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吗？

由姚晨监制、主演，滕丛丛编剧、导演的《送我上青云》日前在院线上映，虽然排片量不多，但口碑不错并引发热议。媒体讨论多围绕女性主义展开，本文将通过影片的符号分析本片从何种角度而言算得上女性主义电影，以及被作为女性主义电影宣传的本片又被当做成何种符号。

《送我上青云》的故事其实较为简单，主要围绕记者盛男（姚晨饰）展开，因为患上卵巢癌而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故事线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条并且互有交叉。

一是她与老同事四毛（李九霄饰）的故事。这一条线在电影中着墨并不多，他们的记者理想被删减到只剩下零星片爪，滕丛丛在采访时讲述删减了一个极具世说新语风格的故事：盛男和四毛工作的小报社，因为房租涨价不得不搬迁，报社里堆满了废旧的报纸，成捆成捆地准备卖给收破烂的。四毛走进来的时候，同事叫住了他，拍了十块钱在他肩上，说，“四毛，你的那堆废纸，卖了十块钱。”四毛特别认真地跟同事说，“什么废纸？！那是我在这个报社里头待那么多年，写的27个头版。”同事说，“你就知足吧，隔壁的铜版纸才卖了几块钱？”

现实导致两人的抉择截然不同，盛男继续坚持着理想，影片开场就是她孤身一人探寻真相，揭露李平（梁冠华饰）救火的真相。而疾病再次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盛男需要稿费治病，从而结识了李平的父亲（杨新鸣饰）。

“死生亦大矣”，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是影片的第二条线索。一个是耄耋长者，一个是垂危病人，两人之间又夹杂了盛男的母亲梁美枝。是梁美枝没有弄清楚婚姻的意义，十九岁生下盛男；是梁美枝找不到自我，将意义寄托于丈夫和女儿，才跟着女儿出来采访；又是梁美枝燃起了李父的欲望，食色性也，间接感染了盛男。

由此出现了第三条线，盛男作为女性的欲望。她遇见了刘长明（袁弘饰），她以为遇见了自己对的人，大胆地说出“我想和你做爱”。然而刘长明其实是李平的女婿，高考三年才考上专科，只能在鞋柜贴上自己照片，那是家中唯一尊敬他的时刻。

三条并不泾渭分明的线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电影的故事，恰如记者、女性、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盛男。

一、科学视角下的女性主义

关于本片的女性主义视角，已经有很多精彩的分析，这里将选取几个有意思的科学符号加以佐证分析，以呈现更广阔的视野。

影片开头，盛男遇到一个头戴铁锅的疯子，喊着“报告首长”承认是自己纵火。这个锅影片中也提到是信息锅，用来吸收宇宙信号的。这也不是影片的杜撰，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气功热，甚至很多科学家站出来背书，下图就是1993年北京妙峰山高级气功强化培训班的场景，他们试图通过信息锅吸收宇宙信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电影中出现的这个疯子，实际上可看做《飞越疯人院》式的疯子的中国化。一则更加接地气，二则也洗脱了精神病的刻板印象，后面我们还会说到疾病隐喻的问题。这种形象，往往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在影片中只出现过两次，前后无法呼应，最后喊出的“我爱你”更显得突兀。但换一个角度想，可能也表现出生活的可笑，与其片尾的“哈，哈，哈”相得益彰。“哈，哈，哈”出现在李父教盛男治疗癌症之时，通过传统的天人合一来感知疾病。

而在治疗癌症之时，不同人的做法和态度很值得寻味。盛男在确诊时，脱口而出“我作为一个近几年都没有性生活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这是典型的疾病隐喻的特点。比如《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咳血，表现其虚弱，烘托其命比纸薄的宿命；比如俗语常说肺结核是富贵病，文学作品中也常用贵族的肺结核表现宿命；比如前面也说过精神病被污名化为疯子，《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很好的展现。性病、艾滋病则常被视为不干净、不贞洁的象征，在影片中竟然连卵巢癌也有了这种默认的文化属性，却丝毫不只是艺术夸张。显然，这一情节显示出，此时的盛男这一方面还没有女性意识萌芽。

然而，当她母亲拿着李父给的偏方让她喝下干榨土豆汁时，她其实是拒绝的，但在母爱的渲染下，选择一口气喝掉，免得被母爱绑架，被唠叨，这是今天大多数年轻人面对父母不得不作出的妥协。盛男当然也会做出科学的尝试，她很快拿出一本《众病之王——癌症传》，掉书袋地念出那些数据来说服母亲。结果被消解在一场扔鞋的闹剧当中，就如同无数家庭最后都在其乐融融中将就地过下去一般。

滕丛丛在采访时更是直接点出了癌症与主题的关系，她坦承自己受到《众病之王》的启发，书中“癌症不同于肺结核或者流感这样外来病体的入侵，它是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我们对青春，对永垂不朽，对很多欲望求而不得而来的变异。”也给予了艺术作品以科学视角，伍迪艾伦说“我不生气，我用生肿瘤来代替生气。”“所以盛男身上或有很多郁结，因努力而徒劳带来的郁结，所以才有了癌症这个由内而发的病症，由此我们才能展开故事，让人物一步步解决自己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么一个现代青年，在掉完书袋之后却依旧跟着李父进入深山，跟着“哈，哈，哈”起来。她心中的块垒，在片尾看起来是真的得到了疏解，却让观众更加郁结。因为这种疏解，将她得病之后的觉醒、矛盾、勇敢，导向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与其说是导演想不出更好的结局，不若说这就是现实的结局，现实中我们永远只能向更强大、更无形的力量低头，最多也就“哈，哈，哈”的自嘲几声。

