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是知名的红学家、文史学者，其实他也是一位热衷于文物收藏的学者。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冯其庸《瓜饭楼藏文物录》近日在沪首发，该书辑录了冯其庸终身所收藏，经过反复筛选并请专家鉴定过的363件文物，呈现了冯其庸先生作为书画艺术家的审美眼光与收藏理念。冯其庸曾说：“数十年来，我爱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却与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着眼点是历史和社会，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为历史求证，为社会求真。”
在近日在上海书展新书发布会上，知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文物书画鉴定家尹光华，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丁和，共同讲述了冯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冯其庸
冯其庸在新疆考察拍摄
冯其庸(1924-2017)是知名红学家、文史学家、书画艺术家。他除了以《红楼梦》研究著称，还涉足历史、国学、文学艺术、考古、文物鉴定收藏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冯其庸《瓜饭楼藏文物录》在沪举办了新书发布会。他的书信、收藏、绘画、摄影作品等，均经亲自整理校订，收入十五卷本《瓜饭楼外集》。
《瓜饭楼藏文物录》
《瓜饭楼藏文物录》上、下册，即《瓜饭楼外集》的第一、二卷，辑录了冯其庸终身所收藏，经过反复筛选并请专家鉴定过了的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国时期带有长篇铭文的“ (我阝)陵君鉴”（已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定为一级藏品），明正德皇帝的《罪己诏》（已无偿捐赠给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此外还有原始陶器、彩陶、陶俑、骑马俑，战国至汉唐的文字砖、瓦当、造像砖，战国至汉代的古铜印，北魏至唐宋造像碑，北魏至明代的墓志铭原石，北魏至唐宋的金铜佛像、石刻佛像、佛头，晋唐宋元明瓷器，侯方域题李香君小像砚拓本，宋、明、清墨等大量稀见的文物珍品。书中辑录的363件文物，每件文物都传达出浓浓的美感和文化气息，体现了冯其庸先生作为书画艺术家的审美眼光。
青铜鉴，战国 楚国
冯其庸在《瓜饭楼藏文物录》中，详细讲解了所藏古代文物的大小、形制、来源及其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例如，其中有几块燕下都的大宫瓦当，是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他说：“这样的大瓦当，实在难得，这也可以使我们借此想象到战国时燕国之状况。”其中雍正五年范时绎的贡墨，冯其庸说：“雍正五年曹俯被抄家，奉旨抄家的人就是范时绎，所以这锭墨具有特殊的意义。还有一锭是袁枚的墨，也是乾隆，与曹雪芹同时。乾隆辛亥墨有二锭，这是《红楼梦》程甲本刊行的年代，也特别有意义。”
《瓜饭楼藏文物录》体现了冯其庸先生重文献，重实证、重调查的治学方法。他说：“数十年来，我爱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却与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着眼点是历史和社会，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为历史求证，为历史社会求真。”在长期治学过程中，冯先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一是重视传统文献，精研传统文献；二是重视相关的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三是重视地面调查和地下发掘。他往往从地面调查得到可靠的史迹，从地下文物获得历史的新知和实证，从而与传统文献相印证。他以“求学求真之心”从事调查研究几十年，因重视这三方面的工作，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文化资料，得出许多重要发现和独创的见解。
新书发布会现场
