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诞辰125周年：他与燕京大学的不解之缘

1922年6月，有志于金石学的容庚 （1894.9.5—1983），经过罗振玉的推荐，拜见马衡、沈兼士，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以中学学历直接攻读研究生，同时进一步编纂他几年前开始并已成型的巨作《金文编》。从此，容庚在北京一直呆到1946年2月，和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近出版的《容庚北平日记》（夏和顺整理，中华书局，2019年，882页）便是他24年来记下的在北京的学习、研究和生活， 内容极其丰富。这本日记，不仅是一部容庚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1920年代至1940年代学术界的重要资料，对于考察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成就容庚的北京

容庚日记从1925年元旦始，至1946年2月26日终，虽然有些年份比较简略，但总体而言，涉及人物有数百人之多 （书后人名索引约900人），包括前清遗老、学界泰斗、民国政要，也包括青年俊杰、时代女性以及商人百姓，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在现当代史上云隐的人物如赵叔雍、卫聚贤等。后来在学界、艺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郑德坤、陈梦家、启功、王世襄等人也频繁出现，颇为难得。

北京当时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尤其是金石和考古研究的中心，也是国际学者必然参观访问和寄居之地。正是在这里容庚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得以一览故宫所藏的古代器物和流落古董市场的商周彝器，使得他的古文字研究和实物相对照，成就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容庚有机会结交了许多研究中国或东亚文化和历史的国际大腕如明义士、伯希和、福开森、安特生、顾立雅、叶慈、叶理绥、葛维汉、戴闻达、鸟居龙藏、内藤虎、平冈武夫等。这大大开阔了容庚的眼界，增加了他的见识，有助于他学术研究的成长成熟和国际化。

容庚

北京也是容庚学艺兼通的福地。容庚自小跟着四舅邓尔雅学习金石书画，到了北京，他接触到了更多的艺术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司徒乔、周怀民、蒋兆和、以及溥儒等人，与他们频繁往来；而对于收藏和金石的爱好，促使他开始大量的收集青铜器和古代书画，这不仅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也使得有更多的机会欣赏模仿和研究传统艺术，从而在书画领域造诣颇深。比如，1940年4月22日至24日，他接连三日临摹王鉴山水，“殊不惬意”（612页）。“殊不惬意”四字，道尽了容庚当时满足的心情。

研究金石甲骨的容庚，并不是大家想像的老夫子。读者须知，北京的容庚正是从三十而立的青年成为知天命的中年，他关心时事，热爱祖国，支持抗日，同时作为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出来的一代青年，他积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比如，1934年容庚就有意识地把金石学会改名为考古学社(381页)，表明了他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化。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容庚痴迷电影。在1925年，他几乎每周都去看一次电影，有时甚至一天两次。后来随着工作的繁忙，不得已减少了次数乃至放弃。

容庚1922年到北京，1946年2月离开，中间除了去广东探亲，以及短暂的旅游考察外，这二十三四年年内几乎都在北京。这是容庚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在北京，他从一个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成长成为一言九鼎的学术大家。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容庚。而成就容庚的一个关键，便是他受聘在燕京大学任教。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成立于1916年，是由在北京的五所英美教会大学合并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担任教务长，开始大刀阔斧地前进。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和哈佛大学合作，争取了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遗产基金，成立了以两校校名命名的哈佛燕京学社 (1928—至今)。从1928年到1949年，哈佛燕京学社获得了霍尔基金会上百万美元的支持，成为民国时期中美学术交流的中心。燕京大学也因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后来改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负责管理学社在燕京大学的研究工作，并维持与哈佛燕京学社及同在中国之六个相关大学的联络。首任总干事为燕大哲学系博晨光（Lucius C.Porter），1939年由洪业继任。容庚受聘后不久，便躬逢其盛，参与了燕京学社的许多工作。

容庚1926年7月加入燕京大学，1941年底因为燕京大学被关闭而终止，约十五年时间。根据容庚日记的记载，考察他在燕大的活动，不仅有助于了解一个不懂外语的中国学者在燕大的经历，也有助于还原燕京大学包括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特别是某些官方文献和档案所无法补充和替代的细节，故作本文，略述大概。

