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曾流传过一阵子日本文人的段子，关于太宰治的段子是这样写的：太宰治是芥川龙之介的脑残粉，他后来还被公开了当年写满芥川龙之介名字的黑历史笔记本，脑粉到拼命都想拿下芥川赏，却被评审川端康成表示：“太宰治作为人类有很大缺陷。”太宰治一怒之下写了恐吓信给川端：“养小鸟、唱歌和跳舞就比较高尚吗？我捅死你！”
虽然不乏臆测，但这个小故事的确谈到了三位日本文坛顶尖作家的写作风格与性格特点：以《罗生门》等作品成为文坛巨擘的芥川龙之介；喜欢写物哀、以充满意蕴的风物与人写生命的悲凉的新感觉派作家川端康成，以及留下无数名言如“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等等，因为自杀的次数太多，几乎都把自杀这事“盘”出光泽的、颓丧了一生的太宰治。
太宰治被喻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他的作品在其谢世70多年后仍保持着热度，太宰治代表作《人间失格》每年在日本可以卖出10万余部。最近，西西弗书店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新版本的《人间失格》，该版《人间失格》收录了太宰治中后期最具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包含3个最具代表的中篇《人间失格》《斜阳》《潘多拉之匣》，四个最具声明的短篇《樱桃》《维庸之妻》《快跑，梅洛斯！》《女生徒》，1个日文版未完之作《GOOD BYE》。
该版为日本文学翻译家竺家荣翻译，代序《我要向山举目》对太宰治进行了解读，旅日作家毛丹青也加入写新版序。在编排方面，新版《人间失格》梳理了太宰治的生平和创作分期，通过时间轴的形式在内页中表现，以倒叙的形式，从1948年创作的《人间失格》追溯到1939年获得川端康成等人高度评价的《女生徒》。全书分为四个篇章，分别表现1948年太宰治的失格自杀；1947年爱情抗争；1946年的青春希望；1940-1939年的生命向往。
新版《人间失格》线下分享会
1、
太宰治一生都在求死。
1929年，他服用安眠药首次自杀未遂；1930年，太宰治结识了银座酒吧女田部阿兹弥，二人投海自杀，田部身死，太宰治因服用的药物未达到致死的剂量而自杀未遂；1935年，太宰治去往镰仓山上吊自杀，绳子断裂；1937年，太宰治与没有正式结婚的妻子小山初代去谷山温泉殉情，方式仍是采取服安眠药投水，双双被救活；1939年，太宰治给妻子留下一封道歉式的遗书，与读者山崎富荣在雨中沿着玉川上水走了200米左右跳河自杀，终于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
很多学者分析太宰治自杀的心理时认为，他的选择或许和“童年创伤”有关系，太宰治出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的贵族家庭，母亲体弱多病，排行第十的太宰治未获得多少父亲的荫蔽，且自幼由姑母和保姆照顾。这种与家庭的疏离感所造成的敏感和脆弱或许要为他之后的人生选择负一部分责任，但是绝不是全部的缘由。
如《菊与刀》的《洗清名声》一章中写到的：“日本人很容易因为失败、受辱和被排斥而受伤，这使他们动不动就折磨自己。日本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描写的是：有教养的日本人一会儿忧郁得要死，一会儿又愤怒得要命，常常为此而迷失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厌烦一切——厌烦生活圈子，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国家。但是，这厌烦并不是由于理想可望不可即，也不是源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立。他们的厌烦是一种特殊的厌倦，是一个太容易受伤的民族的病态表现。”
在《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的看来，日本人厌世情绪的爆发就像是一团有毒气体的飘散，“分析环境或主人公的生涯，以厘清那团阴云，是没必要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们很容易受到它的攻击。在日本人看来，他们的阴郁没有任何明确的由头。他们可能会抓住某个事件，作为由头；但是，这一事件往往留给人一种古怪的印象，即，它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
这种独特的“耻感文化”和被内化为一种毫无缘由、几乎是纯粹的感伤和厌世情绪让自杀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这一点，是阅读太宰治，乃至所有以自缢、投河、服药、剖腹等方式选择自杀的作家，如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有岛武郎的作品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当放弃掉我们带着自己民族文化成见或者一种预设的道德立场去判断日本作家的自杀，并放弃掉我们被培养的那一套审视一个日本作家的出生、家庭、彼时的社会背景等等以为他的自杀寻找任何可作为动机的蛛丝马迹，他们的选择才更显示出其本质性的意义、甚至显示出某种近乎纯粹的美感。
