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反击自己的过去是非常勇敢和复杂的行为

【编者按】

数据显示，有75%的人曾经历过童年创伤。这些经历对于经历者的影响是持续的，会影响他们成年后的性格、亲密关系、亲子关系、社交以及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除了少数人有条件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大多数人即便长大成人，依然将童年遭受的黑暗当作自己秘不可宣的隐私，不能与人言说，甚至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他们只能在别人无法看到的地方，悄悄与之搏斗。而这些人当中，有些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被称为“超级常人”。

《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梅格·杰伊，结合自己经手的案例故事，剖析了这些“超级常人”是如何应对童年创伤对自己的影响的。梅格在书中指出，战胜创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使是这些“超级常人”一路走来也是充满了各种艰辛，但尽管如此，只要我们对未来怀有积极预期并为之努力，辅以有效的应对方法，就可以爬出童年创伤的泥潭。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一章《超常者》。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1962年，心理学家维克多·格策尔（Victor Goertzel）和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格策尔（Mildred Goertzel）合著了一本书，书名为《卓越的摇篮：对20世纪400多位名人的童年进行的一项发人深省的研究》（Cradles of Eminence: A Provocative Study of the Childhoods of Over 400 Famous Twentieth–Century Men and Women）。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对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至少拥有两部个人传记的名人，比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玛丽·居里（Marie Curie）、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亨利·福特（Henry Ford）以及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格策尔的书中最发人深省——或者说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这些杰出人物中，有3/4的人在儿童期就饱受贫穷、家庭破裂、父母虐待、酗酒、残疾、疾病或其他不幸折磨。只有58人（不到15%）的原生家庭算是没有烦恼的，父母也能给孩子提供支持。格策尔写道：“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似乎不太可能跻身名人堂。”

也许美国前第一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说得对：“足智多谋、精明强干乃是在与困难做斗争中形成的……当扣人心弦的形势使头脑变得激越昂扬，原本沉睡的潜质就会苏醒并活跃起来，形成英雄和政治家的特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逆境是很常见的。逆境不是少数不幸的人所背负的难以承受的负担，而是在很多名人、英雄和无数普通人的个人历史中都可以看到的现象。

社会学家最早主要是出于偶然发现了这些具有复原力的个体。近百年来，自心理学领域创立以来，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疾病，尤其是儿童期的问题如何导致成年期的问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有名的成就可能是在19世纪末普及了这一理念，但事实上，这一观点早已确立。弗洛伊德曾说过：“在我之前的诗人们和哲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潜意识，我发现的只是研究潜意识的方法。” 事实上，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名言“如果嫩枝弯曲，那么长成的小树必然倾斜”也意味着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的逆境会形成潜意识，进而影响成年之后的人生。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不同的研究团队开始观察到，当嫩枝弯曲时，树并不总是倾斜的。在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诺 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开始研究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由于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他们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似乎更大，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患病的迹象。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迈克尔·鲁特（Michael Rutter）研究了那些似乎同样不受贫穷影响的男孩和女孩。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埃米·维尔纳（Emmy Werner）发起了考爱岛纵向研究（Kauai Longitudinal Study），对数百名一出生就面临高风险的婴儿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却被那些克服了儿童逆境和家庭不和谐因素影响的婴儿深深地吸引住了。门宁格基金会（Menninger Foundation）的洛伊丝·墨菲（Lois Murphy）和艾丽丝·莫里亚蒂（Alice Moriarty）共同指导了一个名为“应对计划”（Coping Project）的研究项目，旨在找出那些能很好应对困难的孩子。瑞士精神病学家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是尤金·布洛伊勒的儿子，他创造了精神分裂症这个词，他自己也研究过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病人的孩子都颇有建树。他提出，这些孩子们儿童期经历的艰难困苦冶炼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异常坚强。

正如英国精神分析师詹姆斯·安东尼（James Anthony）在1987年所写的那样：“人们可能会认为，儿童战胜绝望、堕落、压抑、剥夺和缺陷的现象会立即引起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注意，但直到前些年，那些在逆境中幸存下来并取得成功的人好像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然而，忽然之间，人们对这些幸存者和成功者的关注多起来。因为至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代表了美国梦的希望：战胜困难，顽强地实现自力更生，对美好的未来怀有希望，以及获得了看似平等的成功机会。

有复原力的孩子们激发了专业人士和外行人的想象力，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对他们进行的许多早期描述都表明，他们身上确实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新闻标题、期刊文章和书籍标题中都充斥着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字眼，比如“超级儿童”（superkid）、“不会受伤”（invulnerable）、“不可战胜”（invincible）、“钢铁般的孩子”（children of steel）和“超常”（supernormal）。这些看似无懈可击、战无不胜的孩子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超自然的适应能力和成功能力，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人们通常相信复原力强的孩子能克服来自家庭或学校的不利因素，进而实现成功，而且研究人员一度相信复原力强的孩子或许可能拯救社会科学。就像精神创伤研究专家朱利叶斯·西格尔（Julius Segal）在1978 年的一本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些不会崩溃的孩子肯定拥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如果科学家们能发现复原力的秘密，就能向世界揭示成功的秘诀。西格尔在其关于复原力的著作中感叹道：“这些不可战胜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研究的最大希望所在。”