南归？

1925年底，容庚在北大毕业。此时，他的《金文编》已经出版，来北京也已经四年，只是妻儿尚在广东，所以他有南归的计划。南归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要解决谋生的问题。他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半工半读，先当临时书记，月薪8元，后来升为事务员，月薪50元，可是经常不能及时发放，有时还要打折，所以生活比较拮据。因此毕业还乡， 既可以谋生，又可以和寡母妻儿亲人相聚。无疑是一个美满的选择。

这时，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25年9月28日，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寄广东大学聘书来，聘为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 ”。（43页）这当然是好事， 三天后（10月1日），容庚即“复陈钟凡信”（43页）。 容庚在回信中大约是答应了聘请，或者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的妻儿在广东，母亲虽然此年夏随容庚到京暂住，但必然要南归。他此时在古物所月薪五十元，可经常拖欠；经过朋友争取“交通部派容庚为本部咨议令” （29页），月薪90元（30页）； 如两处均发实薪，不过140元。此外，容还去林白水家为其女儿、侄女授课，当有收入。无论如何，从收入而言，广东大学的月薪240元对于容庚吸引力更大；何况还是教授的职位；同时又回到家乡。胡不归？

不过，12月2日当容庚咨询老师沈兼士时，“沈先生劝弟勿南归，云清宫古物馆需人，可以兼职。吾意颇犹豫。归寄萧作宾、吴敬轩信，刘绰纯信。”（52-53页 ）犹豫的原因首先在于北京的学术环境好，尤其适合容庚的金石甲骨文研究；广东则几乎毫无基础；犹豫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当时广东政局不稳。旧历正月的时候，容庚家里遭到散兵抢劫，妻子和九妹首饰衣服损失颇多，字画、法帖也有被抢。（12页，14页）两难之间，容庚写信给在广东大学任教的萧作宾、吴敬轩和刘绰纯咨询。12月15日，容庚看到《顺天时报》载广大文科教员因时局政治原因“辞职”,“亦不复作归计。” （55页）可是，毕竟在北京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所以1926年1月7日容庚接到刘焯纯的来信，“云广大风潮平息，教员发表复职宣言，劝吾归去。寄陈仲和信，嘱查复情形，以定行止。” （69页）这样，容庚又动了南归的心思。

受聘燕大

无巧不成书，正当容庚准备回乡的时候，他在北京古董市场认识的裘善元（字子元，1890-1944）把他介绍给了燕京大学。1926年1月12日，“裘子元来云，燕京大学欲聘余为教员，月薪二百元，征余同意。余竟允之，使此事成，余不复回广东矣。” （70页）裘善元是考古学家，当时担任教育部办事员兼历史博物馆馆长（70页下注）。裘向洪业推荐了容庚 （易新农、夏和顺，《容庚传》， 花城出版社，2010年，41页）。燕京大学虽然创办不久，可是经费充裕，月薪实发，是当时人人欲往的大学。以月薪而言，燕大不过200元，比广东大学的240元少了40元；可是，容庚可以依旧在北大以及故宫兼职，实际收入绝对不会低于240元。这样，从经济和学术两方面综合考虑，容庚马上答应了燕大的聘请。不久， 他的妻子儿女北上团聚。因为燕大的聘请，容庚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这是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转机。

容庚立刻决定应聘，裘善元也十分够朋友，他马上给燕大回复。第二天（1月13日），“裘子元来，回说各事皆容易商量，惟有一件，须暑假后授课，月薪可自暑假起计。吾意亦无不可。约后日与燕大文科主任在北海漪澜堂相见时再商议也。” （71页）1月15日，“午后二时往北海，见燕京大学文科主任洪煨莲，裘子元先在座。商定由暑假七月起聘余为教授，月薪二百元。因美国某大王捐基金一百万元以为研究中国国学之用，以三分用于燕京大学，以三分之一用于美国哈佛大学，故于暑假前聘定教授数人，专研中国国学。闻俞平伯、冯友兰诸人皆已商定云。” （71—72页）

《容庚北平日记》

1926年3月24日， 这天，“燕大洪煨莲电约明日送聘书来”；次日，“洪煨莲于十二时送聘书来，年薪二千四百元，分十二期，由七月一日起计。”（83页）这样，容庚就接受了燕京大学襄教授(副教授)的职位。须知，容庚没有上过大学，只有研究生学历， 而且不曾在外国留学游历，燕京大学直接跨越讲师和助理教授两级，聘他为襄教授，可谓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等气魄和胸襟，非一般大学所能具备。

