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柯庆明4月在家跌倒后不治逝世，足岁七十三，用古人的眼光看已经很长寿了，听说他一个星期之前还在一个会议上谈笑风生。他走得那么干脆，是他的福气，这世界上倒少了一份光，一份热，少了一个内外一致，有广阔的眼界又能照顾到细节，能欣赏文学艺术又能办事的人。
柯庆明只大我三岁，但我一直感到他是我的长辈，一来他虽然为人爽朗幽默，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骨，二来他五十年前曾是我的老师。
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念大学时，本来专修英美文学，必修外语选了汉语，有幸遇到白先勇先生正好开始教课，竟成了我的第一位汉语老师。他劝我转系读中国文学，暑假还带我到台湾，找几位台大的年轻助教替我补习。那时候台湾大街上的人讲的是国语还是台语我都分辨不出，柯庆明每星期给我上三堂课，却很认真地教我《诗经》和唐诗，我恐怕能听懂的还不到一半，但他讲得那么兴奋，我竟能从他的神情和语气中感受到这些诗传递的意思，让我对中国诗更着迷，发愤研读更多古诗。当年加大圣塔芭芭拉分校开的中文课很少，我全部选修了之后便转学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在卫德明（Helmut Wilhelm）教的中国文学史课上结识了同班的陈毓贤，婚后我跟她到菲律宾探亲，途经台湾，便带她去探访柯老师。记得那天到了庆明家，他母亲和他用日语交谈，她沏了茶招待我们。
人生就是那么奇怪，令人不得不相信“缘”字。十多年后，我在哈佛读完研究生留校教书期间，庆明的妻子张淑香到哈佛念博士，他也同去哈佛做研究，我们又相聚了。记得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他们带了儿子来我们家后院吃烤肉，另外一对夫妇做了个长方形蛋糕，用草莓和蓝莓装饰成一枚美国国旗庆祝。现在再看这张小照片，才发现那天我们这五个大人来自五个不同的地方。柯庆明来自台湾，张淑香来自香港，艺术史学家约翰·海伊（John Hay）来自英国，秋明来自马来亚，毓贤来自菲律宾，只有我是美国出生的。我们之间没有隔阂，小孩们更不用说了。
后排：艾朗诺和柯庆明。前排：秋明，约翰·海伊夫妇，张淑香和儿子柯思睿，麻州，1985。
转眼又过了二十年，“《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国际研讨会”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举行，庆明翩翩而至，还是那么潇洒，又增添了一份成熟男人的魅力。
柯庆明和艾朗诺，加州，2008年
再过了八年，我们又因白先勇先生的缘故，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2016年春我受台湾大学“白先勇文学讲座”的邀请到台大讲课一个学期，此时研究诗词曲的张淑香在白先生复兴昆曲的大业上，已成了他多年合作的搭档，专门编剧，而庆明不久前又安排了白先生到中文系讲《红楼梦》。这些年他们夫妇俩成了白先生各种文化活动志愿支援大军中的核心人物，我和毓贤只在旁摇旗助阵，于是又走在一起了。
到达台北，我们见庆明受一种不知名的病折磨，苍老了许多，而且行动不便须坐轮椅，相当吃惊难过，可是庆明豪情依旧，思想敏捷丝毫不减。我们每次和他们在一起总能增加许多学识和见闻，而且必尽兴而归，只是辛苦了淑香，她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常在烈日下骑车过来带毓贤到处玩。
庆明送了他刚出炉的《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给我们，厚厚的一本，毓贤有空便坐在沙发上看，一边看一边叫好，提了铅笔在书上圈圈点点，轮到我看时，发现差不多每一页都有她的笔迹。庆明主要研究现代文学，他七十年代初曾有三年主持《现代文学》，2004年又创办了台大的台湾文学研究所，然而他在中国古书里毕竟浸淫了半个多世纪，他别的著作我们不敢说，但这部书应是传世之作！
庆明在导言中说：“晚清以降，整个东亚，华夏文明，以吸收效仿西欧，北美为务，积渐成习，我们渐渐忽略了‘文学’与‘literature’不但分属两种语言系统，而且是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产物……因而中国文学的领域，就不知不觉遭到大幅的删汰……于是《昭明文选》里的泰半作品，除了诗赋之外，都成了形迹可疑的存在；更别提汉唐以降，众多的古文写作了……正如西方并无所谓‘以软笔写硬字’的书法，我们就得否定书法是一种艺术一样？……我们亦不妨考虑，重新将它们纳为‘文学’之一部分。”
《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
这部书把“论”“说”“序”“跋”“书”“笺”“表”“奏”“吊”“祭”“碑”“铭”“陈”“状”以及各种“记”分别研讨，探究这些文类的特征，在什么世代兴起，什么情况下用，并引经据典地谈论古人何以视其中一些作品为美文，以现代的眼光看又有什么妙处。