在近日上海书展的该新书发布会上，考古学家王炳华，文物书画鉴定家、画家尹光华，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丁和，讲述了冯其庸先生的文物收藏故事。
王炳华（考古学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中国文明不能丢掉边疆地区
王炳华
王炳华与冯老在新疆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跟一般的文物图书不一样，比如说编汉画的，就有非常鲜明的统一性。这本书除了上下数万年，还纵横千万里，囊括了许多方面。但是它很真实地看到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情况、管理情况。这个特点体现了冯先生一生的追求，希望自己能够为更好的认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冯先生念念不忘的追求。
我是搞考古的，考古、文物资料与文献记录，在认识历史时，功能是既相通又不同的。文献，凝聚着相关作者的理念、追求，是有主观寄托的；而与考古密切关联的文物，都曾是实际生产、生活中的用品。它们被用过了，损坏了，没有用了，作为垃圾进入了地下；千百年过去，又因为十分偶然的因素，重现在了人间。它们呈现了历史生活中曾经的存在，其具体、真实的细节，显示了难以尽说的生活画面。真正呈现在今天的文物，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怎么估量真的都不过分。这样出土、又被找到、再进入我们的文物录，跟当年曾经实际存在的情况，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可以说只占千万分之一。亿万年前的东西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就相当不错了。这些文物有的很简单，有的很生动，同样成为那一时段的历史文化。正因为它是表现当时普通民间的情况，所以跟历史文献纪录是非常不一样的，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对当时社会比较真实的反映。
彩绘陶鈁（对），西汉
比如说冯先生在敦煌西边地面上捡的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旧石器时代拿它干什么都可以，就叫砍砸器，这是非常原始的。这件东西看起来是普通石头，冯先生拿回来跟大家共享。通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想象，早于一万年以前，确实曾经有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生存过，并留下他们日常使用的工具。这给我们很大启迪。在甘肃从事考古工作的朋友，如果见到这个文物会根据线索在敦煌以西进一步做工作，完全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情况有更多更大的发现。
《鹳鸟啄鱼图》，这个图像是很古老的，书中的图像是汉代的，实际上在战国以前就有。就是鹳鸟把鱼叼起来，这是原始社会非常古老的记忆。后来常有画鹤、鹳鸟，长长的、非常锐利的嘴是男性象征。图画看起来是鹳鸟啄鱼，实际上是表现男女交合、家庭幸福。这样的概念从战国时期开始，流传了很久。阿尔泰山是很少有水有鱼的，山上却刻着同样的图像，时代很早，远比汉代还早。而在河南、甘肃、陕西不同时期都有类似的图像。一直到明代，人们还有这样的概念。明代诗人高启订亲后因为家道中落，他的老丈人想悔婚，高启想见他未婚妻却见不到。有一天他又到老丈人家去，老丈人避而不见。大厅墙上挂了一幅《芦雁图》，面对图中寒冷凄清的沙滩、吹折了的芦苇，想到心上人，诗人触景生情，随即提笔挥毫，在画上留下了一首小诗：“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翼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霜露立多时。”其情真，其意切。老丈人终于被打动了，发现原先答应好的这门亲事被自己耽误了……鸟和鱼结合，就是男女结合。《鱼鸟图》新石器时代已有，在西部阿尔泰山那边也见到，而至明代仍见其精神。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陈宝琛说过一句话：“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古代文明实际上是不会过时的，可以不断影响子孙后代，不仅影响中国还可以影响世界。
书中收录的铭文