3月25日洪煨莲送来聘书的时候，还请容庚为燕大寻找历史教员。当时容庚的弟弟容肇祖正在寻找工作，举贤不避亲，容庚一时动了小心思，就向洪业推荐容肇祖。当日日记记载，洪业“嘱代觅历史教员，晚间复信荐三弟任之”。（83页）4月3日，“洪煨莲来信，约有暇往谈。”（ 84页）洪业约谈就是关于容肇祖的事。4月5日，容庚 “九时许往燕京大学访洪煨莲。祖弟任历史教员事，因祖弟初毕业，恐学生反对不成。沈兼士下学年恐不能往兼中国文字学，嘱余任之。”（85页）容庚尚未到燕大就职，便推荐自己的弟弟担任历史教员，其行为虽然可以理解，但此事还是显得他不够成熟。实际上，容庚在燕大工作期间从同事交往共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的道理。试举二例。

1931年1月5日，容庚“十一时往图书馆，与洪煨莲长谈。彼言国人病在不能合作，吾与援广因小故即不到图书馆参与购书委员会，思之自失。”（215页）“援广”是陈垣的字。容庚能够自我反省，值得称许。所以次日，容庚“六时起，灯下作购置古铜器议案，以备提出研究所会议”（215页），这是君子补过的行径。而洪业之启迪与帮助，亦颇为重要。日记中容庚与洪业频繁相聚，多次畅谈，想必互相受益颇多。如1931年3月12日，容庚“往洪煨莲家长谈，甚快。”（231页）

黄子通也是容庚在燕大的另一个益友。容庚鉴于燕大国学研究所事事需要通过委员会或者会议商讨通过，办事效率不尽如意，有些气馁。1931年1月23日，“黄子通来，言外国会议制度办事迟缓，虽无大功，亦无大过，不进锐退速，自然日起有功，劝吾对于研究所不必过于燥急。其言甚是。先祖尝谓先父求治太急，任事太勇，余亦正坐此病。顾颉刚在广东中大建设甚多，然頡刚一去即行停顿，皆未尝养之以渐。故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也。”（220-221页）

再次南归？

1927年6月，容庚在燕大工作将满一年。此月15日，“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来电云，务请来任文字学教授。覆函云，欲为购置参考书籍，下年归任教授。由祖弟转去。”（133页）这是广东第二次聘请容庚，条件大概与上次相似。容庚似乎又起了南归之心，于是回信要求中大购买相关参考书籍，以为容庚教学研究之用。容庚的要求，看起来有些过分，实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的金石和甲骨文研究，是当时的新兴领域，资料和研究层出不穷，而研究中心仍在北京，如果要去中大任教，则中大应当为他配置相关的图书文献资料。

6月23日，容庚接到弟弟容肇祖的来信，信中劝他南归。容庚似乎下定了决心，当日“余乃向校长辞职，往见吴副校长，未遇”（134页）；次日，“国文系开会。向吴副校长辞职。吴劝余考虑数日，俟校长自西山回来再商。余允之。”（134页）

吴副校长即吴雷川，他劝容庚再考虑几天，同时等待司徒雷登从西山回来，大家再商量商量。与此同时，燕大也出动同事劝说容庚打消辞职的念头。6月27日，“黄子通来，劝余勿辞。” (134页) 黄子通时任燕大哲学系教授和文学院院长。经过黄子通的挽留，容庚似乎开始犹豫。6月29日，“吴雷川先生来商挽留余辞职事，允学校即有变故，余仍可支满全年薪金”； 看到燕京的诚意，“余遂决意不南归”，燕大也马上行动，“校长送聘书来。”（134页） 7月1日，容庚“接中山大学朱家骅来电云，购书四千可即办，仍盼即来。”（134页）可知容庚上次向中山大学提出了4000（元）的购书费用（《容庚传》言为4000册书，45页），朱家骅虽然爽快地同意了，可是容庚这边主意已经改变， 已经打消了南归的念头。