西格尔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各个学科的专家们开始投入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复原力强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认为，少数优秀品质可能造就了这些人的复原力，给他们的漫长人生创造了财富，但并非每个人都具备所有这些优秀品质，不然的话，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所有这些品质，那么他真的会超级优秀。他们认为这些人至少拥有下面这些优秀品质中的一项或多项：至少有正常智力水平、迷人的气质、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独立的性格、良好的沟通技巧、建立友谊的能力、自信、毅力、幽默感、乐观、吸引力、信仰、目标感、 责任心以及其他一些引人关注的性格或爱好。

尽管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超级儿童”利用他们的超常能力去反击周围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但很快就发现，很多人的周围环境中也存在有利因素，他们从中得到了一些帮助。至少父亲、母亲或某个成年人爱他们，并给予他们始终如一的温暖和监护，才能维持大多数人的和谐。有些人活了下来并茁壮成长，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而是因为兄弟姐妹的关心和照顾。另一些人则依靠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的支持，比如与老师、教练、导师、亲戚或朋友的关系，或者依靠社区内的资源，比如能给他们提供教育或午餐的学校、安全的社区、图书馆、教堂、健身房、音乐中心等等，在那里，他们可以逃避现实，甚至得到灵感。

正如著名的复原力研究者安·马斯滕（Ann Masten）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这样的人其实并没有超常能力。她说，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利用普通人都具有的力量，或者在利用普通的思维、家庭和社区，变不利为有利，从一无所有到有所建树，从微不足道到成为成功人士。然而，就像魔术一样，事情往往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科学家们对复原力强的儿童和成人的生活追踪得越仔细、追踪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发现复原力并不是一种人人都能研究透的东西，这取决于人们如何以及何时去观察它。

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会寻找表现良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在工作或学习中表现良好的人群则是最容易进入他们视野的。

但除了容易观察到的良好表现以外，研究人员不能轻易看到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呢？研究人员很快发现，虽然许多成长于困难家庭的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得很好，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有复原力的孩子更是如此，但他们内心往往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强烈的孤独，这些内心感受很难被发现。同样，许多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似乎不受童年逆境困扰的成年人的内心同样也在苦苦挣扎，这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过去数十年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儿童复原力背后的秘密：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孩子不会，成年人也不会。

20世纪中叶，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提出，正常的成长发生在他所谓的“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中。这种环境类似于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足够好”的成长环境，比如良好的家庭、学校或社区。在这种成长环境下，孩子们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关爱、足够的和平、足够的约束、足够的监护、足够的榜样、足够的关注、足够的爱情、足够好的父亲母亲或其他成年人的关心。对于一个足够好的童年而言，生活中未必完全不会遇到任何问题，相反，与年龄相适应的、适度的挑战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不过，哈特曼和温尼科特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具有可预测性，应该属于一种文化观念所认为的正常范畴之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特曼设想的“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可能既不普通，也不可预期。在哈特曼所说的“高于普通水平的环境负担”中成长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约有25%的成年人在儿童期遭受过言语虐待，15%遭受过身体虐待，10%遭受过性虐待，大约30%的人目睹了父母离婚。大约30%的人生活在有家人滥用毒品或酒精的家庭环境中，15%的人目睹了某种形式的暴力。约5%的人在父亲或母亲入狱的环境中长大，20%的人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同住。

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似乎只会发生在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经济困难的确会导致家庭问题，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但并非所有问题都是由经济困难引起的。就算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同样会出现影响孩子成长的不利因素。有一项震惊医学界的里程碑式研究表明，人们在早期成长阶段承受压力非常普遍，也非常有害。这项研究开始于20 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共同赞助，由联合首席调查员文森特·费利蒂（Vincent J. Felitti）和罗伯特·安达（Robert F. Anda）共同主持，研究项目名称是“儿童期不良经历研究”。他们研究了大约18万个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将近2/3的家庭存在一种上述不良经历，将近1/2的家庭存在两种或多种。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青少年来说，很可能出现祸不单行的情况，一个不幸引发了其他多个问题。2004年一项关于“逆境关联性”的研究中，80%生活在逆境中的儿童至少还面临着另外一种问题，50%的人还面临着另外三种问题。

除了关联性之外，早期逆境往往不是一次性事件，其影响不会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立刻消失，而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用精神分析学家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的话来说，最普遍的麻烦不是休克性创伤（shock trauma），而是紧张性创伤（strain trauma），因为它们不断地给孩子的童年以及成年之后的生活带来负担。这就是精神分析家马苏德·汗（Masud Khan）所称的“累积性创伤”，这种创伤会贯穿整个童年，这些创伤的影响直到成年之后才可能显现出来。马苏德·汗说，这些影响是不断累积的，回头来看才能发现。那么，大多数儿童在童年期经历的逆境之所以非常危险，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规模多么大，而是它们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发育中的身体和大脑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折磨。现在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困难经历会以毒性应激或慢性应激的形式侵入我们的皮肤。长期的压力会造成身体伤害，这就像反复轻轻地敲打人的头部一样。比如，如果一个运动员遭到沉重一击，严重到失去意识，发生脑震荡，我们就会进行干预，让他退出比赛。但如果一个球员受到较轻的打击，也许他看起来没事，我们就会让他回到比赛，回归之前的生活，但是，正 如神经学家所发现的那样，无论重的打击，还是轻的打击，影响都会叠加起来。