这本《瓜饭楼藏文物录》看起来有点零乱，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但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有非常深刻的关怀。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自己的手能够保存下去，这实际上正是冯先生的精神。我跟冯先生接触三十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深沉的爱。很多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冯先生走之前，前半年我到香港待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去看他。当时我在人民大学国学院教书，他是国学院创始人，非常有感情。他感觉研究中国文明不能丢掉边疆地区，不能丢掉新疆、内蒙古、西藏，这是祖国不能分割的地方。他提出在国学院设立西域研究所，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积极地支持，报告很快批下来了，经费4000万元，很大规模。冯先生在那儿花了很多心血，办了十几年以后慢慢地多少偏离了他的初衷。冯先生当时离开了国学院。他跟我聊，我问这个事情将来怎么做？他跟我说，我精力不济了，无能为力了，说着紧抓着我的手不放，现在想起来都很难受。
冯先生对中国文明的感情，对过去的感情，让人难忘。我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大家，因为这部书是我们值得收藏学习的书。非常有意义，能从里面吸取到很多平常见不到的营养。
尹光华（文物书画鉴定家、画家）：这些收藏，留下了冯先生生前最后一批文字
尹光华
我认识冯其庸先生在1975年，我三十岁，冯先生五十一岁。当时他已是国内杰出的《红楼梦》研究专家、人民大学教授。他编的《历代文选》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是声名赫赫的一代学者。但对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同乡青年，他并不视我为晚辈后学，而是以朋友相待，以致他的两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女儿，一直都叫我叔叔。这种宽厚谦和的长者之风，至今仍令我感动不已。
此后几年，我去北京，常住在他宽街的家里，他书房的一张铁架单人床就是我的临时卧榻。晚上，我们总在那里闲聊，纵谈古今书法绘画，评骘当代书家画家。十一点以后，他开始工作、读书、写日记及撰写文章，直至凌晨两、三点方就寝，次日早晨七、八点必定起床，因为他白天必须上班。后来我知道，他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都是在深夜、在凌晨创作完成的。这样的工作和作息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这种精神、毅力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获得多方面极大成就的原因。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正如刚才王炳华先生所说的，是他对祖国的爱及对中华文化的痴迷和执着，才有了他自强不息、至老不衰的精神和非凡毅力。
冯先生学术方面的诸多成就，源于他广博的知识。博闻强记是大家对他普遍的印象。他的述作，总有这样两个特点：爬梳文献史料，实地野外考察。两者相辅相成，绝不偏废。然后经过甄别筛选，作出符合逻辑的正确结论。他写《曹雪芹家世新考》就曾千里跋涉赴河北涞水、辽阳千山等地，冒暑冲寒，寻荒坟、扫残碑、搜宗谱，才撰写成功的。为了研究《大唐西域记》，考证唐玄奘西行取经及东归的路线，他十赴新疆，八十二岁时还曾多次穿越罗布泊，二上海拔四千七百米的明铁盖山口，终于考证落实了玄奘取经东归的入境古道。在杳无人迹的荒漠，他遇流沙、逢山体滑坡和山洪爆发，艰难苦厄，凶险异常，他都能从容应对，从不言苦言累。终于探明并撰写出《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解决了这个千古之谜。他的《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亦是用他的知识与智慧，用双脚丈量出来的。这些文章与他的经历，震动了中国学术界，也震动了历史。可以说，中国汉唐以还，金戈铁马、驰骋大漠、“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护国壮士有不少。但像冯先生这样八十余高龄仍能置生死于度外，一而再、再而三地涉荒漠、登昆仑绝顶的年迈学者却未曾见过。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古语砖——长寿安乐、富昌，东汉