需要指出的是，燕大为了挽留容庚，不仅在情感上心理上劝说容庚，而且也破格给与容庚极高的待遇。那就是，在容庚担任燕京大学襄教授才一年的情况下，再次破格提拔他为教授（《容庚传》，45-46页），月薪自然相应增长，不可谓不优裕。容庚在这次和燕大的博弈中，可谓名利双收。反过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燕大对人才的尊重，提拔人才的气魄和见识。从此，容庚除了在中研院、清华大学等兼职外，一直服务于燕京大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燕京大学对容庚的重视及其优厚的待遇，容庚自然能够体会，所以他也准备长期服务燕大。1931年3月24日“购珍珠梅等花八株，植于园中，价三元”（233页）；1932年3月25日种梨树二，葡萄一架，枣树十，垂杨二，洋槐四，珍珠梅四（257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容庚这是准备在燕大和北京长居了。

容庚作为中学毕业生破格研读研究生，而后破格被燕大聘为襄教授，一年后又破格提升为教授，和自己当年在北大的老师马衡、沈兼士以及国内最著名的学者平起平坐，心中颇为自豪。1932年2月18日，“早九时往学校，与洪煨莲谈研究所事。余所编之《殷契卜辞》印费三千元，已由美出版委员会核准，《善斋彝器图录》缓议。核准者尚有顾颉刚《古史研究》六千元，分三年付;《宋会要》补助北平图书馆印费一万元；《碑传集补》请款一千元，付半数。未核准者，《俞曲园日记》、钱穆某书。” （251-252页）日记简洁扼要，用的是白描手法，可也抑制不住容庚的自豪。

1940年5月6日，北京的《实报》发表了侯少君关于容庚的《访问记》，这是侯未见容之前写的，所以容庚说“不无少误”（615页）。不过，容庚还是把这篇文章特地剪下来，贴在日记里，这也表明他看到此文的高兴。侯的文章说：“你绝不会生疏燕京大学的哈佛研究社吧?所以你应该知道那里的一位著名金石文字学家容庚先生的。他是个没有什么资格的大学者，他不曾受过完美的大学教育，但他现在是任着大学的教授。他不曾出过国，但在他所研究的金石图录中是包括了中国流传国外的古器的考证。” （615页）这段话，大概说中了容庚足以自傲的资历，尤其是燕京大学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头衔。他未曾上过大学，也未曾出过国，可是却和留学归国博士平起平坐，而且在待遇和名望最高的大学和学社任职，这不是普通学者所能做到的。1941年3月27日和28日，《实报》分两次再次刊登侯少君的文章，题目改为《人物志：容希白》。这篇文章，大概是经过了容庚的核对，所以和前文略有差别。容庚再次剪报贴在日记上，不再提文章有差错。（647-49页）大概他对于这篇报道是满意的，再次从侧面说明容庚对于任职燕大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自豪。

学英文，买古物，编学报

容庚在燕大的十几年，教书研究以及指导学生是主项，特别是讲授古文字学，学生有郑德坤、杨明照、周一良、陈梦家以及王世襄等当时的青年俊杰。他同时还参与了燕大其它管理事务，如搜集古物、购书、接待外宾等等，而其主编《燕京学报》特别值得一书。

在燕大，容庚和许多国外学者同事，不仅有公务上的往来，也有频繁的宴请和游玩。通过燕大，他也有幸结识了熟谙新旧文化兼通中西学术的归国学者如洪业等，他们的学术和行事都给容庚以很大的启发；同时，燕大也提供了容庚和许多前辈以及同龄中的俊杰如顾颉刚等人的深交乃至相知。这一切，都极大地增加了他的阅历，扩大了他的视野，升华了他的鉴识。

此前，容庚接触的外国学人主要是金石学者和甲骨文研究收藏家；在燕大接触的外国学者教授涵括了文学神学心理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这都是容庚过去的教育和经历所缺乏的，同时有助于他的金石研究。比如，他曾经请燕大的同事用先进仪器和方法测量分析青铜器。1929年1月18日，容庚“交一斗一升鼎与谢玉铭博士，试验容量”（164页）。谢玉铭，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土学位，时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34年12月17日，“早往访曹敬盘，商试验铜器事。”（393页）曹当时为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2月27日，容庚吸收了科学分析的结果，“作‘铜器之起原’和‘成分’二段”（394页）。