譬如谈论“表”“奏”的第四章，庆明先引了《昭明文选·序》、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以及蔡邕《独断》后写道：面对天子的生杀之威，这种文类必须毕恭毕敬，不可放任自己的信念与文采而节外生枝；即使节略了“诚恐诚惶（心情的不安），顿首顿首（姿态上卑曲），死罪死罪（对自己言行采取自我否定的立场）”等字眼，奏议的语境也是富有戏剧性的，何况议论的事往往影响国家兴亡。
此章所举的例子包括诸葛亮《出师表》，其实是要后主不私自赏罚，让“宫中”遵循“府中”之法，却说得很含蓄，更做了自传性的表白，强调他身份上虽是“臣子”，却是受“先帝”（提了十三次）的遗命——文中“陛下”成了虚位，而“先帝”乃为实际的权威。西晋刘琨与徐陵两人各作的《劝进表》，因继位的合法性不足，帝位又不可虚悬，故受“表”的人虽然未俱皇帝的身份，表文中咸称“陛下”，以强调危机的迫切感。曹植的《求自试表》反映他壮志未酬的焦虑，虽为宗室亲王，以自贬自抑的卑辞求皇帝重用。隋末唐初李密的《陈情表》感人之处在于叙述作为孤儿的他如何受祖母之抚育，刻画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的情景；因征服者征招亡国官吏具有安抚民心的作用，而他辞不赴命具有不肯归顺挑战皇权的意涵，所以利用孝道作为不仕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苏轼《乞常州居住表》以“举家重病，一子丧亡”，“而资用罄竭”，“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为由，请求皇帝让他到常州栖身。这篇可和他的《谢量移汝州表》和《到昌化军谢表》一起看，表中对“皇帝陛下”的歌颂，古代读者也许视为理所当然，今日读来却不免成了反讽。
西晋羊祜以及东晋庾亮的“让表”，是辞让尊位写的，在一种以谦让为美德的文化里，作者可借此抬高自我身价。东汉孔融的《荐祢衡表》，因祢衡才二十四岁，集中在其才思敏捷，恐说服力仍不足，于是用绚丽雄浑的词藻把他比拟作异常自然现象与历代弱冠异才。《三国志注》里的桓温荐谯秀，强调的居然是他的节操和内心的孤绝。西晋张悛的《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虽出于政治的需求，表扬了孙权开国前父兄的勋德，却进一步评论他们的功过。南朝傅亮的《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与任昉的《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都对表中人的性格描绘得栩栩如生。梁简文帝萧纲的《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与唐代王缙的《进王右丞相集表》，同是以弟弟身份为兄长整理文集，心情在惊喜与感伤之间，拿捏得很好。南朝傅亮另一篇《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充分地把握了他由悲转慰而不免愤慨的心理历程，并恰如其分地压低自己的情绪。至于指责他人行为不当的“奏弹”表，任昉的《奏弹曹景宗》是范例；规谏帝王本身的表，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论佛骨表》都是名篇。
这一章的结语说，“表”和“奏”虽然是已成为陈迹的文体，但有不少作品用巧妙的文辞反映了人性的挣扎，理当视为文学。
要说此书有什么缺点，是文字大可简明些。他在1999年出的文集《昔往的辉光》（尔雅出版社）中谈到他的大一国文老师叶庆炳批评他作文有堆砌的毛病，而且文法趋于欧化（相信有时是日语化），为改进他的风格，规定他稿纸上每行至少有个句点；庆明这种行文习惯似乎尚未完全改过来。
同一文集内，他提及白先勇说：“在初识他的当晚，他情不自禁，滔滔不绝的左一句‘identity’,右一句‘identity’的说个不停。对于没有发生过认同问题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新奇的经验。”
庆明的父亲柯源卿战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后来对台湾的公共卫生很有贡献；母亲李阿满也是从台湾到日本留学的，曾用日文写作。庆明是他们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在东京出生，未满周岁便随父母回台。他在此文集的序里说：“自解人事以来，我们家一直居住在现在已经成为教育部停车场之一部分……所配给父亲居住的宿舍，家里摆置着‘研究第一’父亲得学术奖的银盾……但同时也摆设着母亲喜爱的‘藤娘’，‘七重笠’等以歌舞伎为题材所作的人形，以及布袋和尚笑指明月，绘在绢上的水墨画。”
庆明在一个政治暗潮汹涌的时代，一个文化复杂的环境中成长，居然从来没有经历过自我认同危机，可见他胸襟宽宏，为人治学都兼容并包。以他的才俱和人缘，相信他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位显赫的实业家，或杰出的医师，但他选择了文学，是我们这个领域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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