传统男人用传统科学欺骗女性和自己，新时代的男人自然用现代科学欺骗女性和自己。刘长明就是这样的人，他说着浪漫恶心的话语，他说他喜欢拍云，人的眼睛能看多远那一段从科学上而言并无多少指摘之处，毕竟人的眼睛本身是一个接收器。但是这个比喻之下，呈现的是一种类似地球中心论的男性中心主义，即我就是中心，宇宙之光全数汇聚于我。这也是刘长明的名字的反讽之意，也是其悲剧的根源。

影片中盛男对李平说，男性越是缺什么才越发的想得到什么，暗示越有心理缺陷就越有掌控欲。这是典型的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下的性文化体现。但换言之，如果一部电影一味强调这一点，可能恰恰说明社会缺乏这一点，正如我们不会单独给成年男性设立一个节日一样，但是我们有妇女节、有儿童节、有女科学家节等等。

二、女性视角之外的女性主义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在社会中根据不同社群会有不同角色，正如前文所述影片的条线较多，盛男也有多重身份，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推动，表达出不同的述求。也正因为如此，单独提出女性视角来分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视角。但对于这部电影而言，绝不是唯一的视角。

而且大众习惯将女性视角等同于女性主义，不免也会闹出很多笑话。电影宣传之时还借助海清等演员的采访，吐纳中年女性演员的不易，这固然是既有事实，也是需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但容易给人产生误导，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讲述中年女性危机的电影。事实上，女性主义的本质并不只是大众所谓女性视角，从政治运动和发展历程而言，女性主义本质是平权主义。我更喜欢从人类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女性主义更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让男性学会用女性视角看待问题，让女性学会用男性视角看待问题，换言之，最终男性女性都能摆脱性别的窠臼，而成为真正的“人”的问题。

然而，女性主义诞生至今，一直存在误解和污名化，电影宣传中居然还主动提及可能引起部分男性不适，使得这种平权的含义宣传成了男女两性对立。

事实上，无论男女都应该感到不适才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这部电影中每个人都极其可悲可笑又可怜，包括盛男自己。四毛和刘长明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是有着理想和抱负，却被现实压弯了脊梁。李平及其父亲是一类人，是现有社会中既得利益的获得者，愚蠢如李平的二代都能呼风唤雨实属时代的悲哀，但聪明如李父也不过尔尔，搞着辟谷，一见美女就慌不迭下山，看似看透生死，其实就是酒桌上的油腻中年男性，年老之后还要通过国学来显示自己掌握了从古自今的话语权。梁美枝就是传统社会的女性，没有自我，依附家庭（丈夫）。

盛男是最能代表创作者意图的角色，从名字上就可见一斑。但是在她身上处处体现着矛盾，有些地方甚至存在情节上的僵硬之处，比如她与李平的合同来来回回签了几次，甚至当面数落李平，最后居然还签署成功了，在现实中实在匪夷所思。这一反复的举动其实是想通过她既看不起李平，又因为需要钱而不得不接受自传的编写，表明她的纠结，却因为过于儿戏导致出戏。

而从更广阔的社会思潮来看，女性主义带有一种后现代的反思，反对宏大叙事，前述论及的疾病的隐喻也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它使得人们从绝对客观（绝对真实、绝对权力）的自然科学中，反思客观的主体性，并引入社会学、文学等多角度分析，瓦解了科学绝对客观的认知。

当我们的媒体开始以女性主义为宣传时，可喜的一面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替女性正名，为展示她们的身体和欲望提供发声的渠道。可悲的一面也变成了，床戏、自慰变成了媒体和男性的消费品，这一点也恰恰是女性主义自身的困境之一。即女性主义本身，无法否证女性自己不是作为消费品而存在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个问题一旦抛给男性，男性也面临一样的困境。就好比，我们如果去问一个女性科学家、企业家，她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时，我们已经潜在地认为女性是很难平衡两者的，问题在于，这个假设前提并不合理。不能将人的问题转变为女性专属问题，而转移问题的本质，人永远无法自证是不是工具/消费品，虽然从哲学上说，只有不把他人当做工具才是道德的，但是自己属不属于他人的范畴，这是一个罗素悖论。

这才是女性主义的目标，当全社会已经是女性主义者时，女性主义本身会被消解掉，就好像现在我们不会提出男性主义，那时我们不会看到《送我上青云》中的女性主义，我们只会看到以盛男为代表的人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在欲望满足与否间徘徊；当我们的社会缺乏女性主义的土壤时，我们才会强调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以说服更多的人转变成女性主义者。

因此，当《送我上青云》将自己包装成女性主义电影时，是一种逃避，将人的问题转变为女性（或男性）的问题，以试图避免激怒整个社会。正如我在《狗十三》的评论中说的那样，《狗十三》与其说是青春期的教育问题，其实是更本质的人类孤独的命题，只是将命题包装在青春之下，仿佛那些酒桌上的中年男性就不孤独、生活充满意义了。

然而女性的话题远不如教育的热度大，或许宣传方才不得不亲自下场激怒男性，这是市场所迫，也是现实所迫，也有极好的正面效应，但也仅此而已。那些愚蠢的男人看完《送我上青云》最多在网站给个差评，那些愚蠢的家长看完《狗十三》最多学给亲朋好友听，自己看了多么不接地气的一部电影。对了，刘长明还会背圆周率，从小就会，他还在没有文化的图书馆里赞赏薛宝钗，狗十三长大了果然就凭借好风上了青云。

可是，女性或者更准确得说每一个人，又何必自比因风而起的柳絮呢？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站成一棵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