冯先生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爱好传统戏剧，特别对京剧、昆曲情有独钟，写过很多戏剧评论。“文革”刚结束时，他在江南看过一场昆曲，整个剧院观众只有二、三十人，他谈起就感慨唏嘘。但仍和这些演员交朋友，为他们写文章，为传统剧种的复兴尽自己的力量。
他爱好书画，涉猎甚早。我认识他时，他就写得一手极好的行书，通信亦总是用毛笔。我觉得他的字极像董其昌，他却说，他并未学董，认为董字虽好但未免软薄。他说他还是喜欢二王，对清人査士标亦很赞许。我知道査士标书法也是学董，但因为历经明清易代，国破家亡，胸中郁勃之气溢于笔端，所以别有一种雄迈之气与董书有别。我想冯先生胸有豪气，所以能与査士标志趣相投。冯先生五十多岁时长于方寸小行书，此后拓为大幅，而且愈大愈壮。纵横腾沓，挥洒自如，虽轻松而不失雄酣，而且秀气内蕴，格韵非凡。十几年前，中国美术馆举办当代十位文人书法展，冯先生与启功先生的书法，最为出众，超越其他几位甚多。
他自幼爱好画画，我刚认识他的那几年，他画的都是水墨葡萄，淋漓兴会，笔墨恣肆。有时他半夜突然会作一幅寄我。我知道这是他写作倦了，作此舒散疲劳。怡情遣兴，落笔寄意，正是文人画一大特点。此后，他画的题材开始多了起来，紫藤、扁豆、葫芦，也画梅花、竹子等，他有诗：“青藤一去有吴庐。传到齐璜道已疏。”道出了自己取法的途径，是学习徐渭、吴昌硕和齐白石。当时他也偶作山水，亦是齐白石一路，碧波远天，一帆轻扬，小山数点，都是即兴的挥洒。八十岁后，他突然画起大幅山水来，枯笔渴墨，淡淡皴擦，常作山深林密，幽深宽大之境。有一幅丈二匹大画，竟不烦烘染达两个月之久。我见了说笔法很像明末遗民戴本孝。他笑着说：“我临过他的一本册页。”证实了他取法的对象。他的晚期山水，专用渴笔，与他水墨淋漓的花卉笔墨迥异，然气度沉雄，风调仍是一致的。
小儿睛硃墨
冯先生也喜欢收藏，所藏的数万册书籍已大部分捐出。书画藏品则主要是当代文人与书画家投赠的翰墨。他也收藏古器物，着眼点是它们的文化含量而非经济价值。1973年，他的家乡无锡前洲农田中挖出五件青铜器，农民看不懂，亦无处可交，准备敲碎了作废铜卖。冯先生知道后立即告知他侄儿冯有责（今天亦在场）一定要保护好这些铜器，并嘱他将它们送到我家中，由我设法寄去北京，以便请专家鉴定后捐给国家。我买了两个厚纸板箱，用旧报纸和画画写字用的毛边纸、废宣纸将它们一个个包扎填塞好，并通过邮局的熟人寄去北京。1977年1月，冯先生收到拆封，五件青铜器都原封不动丝毫未曾损伤。冯先生还曾将每件青铜器上的铭文拓出并拍成照片，拿去请古文字专家唐兰鉴定。唐老通过仔细辨读，认定这是战国时的楚器。因为楚器存世少，且多有长篇铭文，是极为重要的文物。过些日子，动荡结束，时局初定，冯先生决定将它们捐给南京博物院。南博领导大为高兴，该院院长告诉冯先生，让他自选一件留作纪念，其它四件该院将妥善珍藏并撰写研究论文。冯先生认为这些珍贵文物应该由国家的博物馆保管才是它们的最好归宿。就这样，五件青铜器在冯先生的先见卓识与谨谨护持之下，未曾像“文革”期间其他难以计数的文物一样被无知和狂悖销毁，终于逃过一劫。如今，它们被商务印书馆编辑印制在《瓜饭楼藏文物录》中，回忆它们的经历，觉得特别有意义。
冯先生的收藏中，特别精彩的是他收集的石器时代彩陶与黑陶器，古朴大气，没有繁琐多余的装饰，有一种简拙的自然美感。这样的器皿，放在现代的居室，不论哪个角落，都很美，都很协调。质朴大方，是古典与现代共同的美感。
冯先生还藏有不少汉砖及战国瓦当，有些有纪年文字，有些有各种装饰纹样，从中可以窥见我国秦汉时代文字的渐变脉络和审美情味的异同。不让庸俗趣味出于自己的腕下，这种先民的高格调正是今人应该敬仰并时时学习的。
冯先生的收藏范围很广，不能一一尽述。但有一点值得道及，就是因为这些收藏，为我们留下了冯先生生前最后一批文字。他在九十多岁的晚年，长篇的考证文章已没有精力撰写，但趁着余兴，他为这批古器物藏品逐一写了说明，文字简练朴素，就像这些古物一样，洗净铅华，却闪耀着生命与知识的光辉。九十多岁了，还有这么多文字留给后学，真是要感谢这些文物，感谢这位可敬的前辈，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最后，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印制精美，而它的装帧，亦素雅大方，和冯先生的审美趣味正合。
丁和（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冯老的提点，是我摄影创作的转折
丁和
我和冯老相识缘于对摄影的共同喜好。2004年春季，我有幸认识冯老，当时冯老去新疆已经有八次了，之前在上海办过关于西域文化的摄影展览——“瀚海劫尘”。
