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伦敦书展携西蒙·富迪（Simon Forty）和马特·基林（Matt Killeen）两位英国作家一起参加2019上海国际文学周。恰逢诺曼底登陆75周年，两位英国作家将围绕文学周的主题探讨“家园”对国度及个人的意义。
8月16日，西蒙·富迪、马特·基林与中国作家路内、王占黑走进作家书店，以“战争叙事与日常生活”为题展开对谈，与读者分享日常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战争背景下写出人的真实的生存状态。
战争叙事下的日常生活轨迹
西蒙·富迪撰写过20多部军事史书，包括《诺曼底战场：D日和桥头堡》（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部视觉百科全书》（2002年）和《向莱茵河进军：1944-1945解放法国和低地国家》（2015年）。他对出版事业和军事主题的兴趣源自他已故的父亲乔治·富迪（George Forty）。
而马特·基林已出版处女作《孤儿怪物间谍》，其续集《恶魔宠儿间谍》也将于2020年1月问世。马特·基林谈到自己在听“战争有声书”、整理战争资料时发现，对写作受益最深的其实是一些生活细节，比如一个人该怎样面对战争，一名战士能够去做和不能去做的事情，人们面对战争会有怎样的反应？
8月16日，西蒙·富迪、马特·基林与中国作家路内、王占黑走进作家书店，以“战争叙事与日常生活”为题展开对谈，与读者分享日常生活与写作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战争背景下写出人的真实
战争叙事是属于男性的叙事，女性作为“他者”在战争场域中的角色是缺失的。但有一些被历史忽视的细节其实也很重要，比如女性的军服不合身，情急时就可能掉下来，或者因为鞋子大了3个尺码，踩在泥里拔不出来……这些不被人注意到的细枝末节，反而会使故事更加具有感染力，也更强大。
王占黑认为，也许我们不应该把战争和日常生活分开来看。战争是突然闯入生活的悲剧，而日常生活永远是战争故事的底色，两者永远没办法撕扯清楚。
“ ‘战时’是说，战争不是一天产生，也不是一天结束的，战争是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生活从未停止。就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即便战争来临后，人们还是要谈恋爱、看报纸、坐公交车，还是要想如何立身处世，如何获取利益。”王占黑说，“战争底下仍有一个基本的轨道在运行，只是一些细小的变化进入这个轨道，使得人的精神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和到不得已的时候他的生活上发生变化，比如买不起东西或者没有办法和远方亲戚取得联系。”
路内向现场读者讲述了古今中外战争叙事在文学地位上的变化。他总结，所有战争叙事可以大体分为两类：宣扬战争英雄、讲述平民苦难。前者在欧洲冷兵器时代的文学中极为盛行，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后又逐渐退去，战争英雄叙事经历了从“备受读者追捧”到“离开文学舞台”的变化。
“我们古代汉语文学中有刺客英雄、侠客英雄，但缺乏真正的战争英雄。中国进入现代以后逐渐生长出了一些对英雄主义的向往，实际是五四运动以后受到了欧洲文化影响的结果。”
琐碎日常可能更击穿人心
王占黑的作品《空响炮》和《街道江湖》，描绘了一个由小城市平民阶层所形成的熟人社会。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群活跃于街角巷口的市井人物，他们的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有着各自的“惊涛骇浪”，在每天调侃、斗嘴的过程中展示出普通人真诚又可贵的精神风貌。
王占黑介绍，她的创作与日常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最初，由于对周围的生活环境和人群抱有极大的兴趣，她开始尝试写作。最初的书写从有趣的生活细节入手，比如人穿什么衣服、阳台上晾什么或是炒什么菜，然后逐渐向深处展开，构思一代人在历史沉浮中的种种经历，以及生活中的精神状态。
“我更希望聚焦于一些小人物，通过严谨的研究和丰富的调查，将这些小人物准确地再现出来。”西蒙·富迪的写作诉求与王占黑类似，他从事出版工作已有四十余年，担任过从编辑到出版总监等各种职位，专攻军事史。