2011年，美国儿科学会前会长罗伯特·布洛克（Robert Block）在参议院儿童与家庭小组委员会证实，儿童期的逆境“可能是美国成年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使我们有可能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溃疡、抑郁症、癌症和自体免疫性疾病等。复原力强的人也会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许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与之斗争，生活不至于因此陷入混乱。

2017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成功战胜逆境会让你生病》（Why Succeeding Against the Odds Can Make You Sick）的文章，介绍了科学家们在研究复原力强的人（也就是那些努力克服童年劣势的人）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这些人越是认同“事情不如意，只会促使我更加努力工作”或“我总是觉得，我想让生活什么样，就能让它变成什么样”等类似的观点，他们的健康就越可能受损。有鉴于此，有研究人员表示，当谈到我们的健康问题时，所谓的复原力可能只是表面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距离人类首次发现复原力这一现象已经过去了大约50年。一开始，人们之所以研究这个概念，是为了追踪研究一些超常的儿童，发现他们的超能力，结果却演变成了研究人员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个方向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却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在早期面临逆境。我们中的许多人用所具备的普通的能力去抗击这些逆境，而且有一些人的确取得了胜利。

虽然一些人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但往往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和果断。早期的研究人员通过将这些人与超级英雄做对比，或许真的发现这些孩子身上存在某些超乎常人的特质，但如今，很少有人把复原力强的年轻人称为“超级孩子”、“无懈可击”、“战无不胜”或“超常”。 别忘了，超级英雄往往都是复杂的角色。

世界上第一个超级英雄名叫“超人”（Superman），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形象，是美国梦的持久象征。1938年，还是个婴儿的超人从他的家乡氪星来到了地球，首次登上了一本漫画书的封面，漫画书展示了超人所有的红、黄、蓝三色的光辉。他比飞驰的子弹还快，比火车头的劲头还强大，能一跃跳过高楼大厦，当然也会飞。“他是一只鸟！它是一架飞机！它是一个超人！”他只有碰到来自他母星的氪石，才会失去超能力并变得软弱无力。

然而，正如世人后来所了解到的那样，要练就“超人”那种钢铁之躯并非易事。超人是一个孤儿和外星人，被善良的肯特一家人收留和照顾，但考虑到自己的历史以及具备自己

也不明白的超级能量，他自己都觉得与周围的人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为此，他从自己成长的斯莫维尔镇（Smallville）搬到了大都会（Metropolis），并在那里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迄今仍未结束的斗争，以期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超人可能喜欢过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那样的日常生活，甚至可能爱上露易丝·莱恩（Lois Lane），但这个世界一直在呼唤他行动起来，而他似乎只有在自己的孤独堡垒中才能找回内心的平和。

那些有复原力的人或许不是超人，但他们是“超常”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越平常或正常的水平。正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经典著作《污名》（Stigma）中所写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正常人是那些没有偏离预期的人，那么超常者就是那些在很多方面偏离预期的人。他们的日常奋斗超越了我们所认为的一般和可预期的范围，他们随后的成功也超出了预期。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依然没有人知道这些超常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超人是几乎所有超级英雄的原型，而大多数超级英雄的共同特征也存在于许多超常者的生活中。如同超级英雄能够躲避子弹或跳过挡住自己的高楼一样，超常者也能以看似轻松的方式反击眼前的危险，而他们周围的很多人，包括那些生活中遇到障碍较少的人，却无法做到这些。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许多人继续追求成功，却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或许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切就都崩溃了。

美国文化既创造出了超人，又创造出了美国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我们往往以浪漫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各种形式的向上流动，有时甚至忘记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艰辛、疲惫、脆弱、孤独。我们对那些复原力强的人感到惊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往往只是关注“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却忘了问一句“他们内心感觉怎么样”。

本书记载的就是关于逆境和复原力的故事。他们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令人心碎的童年之后，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向世界表明，一个人反击自己的过去是非常勇敢和复杂的行为。超常者是日常生活中的超级英雄，但有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拥有能量，内心藏有秘密，即使是与其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发现不了他们的秘密。他们隐藏着内心的秘密，同时也在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使在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自己的力量行善。但戴着面具的他们可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疏离感，只有强化与别人的关系，才可以拯救他们。最终，超常者不得不严肃地回答这样的问题：生命是否一定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善是否最终能胜出？爱究竟在哪里？

《我们都曾受过伤，却有了更好的人生：如何从童年创伤中复原？》，[美]梅格·杰伊著，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