巧的是，冯老一直想去罗布泊，而我在2004年春节刚刚从罗布泊摄影创作回来。冯老之所以想去罗布泊，是因为他已经多年研究西域历史文化。那时候正在研究和考证玄奘西行的东归之路，尤其是玄奘东归进入祖国是从哪一个山口入境的这样一个课题。这个在史书上还没有任何有依据的定论，冯老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看了我的片子，包括罗布泊的一些地貌图片，跟我说，罗布泊里面应该有三个典型的雅丹地貌，分别是龙城雅丹、白龙堆雅丹和三陇沙雅丹地貌。可见冯老师对罗布泊在尚未踏足之时已经是非常的了解，足见他对罗布泊以及古代西域文化的向往之情。
丁和（左）与冯老在罗布泊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去罗布泊，是出于被它的各种神秘感所吸引。我拍摄了雅丹地貌以及楼兰古城、米兰古城等等历史文化遗址。在看到我拍摄的这些大画幅胶片时，冯老表现得尤为激动。他一一把胶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给我做出详细的解释，可谓娓娓道来。而一旁的我被这些深厚的历史背景深深吸引。可见，老先生对于西域历史文化已经研究了很长的时间，在最后，他还跟我讲我的这组图片里缺了什么，应该再拍些什么。他说：“你在新疆拍了很多风光，照片拍得非常好，很有艺术性。但是，我建议你，今后再去新疆创作的时候，以拍汉唐文化遗址为主，将文化主题作为创作的重心，风光只是作为辅助。”
我听了以后，当时没能真正领悟他老人家的意思。其实他就是说新疆的博大，风光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在它美丽的外表之下，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包括无数的历史文化遗址。这些才是新疆的灵魂所在。他希望我以原本的那种具有艺术美感的表现手法去记录下这些西域文化遗址。让我的西域摄影不但美，而且具有深意和内涵，去真实记录历史的一个片断。这是一个重大的提点，也是我摄影创作的巨大转折。文化摄影和风光摄影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背后需要的是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我感觉缺乏底气。冯老此时给我打气，他说我看了你楼兰的片子，已经很有历史神秘的韵味。他又说，没有关系你继续拍，我给你一些书看，不懂的你可以问我，我如果不懂的，可以介绍专家给你，让他们为你解答。王炳华教授就是冯老给我介绍的专家，原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
有“宫”字的双龙饕餮纹半瓦当，战国 燕
拜识冯老以后，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飞跃。一直到现在，昨天我还在跟王炳华老师讲，冯老实际上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位长者。确确实实，这儿在座也有几十年的兄弟也有几十年的大哥，他们都知道我是摄影爱好者，也是摄影从业者。在摄影上真正出大成绩是认识冯老以后。到了2005年我有幸得到机会跟随冯老师一起进罗布泊，那是我第二次进罗布泊，就是刚才尹老师讲的，我们和王炳华教授一块去的。那次和我之前去的时候的感觉是大相径庭，就是这一次让我掉“坑”里了，真正掉“坑”里了。其中在楼兰三间房遗址前，我在那里拍摄，那里有很多一两千年的胡杨残木，我通过光线斜影做前景，背景是三间房和佛塔。这样拍摄楼兰王国都城的方法能够将其地点表现出来。就像人们到上海，怎么样在照片上一眼就体现出来是上海，那东方明珠就是标志性的建筑。楼兰王国的都城也有标志性建筑，要么是佛塔，要么是三间房。我拍摄任何的文化遗址，一定是要把拍摄地点交代清楚。当时我在三间房遗址前拍摄取景，想要将几根干裂断折的胡杨木柱作前景。王老师恰巧在一旁，他走到我面前，弯下腰来提起一块木板翻了个身，用眼神示意我仔细看，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块木板和那干裂断折的木柱，是一个桩，一个柱，榫卯看起来还挺完整，依旧可以相契在一起。这一刹那的领悟，让我心灵受到撞击，这可是两千年前的文明遗迹展现在面前啊。接下来我所有的拍摄，都尽可能寻找这种学术的亮点。在以后每次去新疆拍摄，几乎每天都会和冯老师通两到三次电话，他是远程指挥，我就是远程请教，现在，电脑都有远程修复和操作。那时候我们是用电话。还有一次，我去寻找和拍摄玄奘出境途经的别迭里山口，离开阿克苏向西进发几百公里后，找不到它的所在，于是赶忙又一次电话请教冯老师，电话那头的他非常非常清楚，说你再往前开70公里，有一个烽燧，找到烽燧就能找到别迭里山口了。按照冯老的远程指路，不多久，我真的就找到了别迭里山口。电话里他强调跟我说，那个烽燧有一个东南向的位置，这个面你必须要拍。这完完全全出乎我意料，实际上他是在手把手的指导。那时候不像现在，我们网上可以查到资料，那时网上没有什么资料，而且网速非常慢，新疆几乎没有网。
画像石拓本 凤鸟、羽人、宴乐，东汉
