普通的疾病，一定可以对付。只怕吃得多了，硬行消化，或是太冷太热了，顾到对付冷热，那时微生物才得乘虚而入。还有用脑过度，或是因性欲方面的关系，消费太大，自己的抵抗力不足，也不能对付外来的敌侵入。”房室不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会让人体的“精”流失，也会使人衰弱，造成容易罹患外感热病的体质。“个人”的抵抗力，包括精神和肉体的强盛，血液循环的通畅等，都是抵抗病菌的要素。身体的虚弱与衰劳，在民国时总是被拿来指陈一些疾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肾亏和遗精，以及连带成为中国新疾病的“神经衰弱”。人体的“精液”或“精气”之流失，是中国人非常惧怕的。夏瑞堂和最后一任妻子结婚时，已超过６５岁。他们膝下无子，原因无他，因夏本身是一位中医，他从来不生病，而且信奉一些个人的养生之道。他信奉“守精”的理论，认为人过了６５岁以后，就不应该让精液外泄了，这对男人的健康极为关键，可见保存“精”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在热病学的理论中，也有很大的一派理论称为“伏温”。持这种理论的医者认为，最厉害的邪气有时会蛰伏在人体内，若是人在冬天没有好好保存“肾精”，到了其他季节就容易罹患温病；相反，好好保存“精”，则可免于发病。张景岳（１５６３—１６４０）曾说：“伤寒瘟疫，多起于冬不藏精，及辛苦饥饿之人。盖冬不藏精，则邪气乘虚易入，而饥饿劳倦之流，则受伤尤甚，故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正为此也。但此辈疫气既盛，势必传染，又必于体质虚浊者，先受其气，以渐遍传，则又有不待冬寒而病者矣。”张认为不藏精的“体质虚浊”之人特别容易罹患瘟疫。虽然近代“伏温”之说受到细菌论强大的质疑，但张锡纯解释说：罹患热病的人似乎总有体质上寒热气的失调，“冬不藏精”代表体内有不好的热气潜藏，容易受外感之气触动而诱发罹患热病，所以这种传统的说法并没有因细菌论的挑战而消失。
更有甚者，有中医以明清瘟疫的身体观来解释为何失去肾精容易导致外感疾病，如曹炳章谓：“读《龙川略志》三焦之说，与唐宗海西说亦相符合。皆云三焦源出肾中。故欲念一起，心火炽甚，翕撮三焦精气，从命门之腑而输泄之，则不能荣养肢体百脉，是则三焦膜原皆虚，不能卫外而护皮毛，则寒暑客邪得各从其类而侵袭之。”这是将精气泄出人体之外的道路，和瘟疫的膜原说结合，再举近代汇通医者唐宗海的论述来增加其说之合理性。这些综合性的身体观在近代更常被作为各种肾亏、虚弱论述的身体形质证据，而且“虚”与“病”会相互影响或言恶性循环，其中外感热病，如感冒，也跟“虚劳”一样，容易导致肾亏。
而传统中医认为，肾脏元气虚衰的病人，罹患热病时也总是特别严重，例如缪希雍言：“伤寒、温疫，其不可治及难治者，皆属下元虚。”是以预防肾亏本为养生学的重要内涵，在近代热病知识中也被延续并强调，例如：“人眠勿以脚悬蹋高处，久成肾虚，及损房足冷。”身体的衰弱将导致易被传染病侵害，两者互为因果关系。治疗外感，当然不能忽略“肾亏”这个因子，陈存仁说：“凡肾部亏弱，体气虚寒，嗜酒好色，时进油腻之品，每易患此，其初尚无明显之损害，泄泻经年，则日形瘦削，肌肉消脱，伤身至烈。若不亟为治疗，则一经患外感病症，每易沉重内陷，致于不救。”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行为将导致精气流失，加上近代城市生活之繁华忙碌，脑力消耗过甚，还有虚劳、手淫、遗精，以及外感热病调养不当所导致的后遗症，等等，都将导致肾亏的恶果。梁实秋曾有妙喻：“大概发烧即是火，咳嗽就是风寒，有痰就是肺热，腰疼即是肾亏，大致总没有错。摸不清病原也要下药，医生不开方就不是医生。”大概肾亏、痰、火、热、风寒等几个概念，都是中国人常见的病理形容词，各种外感之病其实也和肾亏有关，这是过去研究中国医疗史的学者甚少注意到的身体观。