多年的出版经历也让他清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写作。如今，西蒙·富迪越来越少从事出版相关工作，而将重心放在纪实写作上。他认为，要写好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一要依靠详实周密的研究，二要有一位优秀的编辑把关。
在一般人看来，日常生活是一种平静的、表面化的生活，但路内认为，一个平凡人所经历的“必然”或大概率发生的事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日常”。换言之，即使是生活中的琐碎日常也可能会产生狂风骤雨般的影响。比如，喜欢的宠物死了，或是与伴侣离婚了，这样一种大概率的日常生活，于当事人来讲，可能比一百年前的某场战争更能击穿人心。
“所以我常常想，作为一个小说作者，他眼里的日常生活可能和普通人不一样。”路内说，“我会更注意到日常生活中那些不那么表面化的东西，当然我也并不轻视表面化。”
用生活的原料烹调 “文学大餐”
写文章如同烹饪，如果菜篮空空如也，即便是“巧妇”又如何能做出美味佳肴？在场作家提到，他们也需要从日常生活中拣选原料，小心控制文章火候，适当加入细节调味，方能色、香、味俱全。
马特·基林就谈到他如何为人物增添细节。在《孤儿怪物间谍》中，主人公莎拉是一位年轻女性。如何揣摩女性心理、塑造人物性格成为男性写作者的难题。他的方法是，将自己的某些心理特质投射到人物身上，重点刻画人性上共通的地方。
“莎拉会弹钢琴、说很多语言，我可能不行，但有些方面，比如我们的好奇心、天真以及对于世界上阴暗的一面抱有期望，希望去打败邪恶的情感还是相似的。”马特·基林提到莎拉在纳粹寄宿学校遭遇校园霸凌，自己也曾经历过，所以类似的细节被他一点点揉到作品中。他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日常叙述来展示一些普世价值，包括亲情、敌友等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情感。”
对王占黑来说，生活的原料除了生活细节，还有语言细节。她一向习惯于将吴语方言运用到小说写作中。提起写作动机，她表示最初只是想让人物说出合适的、符合身份的话。比如，有一些上了年纪、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人，没有办法在去银行取钱时说出“ATM机”这样的术语，经常会发音成“阿嚏机器”。
“这些细节很重要，我需要把它放进去，是为了人物能够更像他自己。如果去掉的话，人物的生活性就有了一定缺失。”王占黑说。
此外，将方言加入写作也不仅仅是让人物变得立体丰满，于作者而言，更是用另一种语法营造一种氛围，让读者看到一两行字的时候，就能大概意识到故事发生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怎样的生活场景。王占黑总结，将方言加入文字也决定了读者进入小说的方式。
路内将中国的方言小说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叙事时采用书面普通话，人物对白则使用方言；另一种是叙事和人物对话都采用方言，但这种方言不是方言本身，而是一些地域性的方言元素，典型作品如金宇澄的作品《繁花》。第二种方言写作对作家来说更具有难度，如果没有拿捏好分寸，容易使整个作品沦为电视剧剧本。
路内的写作大体以普通话为主，但他发现，一些北方编辑会认为他在作品中使用了病句。“其实这是南方的语言思维影响了写作表达。我想方言对写作的影响已经不仅限于词，而是跟句型、句式有关了。顺着这个方向推导，它会不会影响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递进方式？会不会和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有关？能不能影响到整篇小说的思维方式？”路内认为，受过英语、德语以及其他语言训练的作家即便用中文写作，也会写出与众不同的句型句式，“这既是一种自觉的东西，也是文化给予我们的认知方式。”
马特·基林表示，两种语言文化交织的写作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他发现，一些英语成语或俗语没办法在当时的情景中表达，于是只能转从德语中寻找对应词，有时效果不错，有时可能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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