后来由冯老师推荐，随央视玄奘之路摄制组全程赴境外拍摄两个月，我把玄奘取经之路境外这一部分基本完成了。后来又跟冯老师合作在上海办展，我提供境外的图片，包括乌孜别克、吉尔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他展示国内部分的图片。这都是冯老师在关爱中青年艺术家的成长，精心的在指导。不光是我，还有其他几位，我们一些好朋友都是受冯老恩惠的。
其实，冯老师他本来就是一个摄影专家，我跟他出去拍过几次片子。他拍片子有一个特点，那时候冯老师是用胶片拍摄的。长镜头、短镜头，身上挂两个机子。冯老师每次出去跟着他的人很多，我也跟在他后面，出行时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帮他拿，但相机他是不给你们拿的。后来我和他上黄山也是一样，他相机总是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且是两台，一个长镜头一个短镜头。我说你只要一台就够了，为什么要带两台相机呢？他说不一样，一个长镜头一个短镜头，虽然可以互换，但是我使用的胶片是两种，一个正片一个负片。反转片是用来直接印刷的，负片用来做照片，非常非常专业。
那次进罗布泊，他一路行走一路拍摄，爬过很多坐落在雅丹地貌上的遗址遗迹以及小丘小坡，比如说红柳包。一些落差很高的小丘他照样爬上去，照样背着相机。每到新疆他就百病全无，精神抖擞，在学术上，他非常严谨。他的记忆力是年轻人都比不上的。在罗布泊的那段日子里，白天会探访很多文化的遗址，地形地貌，晚上回到帐篷里，别人都休息了，他每天都会一一回忆，写日记。身体的劳累可能被精神力量掩盖了。还有一点是我记忆犹新，就是他在装卸胶卷的时候，我提出帮他来装，他不肯，说胶片我一直是自己安装的，万一你认为装好了，我拍摄一个胶卷36张，看计数器的数字是动了，万一是个假象！数字在走，胶片不走，就会什么都没拍上。他说他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胶片的事情我不让别人代劳。冯老不但治学严谨，对摄影技术的钻研和细心也非常了得的。所以在冯老师身上我们学了很多。我昨天一直说，我经常和好朋友谈起冯老师，我都会说，他是我的恩人，改变我命运的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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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父亲冯其庸遗留下的文物
冯幽若
父亲喜爱和痴迷文史，从他开始识字读书，一直到他离开我们，从未间断过，也未改变过。只是从少不更事到满腹经纶，他痴迷的程度一步步加深。我幼年的印象中，父亲每每离京出差，无论“四清”还是“文革”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回京探亲，他都会利用休假时间做文史调研，就像他在自序中写的一样。也正因此，每次他回到家中，除了书籍和换洗衣物，他都会带回满满一大帆布旅行袋沉甸甸的石头瓦片。那时候，母亲对此偶有微词，但基本上任凭父亲由兴趣收集。一时间家中地上经常摆满石头、瓦片和陶罐。父亲则每每陶醉在他的收藏世界中。不仅如此，父亲还常常在他收集的古陶器碎片、古砖瓦的背后，用毛笔小楷工整地记录下它们的出土地点、时间以及发现过程等等相关信息，作为史料以备他日后研究。这些被他标注后的带着潮湿墨迹的古陶器碎片和古砖瓦片，被陈设在书柜上风干，慢慢地便成了我家书柜中一道独有的风景线。
《文物录》中记载的几样新旧石器时代的石斧，几乎自我有记忆始就伴随着我成长。记得小时候，那几只父亲“四清”时从陕西长安县搜集带回的石斧就放在父亲的书桌案头旁，每每父亲写作读书疲倦，思绪开小差时，就会停下几分钟，手里把玩摩挲着石斧，用手的温度和湿度温润着这几柄石斧，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将中断的思绪衔接上，才能从疲劳中解脱出来，那几样石斧似乎透过历史的沉淀给了他无穷的能量，能令他文思如泉涌，绵绵不绝。那时我年幼无知，看到那几块石头竟然让他如此爱不释手，不以为然，问他究竟，他回答我石头的出处，令我心生疑窦和困惑，却也深感神奇。那时作为孩童的我，脑子里还没有历史的概念。特别是不知从何时起，书桌上又多了一颗比拳头大的黑色乌亮的石头，石头上有坑坑洼洼的凹点，那漂亮的石头似乎比其他石头更重，引起我的好奇心，父亲告诉我那是一块陨石。这块从天而降的陨石，带给我无限的想象力，以至于我曾一度每晚到阳台上观望星空，看星座。可惜这块陨石不是文物，没有收录到这本书中。