研究民国时期医药广告的几位研究者，包括黄克武、张哲嘉、张仲民、张宁、杨祥银和高家龙等人，都曾指出这一时期医药广告的特性。特别是当时的中药与西药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药商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药品市场脱颖而出，运用各种已为人知的传统医学概念，并参杂以新式、新颖的西方身体概念，来说服一切可能的消费人群。而性别疾病、脑弱、血虚、肾亏等往往正是这些广告的大宗。这类广告，其实也和近代中国强种健体的概念相关，虚弱的民族、病夫的形象，仿佛是近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颓唐形象，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有讽刺清末政治当局和文人衰弱身体者，如梁任公所说：“皤皤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至民国时期，蒋介石更认为，中国人身体衰弱的“病夫”形象，是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养成了一种“萎靡懦弱的习惯”，以弯腰驼背，浪漫腐败，没有纪律和精神不佳，衣服穿不整齐等“不卫生”为外在的行为表现。而这些“虚弱”的形象，往往与个人行为的不检点、纵欲有关。例如陈存仁谓：
手淫系青年恶习，最易犯之。……当今淫风炽盛，人欲横流，尤以上海之青年环境为甚。试观青年中面黄衰颓，思想萎顿者，几触目皆是。偶患伤寒湿温，几无一有抵抗能力，往往病方二三候，即已悠然长逝。其勉强支持者，则阳痿早泄，一切不健全之证象毕呈。欲治此患，一面固需青年自己下最大决心，戒除恶习，一面则须长时期服药，培补本元。每逢冬季不妨进一膏滋药剂，以药物补救已耗损之命门元阳，使发育得臻健全，使神经衰弱得以恢复，使一切消极病症完全治愈，使新生机勃然发动，充血生精，而日臻康健。
这种不卫生的“个人”体验，多与手淫或过度纵欲有关，身体内的精与血流失，导致一罹患热病就无法收拾。而且虚弱的形象无所不在，热病之后身体会虚弱，各种并发症容易接踵而至。“热病能使血液衰薄，往往主症虽去，而血亏情形久久不愈者，热病之后，每有头痛、背痛、肌肤消瘦、面容苍白、神疲体倦、精力萎顿等等现象，此皆血亏为其根本原因。不特此也，苟血液长此亏缺，其病且有随时反复或变症之可能。”所以补养的药物就非常多，吴章也注意到这些补血的广告一般都宣称充足的血液乃健康之本，太少或是有所亏损的血，会导致身体衰弱，易患疾病。在２０世纪初，神经衰弱被认为是上层人士的疾病，和感冒是不同的；但在中国，两者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早在晚清，神经之衰弱是和滋养其正常运作的血液有关的，这一点常为研究者忽略，可能这样的身体观将血液和神经绑在一起，影响新的中医疾病论述。在热病的讨论中，神经衰弱与贫血、肺结核和外感病如伤寒、疟疾等疾病所接连导致的“虚弱”状态，是雷同的概念，许多补药也都可以针对这个情况加以治疗。
但是补肾以防外感热病的思维，由于和古典医学“劳复”有关，所以可以从较多的日常药品广告中找到更多线索。例如佛慈国药厂出产的“肾气丸”，就充分运用古典热病之身体理论，强调冬天正是补精的大好时机，春天一到，肾气充足、身体与精神同臻于康健，抵抗力变强，自然可免“春必病温”，达到“百病自然退舍”的功效。（见图１７）广告词曰：“春到人间，易使人情感紧张，而时令病之增加，以及肾脏病之复发，必较他季为多。”此乃用季节性将外感时令病与肾脏病拉上关系。并且，这类广告又总是和性疾病联结，其实它们之间的逻辑性，仍在于肾脏内的精气。该药已提到“内分泌”和“生殖腺”与肾气功能的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广泛的虚弱身体观，并主张用药物加以调补。