为了能够和外国同事顺利交往，1928年12月17日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容庚请燕大历史系学生李书春教授英文，这是他学习英文的开端（152页）。1929年1月他尤其勤奋，几乎天天学英文。大概是事务太多，精力不济，到了2月12日，容庚“决停习英文，李书春来，告之。” （172页）容庚过去为了研读日本学者的论文，曾经一度学习日文，后来放弃；这次学了一个多月的英文，又决定放弃。以容庚之聪颖和他对语言文字之敏感，在三十多岁时学英文依然觉得困难而放弃，可见外文之不易！

容庚在燕大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燕京大学搜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议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搜集古物。当日，国学研究所开会，“余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拨款二三千元为购买古物之用。陈援广谓考虑俟下次开会再议”（163页）。陈垣虽然不同意，不过，似乎多数人都赞同容庚的建议。1月19日，“国学研究所议决拨补助博物馆费二千圆，为购买古物之用。” （165页）

购买古物这个事情非容庚莫属。这既是他的兴趣，又是他的专长。为燕大购买古物，公私两顾，何乐而不为？次日 （1月20日），容庚便为燕大购买了第一件古物，可见他的兴奋。“早与黄子通进城，往琉璃厂看古玩字画。为研究所购得一汉永光五年鼎，价一百二十元 。” （165页）此后容庚为国学研究所购物连连。不妨撷取日记数则。

容庚书法

1929年2月8日，“为学校购商爵一于古光阁” （169页）；3月2日，“结算代学校购买古物账。凡四百九十五元，除来三百五十元尚欠一百四十五元。此数由国学研究所预定《彝器图录》款挪用” （174页）；4月6日，“余为学校购一绍兴至德坛铜炉”（178页）；5月5日 “在尊古宅为学校购钟二”；5月6日， “在英古斋为学校购神人镜一”；5月7日，在琉璃厂德宝斋“为学校购汉保子宜孙洗一。在大古山房购周剑一”（182页）；1935年3月11日，“至学校。送父己簋至哈燕社，”价四百五十元（408页）。

需要指出的是，容庚为燕大购买青铜器等古物，看起来当然是为燕大服务，其实也是对燕大的回报。1928年4月前，容庚虽然有购买书籍碑拓等古物的习惯，对青铜器以及甲骨也很感兴趣，可是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1928年4月28日，他开始购买青铜器。这天的日记记载：“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着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会计主任范天祥约往古玩铺买古钱，先到琉璃厂访古奇，为购汉镜及古刀布十数枚，价二十元，因事他去，余与明义士到尊古斋，购得一易兒鼎，价五十元。又一三羊镜、一得志小玺，价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鉴》箸录，余第一次购古器，乃廉价得此，殊自幸也。鼎盖后配，尚合式，《古鉴》无之。三羊镜铭:‘三羊作竟大毋伤兮。’文字花纹、色泽均佳。”（151—152页）这篇日记，把容庚收藏青铜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获的欣喜，都写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时出手收藏青铜器的关键在于燕大待遇丰厚，使得容庚有财力支撑这项爱好。

查他1925年、1926年和1927年的收支情况可知他入职燕大前后经济状况的改变。1925年容庚全年收入1121.5元，支出1123元；1926年上半年未入职燕大，半年收入不过649.8元，支出639.8元； 下半年入职燕大后收入为1567.7元，支出为1417.7元 （128页）；1927年全年总收入3464.3 元，支出3192.3 元，结余272元 （149页）。1927年结余虽然不多，但收入大大增加，因而水涨船高，开支也随之增加。这说明，到燕大任教后容庚生活逐渐宽裕，逐渐兴趣不可压制，从1928年春容庚进入了庶几古董自由的十几年时间，开始了他的青铜器收藏，奠定了他青铜器收藏大家的基础。这也是拜燕大之赐。

1927年3月，容庚担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开始主编《燕京学报》（《容庚传》，47页），这是他学术事业高峰的一个象征。日记中最早提到《燕京学报》反而比较晚，是在此年11月7日，“下午四时半开《学报》编辑委员会，到者:吴雷川、冯友兰、许地山、黄子通、洪煨莲，连我六人”（135页）。《燕京学报》由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设立的编辑部负责，前后出版40期，其中容庚主编了23期，顾颉刚主编6期，齐思和主编了11期 （《容庚传》，48-49页），可见容庚的突出贡献。日记中容庚参加学报编辑委员会开会，阅读、校对《燕京学报》以及学报其它事务达百则以上，不再赘引。