另一件令我不能忘却的文物就是父亲收藏的那只战国时期的楚器——青铜鉴。这件文物的出处和去处父亲在他的自序中已有陈述，它周周折折，失而复得，能到我父亲手中，也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这里概不多述。只是围绕着这只硕大无比的青铜鉴，还有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青铜鉴初到我家时，大约是1976年底或77年初的时候，我大概初入高中。那时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三号人民大学宿舍，居室面积不过七十来平米。那只青铜鉴直径约有55厘米，高约26厘米，上面铜锈斑斑不说，还布满厚厚的泥土和灰尘。这样一只脏兮兮的“大锅”放在家中，无论如何占据了斗大的居室中一席不小之地，连走路都要绕开它。这回不仅是母亲，连我和姐姐都觉得它多余，只有父亲如获至宝。可是它毕竟太大了，无处安放，又怕不小心把它碰坏。无奈，母亲想了个办法，把它安放到她和父亲的双人床下，大家也就与之相安无事了，似乎忘了它的存在。不久之后，母亲患上了五十肩，也就是肩周炎，那年正巧无锡老家来了个年轻李姓朋友，到宽街中医院学习推拿按摩医术。因为是老乡，一有时间就到家中坐坐，顺便给母亲治疗一番。一来二去，大家都熟悉了，无话不说，他玩笑说，那只出土文物，阴气太重，母亲体弱，睡在其上，日久天长，抵不住阴气袭人，自然会生筋骨病。那时我们不懂他讲的道理，全当玩笑一听，哈哈笑过没放心上。说也奇怪，直到父亲把那只青铜鉴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母亲的肩周炎才渐渐好起来。现在想来，李医生的话也许不无道理。
父亲的收藏伴随着韶光荏苒，伴随着我们家的迁移——由张自忠路到红庙北里再到通州张家湾芳草园，一点点多起来，丰富起来，而这些收藏的物件除了它们本身所拥有的历史价值外，慢慢地也承载起我们家中的文化情愫，无论是父母还是姐姐和我，甚至连我们的孩子们，都会深深地感受和体会到它们特殊的文化内涵，如同阳光和空气，成为我们生活的养分，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父亲喜欢收藏，但当他的收藏能够服务于社会，能够促进文化提升时，他也绝不吝啬。2010年左右，父亲的老家，无锡惠山区前洲镇为了家乡的文化建设，拟以父亲的名义建立一座冯其庸艺术馆。父亲以其平淡之心，认为他并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一直婉言谢绝。直到有一天，家乡的领导劝说他：“冯老，你是从家乡走出来的文化名人，应该为家乡留点什么……”父亲考虑到作为无锡人为家乡文化做点事情是他的责任和使命，遂同意建馆，并主动提出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和收藏的文物无偿捐赠给家乡。父亲同时提出，他是做学问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余事书画”。于是最初设想的“冯其庸艺术馆”就更名为“冯其庸学术馆”。学术馆土建完成后，父亲将他几十年积累的手稿、字画、拓片、文物、著作等一千六百多件藏品无偿捐赠给了家乡。2012年十二月，学术馆开馆之际，父亲在开幕式上表达了无锡有那么多著名学者，家乡却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学术馆的惭愧忐忑之心后，殷切深情地“希望今后学术馆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充分地用来培养家乡的年轻朋友，年轻的孩子，让他们走上文化的道路，学术的道路”。学习、继承和传播文化几乎构成了父亲完整的一生。2017年初，父亲离世后，面对着他留下的繁多的书籍、文稿、书画作品和收藏品，在浩瀚无际的整理工作过程中，静坐在他的书房和画室里，望着书柜中陈列的满满的书籍和文物收藏，我时时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感受到他在冥冥中指导着我做每一样事情；感受到房间中每一册书、每一件藏品上都凝聚着他对文化的态度，一种由珍爱到虔诚以至敬畏的态度。他是透过每一件文物，每一件藏品来纵观历史，来还原历史场景的。而这些书籍和藏品早已成为他生命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斯人已去，其精神永存。睹物思人，我想这些遗留下的书籍和文物，就是对他最好的诠释——文化学者冯其庸。
我的父亲冯其庸先生已经走了，但他对传统文化之爱以及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自始至终影响着我，令我终生受益无穷。
2019年7月4日于芷兰斋（注：冯幽若文章原刊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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