外感热病在近代中国的药品内也常常被拿来和细菌学相比较。举例来说，当时有一日本药品名“仁丹”，强调可以预防瘟疫、时令病症等，广告论到“不勉卫生”或“不慎饮食”，都会罹病上身，还好该药具有强大之“健胃力”和“杀菌力”，可以保持人们健康。这个广告通过强化胃肠这个脏腑的吸收力，来增强人体抵抗外在病菌的能力，达到“杀菌防疫”之功。不过，在另一些广告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却又强调该药可以促进各种好的荷尔蒙分泌，充实营养，让孱弱者的抵抗力和体力都得以增强或恢复。甚至有广告说其添加了“好（荷）尔蒙”和“维他命”，所以功效卓著。该药也总是强调“身体健壮、精神盛旺”与“防遏时疫”之关系。中国医学的“精气”可以解释这些，只是民国以后常常用抵抗力、体力等名词代之而已。与之相对的，则是“虚劳”的身体观，余无言谈道：“中医谓虚劳之症，皆由外伤酒色，内伤七情，饮食劳倦，嗜欲无节，所以致此。盖酒伤肺胃，则湿热熏蒸，而血气销烁，色欲伤肾，则精室空虚，而欲火无制。”虚劳论述多由日常生活不检点或不知节制所致。
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而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１９１４年葛廉夫等著）、《痨病指南》（１９２０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１９３６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而民国初年的医界或一般人，也常常认为外感病拖太久或没有调养好，将会转成肺痨，如“伤风不醒（愈）便成劳（痨）”就是个常见的概念，许多治疗伤风咳嗽之药物，都会强调此概念（见图１８），这是外感病不愈转成内伤的例子，在中国医学的论述中可谓屡见不鲜。而且，各种外感病的预防与调养，也常关联到“荷尔蒙”这个新药。这类广告指向外界季节、环境“气”的变化，是导致外感病的重要原因，无论感冒、伤寒、温病皆如是；这些外在的“气”，往往影响人体荷尔蒙之分泌，例如：“黄霉时节，阴晴无常，乍寒乍热，人身受天气之影响，荷尔蒙失其正常，精力时感不足，疾患纷起。”又如“德国寿尔康补片”的广告指出：
入秋以来，酷热非常，这就是秋行夏令的“秋老虎”。因气候不正常，人体内分泌机能，往往错乱，从此妨碍新陈代谢，营养欠缺，立即发生失眠、疲倦、烦闷、小便短赤等现象，抵抗力日渐薄弱，易染时疫，及酿成肠胃诸病，如“伤寒”、“痢疾”、“疟疾”等，防不胜防，最妥当之方法，惟有服此。（见图１９）
这类广告多将内分泌的正常等同于人身抵抗力的强盛。人体的内分泌有很多类，就像恽铁樵讲的，腺体的种类繁多，但这些论述常常都指向与肾有关的生殖腺分泌，可能受季节、时气的影响甚大，罹患严重疫情，若服用荷尔蒙内分泌制剂，则可阻止各种外感热病之发生。
那么，什么人容易罹患外感病呢？除了一些慢性病或特殊疾病的患者，还包括抵抗力较差的老人和小孩，这是我们的一般常识。但民初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体内精气流失而导致疾病的论述，其中之一就是“遗精”导致外感热病。一则广告指出：有位叫姚允平的读者投书报纸，说自己遗精很严重，“遗（精）时尚在睡乡，醒时早已完了！”他常感头晕目眩、身体发冷，而且很容易罹患感冒。后来他自言服用“希米脱氏固精片”和“生殖素”之后，感觉好很多。这些药深层的逻辑都是将肾精和各种健康元素结合，营造一种治百病的论述。（见图２０）读者还问了一些有关这些药物的问题，医生在报纸上回复：该药为“联合睪丸肾上腺、脑下垂体、甲状腺等内分泌要素制剂”，乃根本解决遗精问题的特效药，大概吃五六匣（盒），就可以治愈，这段时期千万要禁欲，需待治愈后再行房，颇似“劳复”之概念。在某些版面，强调该药加入了生殖腺素，但到底是什么，令人怀疑。广告资料显示，它其实是一些腺体的综合制剂。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大部分还是用生殖腺素或荷尔蒙，像这种“大杂烩”式的解释，也许仅是一种宣传手法。