哈佛燕京学社

容庚还积极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活动。笔者也曾是哈佛燕京学社社员，故不惮其烦，将容庚之有关日记一则则摘录余下。

1934年6月13日，“至学校，阅请求哈佛燕京奖学金之学生”（374页）。1936年 7月6日，“四时开哈佛燕京奖学金会”（466页）。

1937年 3月16日，参与接待“燕大驻美托事诺尔思参观哈燕学社”（494页）；6月15日，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1889-1975)来访，司徒雷登在其住宅开茶会欢迎；次日晚七时，“校长请叶理绥于北海公园董事会”，容庚也参加了，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 （503—504页）；6月15日，“叶理绥约晤谈” （504页）；6月23 日，“二时至学校，哈燕社开会，给予研究生奖学金。”（505页）

1938年4月5日，“到哈佛燕京社演讲‘古铜器之时代及其真伪’”（529页）；6月19日，“归哈燕社”（538页）；6月27日，“下午三时至学校，开燕哈奖金会”（539页）；9月28日，“下午图书馆、哈佛燕京社、历史学会开会。一日而三开会，可知其忙也”（549页）。1939年6月28日，“八时往学校开哈燕奖学金审查会”（579页）。

1940年1月26日，“九时半哈佛燕京顾问委员会开会”（603页）；2月20日，“三时哈燕开会”（605页）；3月28日；“哈佛燕京社茶会” （609页）；6月28日，“开燕哈奖金审查会”（620页）。1941年7月7日，“九时至哈燕社开奖金会”（659页）。

上述日记可以知道，容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参与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选拔。选拔和资助优秀的中国学生留美是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核心项目，周一良、陈梦家等人就是申请获得了这个奖学金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而容庚当时就是他们的老师，直接参与了面试和选拔工作。

第二，根据容庚日记，可见，哈佛燕京学社当时就有“哈燕社”或“哈燕”的简称，则今日“哈燕社”此简称乃当年之流传可知；不过，日记中容庚有时也简称“燕哈社”或“燕哈”（539页；620页），突出了燕京大学的地位，则当日燕京大学之自豪自信亦可稍知。

被迫终止

1941年11月20日，“晚八时到博晨光家开会” （672页）；28日，“早授课。四时半历史研究会在邓之诚家开会”。（673）这是容庚日记中最后几次提到他在燕京大学的工作。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封闭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入狱。这就结束了容庚在燕京大学的生活。

不过，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从日本监狱中出来，容庚即去拜访校长以及洪业等人。根据日记，1945年8月19日，“九时与饶引之访司徒雷登。归访吴熙曾” （774页）；8月30日，“访洪业未遇” （775页）；10月16日，“早至燕京，访洪煨莲、陆志韦诸人，晚乃归” （780页）；11月17日，“早至燕大，取回所补薪金，五个月计美金三百元，联钞十九万千四百元” （783页）；12月28日，“燕大补发五月薪金，除取三十馀元美金外，尚有支票三百元，换得现美金二百七十二，合法币每元一千二百元，共得法币三十ニ万六千四百元” （787页）； 12月29日，“寄陆志韦信” （787页）；1946年1月5日，“陆志韦复信说可将美金仍存燕大” （788页）；1月6日，“早访齐思和，托其将支票退回燕大” （788页）； 2月12日，“早访顾颉刚于花园饭店。下午顾来。访朱鼎荣，交燕大支票百四十二元，属代取现款”（792—793页）。容庚日记止于此年2月26日，2月12日这则是容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燕大。

从容庚在抗战胜利后频繁拜访燕大的上司、同事和朋友可以看出，当时他非常希望能够回到燕大任教。可惜，由于局势的变化，他被迫离开北京，不能延续燕大的工作，这实在是燕大的遗憾，也是容庚的遗憾！

1940年12月25日，容庚对当时的甲骨和金石名家作了评价。他说：

“校《通考》稿并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

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

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

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

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

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638页)

容庚对郭沫若、唐兰、商承祚、于省吾、吴其昌以及自我评价，可谓妥帖，而其所得独多，岂非北京及燕大之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