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在江苏太仓的茅屋里重新“发现”了杜甫，并将大半辈子用于研究、普及杜甫和中国古典文学。
在他心目中，杜甫是从民间走出来的圣人，作为学者，除了研究他的诗歌和思想外，更重要的是把杜甫的诗歌魅力和人格魅力介绍给社会大众。
8月14日上午，作为今年上海书展开幕后的重磅第一讲，莫砺锋教授带着自己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莫砺锋讲唐诗课》来到书展现场，与读者分享他与杜甫的结缘过程，带领读者感受杜甫诗歌艺术和精神世界。
《莫砺锋讲唐诗课》书影
“在我心里，杜甫第一次超过了李白”
读高中时，莫砺锋一直有着工程师梦，但因为语文老师讲得好，他对唐诗宋词、李白杜甫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966年，高考前填报志愿，头三个莫砺锋分别填报的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
然而很快高考被废除，莫砺锋的梦也夭折了。没想到若干年后，在下乡插队中，他与杜甫的关系竟又密切起来了。
莫砺锋插队的地方在江苏太仓的长江边上，生产队给几个男知青每人盖了一间茅屋。在他插队的第五年的一天，这几间茅屋和杜甫的茅屋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现场图（现代快报）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霜降和立冬之间，我们当时在地里割稻子，突然大晴天刮起一阵大风，有社员跑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茅屋被刮坏掉了。”莫砺锋回去一看，自己比杜甫还要不幸十倍：杜甫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他则是“卷我屋上全部茅”，整个屋顶被掀掉，站在里面头上的蓝天白云清清楚楚。
当晚他在没有屋顶的茅屋里过夜，冷得睡不着，看着头上的满天繁星，没有任何浪漫感觉。就是在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和杜甫的关系近了，而且在他心里杜甫的分量第一次超过了李白。
“以前在我心目中，李白和杜甫的位置完全是平衡的，但是那天晚上第一次发生了倾斜。为什么倾斜了？因为那天晚上我没有听到李白的声音，但是听到杜甫的了。我听到有人在我房子的黑暗角落里吟诗，声音传过来，虽然苍老，但是很温和。他在那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我当时真的很感动，觉得一千多年以前的伟大诗人，关心天下苍生，特别是关心天下不幸人群，那种伟大的情怀，穿透时空来到我们现在人身边。”从那天开始，莫砺锋就特别偏爱杜甫。
从杜甫的读者到杜甫的研究者
高考恢复后，莫砺锋先是在安徽大学外文系读本科，大二时提前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
当时程千帆已经年近古稀，仍在给研究生开课，其中一门就是杜诗研究。通过这门课，逐渐进入到现代学术训练当中。课程结束后，程千帆与弟子莫砺锋、张宏生将课上研读心得撰写成文，形成了论文集《被开拓的诗世界》。
“它的意义在哪呢？我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杜甫的读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既是读者，也是一个研究者。杜诗不但是我的阅读对象，也成了我的研究对象。”
1984年，莫砺锋毕业留校任教，在学校的安排下，开始撰写《杜甫评传》，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
《杜甫评传》书影
当时关于杜甫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其中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更是有同名作品珠玉在前，把杜甫生平的每个细节都考证清楚，在这个层面上，莫砺锋几乎没有再对其发掘的空间。
但他仍然接下来撰写任务，因为作为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其关注的重点是作为思想家的杜甫，而不仅仅是作为诗人和文学家的杜甫。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撰写，莫励锋发现杜甫不是简单地继承和阐述儒家思想，而是有新的发明贡献。
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是仁爱思想，在伦理方面是仁者爱人，在政治学层面则是仁政爱民，两者又通过家国同构的思想勾连贯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杜甫对此心领神会，并且以诗的形式将着眼于人间社会的孔孟之道，扩展到包括草木虫鱼在内的一切生命现象。
“所以我们在杜诗当中会看到各种对动物、植物充满怜爱的描写。他泛舟河面，看到水面上游来一群小鹅，他就非常欢喜，说‘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这个小鹅的颜色像黄酒一样，非常可爱。说‘力小困沧波’，担心起了波浪这些小鹅怎么办，最后又问黄昏时狐狸出来了你们怎么办？你们安全吗？”
杜甫在成都草堂亲手栽培了四株小松，对它们特别有情。当他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时，还念念不忘这四棵小松，说“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一年多后，回去见到四松别来无恙，又欣喜地写下了《四松》，“像见到久别的孩子一样。”
在莫砺锋看来，把儒家的仁爱思想拓展到一切生命，这本是儒学内在的发展方向，但是在杜甫以前没有发展起来。宋儒张载能发展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思想，杜甫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除此之外，莫砺锋还花了大功夫，将杜甫一生的行迹在唐代地图上全都标注出来，制作成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张“杜甫行踪示意图”。
杜甫也有不是一流的诗歌？
正是诗艺和思想的双绝，使得其被尊为“诗圣”，历朝历代不论持何种立场和观念的人对其评价都很高，唯有朱熹，在肯定其艺术创作能力的同时，对其政治实践进行了批评，也对其部分诗作的细节不是很满意。
在莫砺锋看来，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求很高，近乎苛刻。在朱熹心目中真正值得敬仰的人物是不多的，其中只有五人可称君子，就是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这里面，诸葛亮、范仲淹素来被视为人臣典范，而颜真卿和韩愈虽以文学艺术显名，但也都是相当有政治作为的，只有杜甫基本上没有政治贡献。
“所以朱熹说杜甫没做什么事，主要是说话、写诗，也是对的。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江湖上漂泊，所以他自称布衣，是百姓身份。”但莫砺锋认为，杜甫的意义也恰恰就在于此。
“杜甫是我们百姓中走出的圣人，其他的圣人都是由一个很高的政治地位形成的。平民百姓在道德和人生境界上超凡入圣，与诸葛亮、范仲淹并列，杜甫给我们普通人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普通人也可以做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圣，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普通人通过修身也可以在境界上达到圣人的地步，但说是这么说，谁也没见过，缺乏一个标准和例子。杜甫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标准和例子。所以我们现在说，杜甫是从平民中出来的圣人，特别了不起。”
《莫砺锋文集》
正是因为对杜甫如此的推崇和喜爱，前些年的“杜甫很忙”涂鸦现象，让莫砺锋很不高兴，“涂鸦别人可以，即使涂鸦李白，我也可以假装没看见。但杜甫不行。”在他看来，这就好比西方人可以涂鸦蒙娜丽莎，但没人会去涂鸦圣母玛利亚，“即使你不信教，也会有敬畏。”
至于朱熹对杜甫一些诗作的不满意，也是很好理解的。莫砺锋也认同，杜甫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完美无缺，比如在夔州写的那些就非常啰嗦。但正如钱钟书所言，后代评价古代诗人，小家最占便宜，因为传下来就那么几首，全是好的。“但是杜甫流传下来了1458首诗歌，里面有些非一流的也很正常。”
近十几年，莫砺锋把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普及工作当中，写正经学术论文的时间非常少，普及的作品越来越多，还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他认为，研究和继承古典文学文化传统当然重要，但把它们介绍给社会大众是更大的任务。
“既然你们学者研究说李白怎么怎么好，杜甫怎么怎么好，那怎么使我们信服？怎么使读者来阅读李白、阅读杜甫，我觉得这个工作比学术研究写论文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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