在外感病的调养方面，一则以增强抵抗力为主的药品广告指出：“（德国寿尔康补片）取动物体中之内分泌ｈｏｒｍｏｎ（好尔蒙）为主要原料，能使服者内分泌正常，促进新血之生产量，补脑强肾，扩大体内天然抵抗力，一切已成未成之疾患，无形消灭，四肢百骸，六脏六腑，皆极强健，试服一月，精神勃发，百病不侵。”服药后还必须调养身体，恢复健壮：“患者赵君，夏初因染时疫，其势甚凶，幸入院治愈，但因大伤元气，一时无从复原，经德医介绍服‘生殖素’调理其病躯，回复其壮健，连服三盒，即壮健无伦云。”
以上皆为荷尔蒙制剂对外感疾病的调养之功。如果外感病没有调养好，就会进入到一种虚劳的状态，而和前述“成劳（痨）”的论述接合。“痨”病在民国时是一个具备多元意义的疾病，一开始并不单指“肺痨”（肺结核），这已经为许多学者指出。“遗精”，也是一种“痨”，如药品“摄生灵”广告宣称：“任何衰弱疲困到于极步，一经服用，夜间便得良好熟眠、神态怡然、精神充足，决无虑因睡眠失去宝贵精泄也。”该药品也仰赖外国的招牌，强调“发明者法国名医哥白嘉氏，费数十载研究，经万人试验，（制）造成男子肾亏、遗精痨特效剂的结晶，享名世界、获誉千万”。这是“痨”的身体文化面向，与中医肾亏与虚劳密切相关，但它却是个如假包换的西方药品。
肺结核又名肺痨病，其病原也牵涉到细菌（结核菌、痨虫），该菌侵入肺脏后，即于肺部滋生繁殖，而发生硬结，故有肺结核之名，这是当时人基于细菌致病论的解释。不过，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杀菌特效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补肺药，它们无不给患病者一个可及的痊愈希望；而这些药物，或多或少又都和补肾、补充荷尔蒙的概念有关。例如沈兆荃就指出：“治疗肺病，需赖人身自然旺盛之机能，使结缔组织增殖，包围病灶，方能痊愈。若以为药物能扑杀结核菌，则杂投广告上狂吹乱夸之药物，对于肺病，非但无益，有时且甚有害，致有生命危险。……（即便）有时有人用此类（杀菌）药物，亦复见效者，乃由于其人对于肺病之抵抗本强，虽不服药，亦可自然治愈，并非（杀菌）药物之效。”荷尔蒙疗法，着眼的不单是当时西医最强而有力的论述———灭菌，还包括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他又说：“今日最确实有效之肺病疗法，惟有以人力之补助。”这个可增强人体抵抗力的“人力”，就是荷尔蒙的“脏器疗法”，此乃“近世结核治疗界”之新技术。
这种疗法主要是逆转被疾病摧残的生理机能和老化的细胞，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广告上的某些药品，“采取健壮动物新鲜肺脏与脾脏中提出之内分泌素、荷尔蒙，混合制成之内服液”———“肺活”（Ｐｈｉｔｈ Ｗｅａｌ）。这种药物除了宣称能够修补破损的肺脏机能之外，还称能巩固病灶周围组织，使之硬化，并包围“恶魔之结核菌”，使之自然消灭。可见该荷尔蒙药品与疗“肺”、“脾”有关，应该与肺痨的病患肺部孱弱和食欲较差有关。服用该药之后，“不数日即感觉精神爽快，食欲增进，咯痰稀松，咳嗽减少，潮热，盗汗，与血痰等，皆见消失，倘连续服用，同时并注意一般卫生疗法，确能于极短期内完全根治，故此种脏器疗法发现以来，其多年称霸之化学药剂疗法，今日已为治疗界所厌弃，行将为之消灭矣”。最后该广告宣称该疗法将取代化学疗法，也可以视为当时人在没有较好的抗菌药物时，对新式荷尔蒙疗法的一种期待与技术进步之想象。
本文摘录自《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皮国立 著，中华书局2019年6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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