在太宰治的许多作品中，他的个人印记都非常明晰，如最具代表性的《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大庭叶藏，与太宰治的一生就极其相似：二者都体弱多病，患有肺病，一度需要休学静养；二人都内心阴暗、认为一切都了无生趣却要努力扮演一个活泼有趣的人；二人都曾爱上有夫之妇并投河自杀，并以自杀辅助罪被捕，以及被送到精神病院、妻子出轨，多次自杀失败等等。这种相似性让《人间失格》几乎成为太宰治的一份自传，这也是这个作品被频繁提及的原因。
太宰治《人间失格》手稿
2、
如果把《人间失格》看作是太宰治将自己一生的经历与选择的和盘托出，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天命不由，惟人所召”。即便再不被家庭接受和理解，凭借着聪明和近乎机敏的伪装自己的本领，大庭叶藏也是可以过一种很体面的生活的。而他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一手毁坏自己的人生：挥霍无度，结识妓女和狐朋狗友，夜夜烂醉如泥。
而把他的自杀归咎于具体的原因，如家庭原因或妻子出轨，则似乎是舍本逐末，这样反而会让太宰治一次次的“牺牲”落入庸俗化的圈套，这些情节性的内容在太宰治的小说中其实更像是他搭的舞台，而浓墨重彩上演的却是他呓语一般的对自我的厌弃和对一切的怀疑。
如他写的：“不合法的事物，反倒带给我小小的乐趣。不，应该说让我心旷神怡。世上称之为合法的事物反倒更为可怕，那复杂的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对何为人的营生全然不了解，我为自身和世间人们的幸福观念不一致深感不安……我甚至认定自己背负着十个痛苦。”
太宰治也在书中清晰地写道“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堕落之路因此而决定了”，那个瞬间就是他看到梵高的自画像的瞬间，太宰治借大庭叶藏的口吻写：“越是惧怕别人的人，反而越是更加渴望亲眼看到可怕的妖怪；越是神经质的、胆怯的人，越是企盼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啊，这样一群画家受到了人类这种妖怪的伤害和恐吓，最终相信了幻影，他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画法来遮遮掩掩，而是尽力将自己所看到的如实再现出来。”《人间失格》中有许多太宰治对于自己的认定，如“见不得阳光的人”“罪犯意识”，他在每一个时刻，在读书时、在人群中、在女人“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的身世”时，太宰治只感觉到“好寂寞”。
虽然绝大多数的读者都不曾有过太宰治那种精神上无法适应一切、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世界的敌意和生而为人的困顿和悲凉处境，但《人间失格》仍写出了某种普遍意义：生活永远像小小的啮齿动物啃噬着我们的尊严，我们是如此不堪一击。
3、
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之外最出名的作品还有《斜阳》与《维庸之妻》以及为他赋予浪漫色彩的《樱桃》。后二者的主线仍就是文人的酗酒、滥情、毁灭自己的生活，女人艰难地操持起生活，但是因为篇幅短、意象明晰、象征性强烈而显得更紧凑可读。
在新版《人间失格》的线下分享会中，史航说：“《樱桃》写夫妇俩吵架，太宰治写人都是无意义的躯体，生产着垃圾和污垢的感觉。丈夫不愿意在家待了，卷着本书，到了酒馆里面点了一大盘樱桃，他吃樱桃想起来我没怎么给家里买过樱桃，家里的孩子也没怎么吃过樱桃。一个人吃着告诉自己一件事：大人比孩子重要。这里面有焦虑产生的各种情绪，由情绪最后产生的是一缕迁就，迁就产生歪理。好像一杯酒打翻了，滴在地上，好像很无序，但被辜负。”
《菊与刀》中曾写日本人抱有“对自己的名声的情义”为了保护这种尊严感，他们常偏执到选择最极端的手段去维护，不同于中国人的“谁要是和污蔑自己的人斤斤计较，谁才是没有器量的小人”，日本人面对可能给自己的性格造成污点的事情，则常常是以极度的忍耐克制甚至以死来明志。在太宰治的小说中有一种明显的拉扯，现实中的太宰治是如此敏感和珍视自己的尊严，如三岛由纪夫在文章《太阳与铁》中写道：
我当着太宰治的面这样说道：“我不喜欢太宰先生的文学作品。”
这瞬间，太宰忽地凝视着我，微微地动了动身子，那种表情仿佛别人捅了一下子似的，但又立即稍稍倾斜向龟井那边，自言自语般地说：
“你尽管这样说，可你还是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呀。对不对，还是喜欢的呀！”这样，我的有关太宰的记忆突然中断了。这与我很不好意思地就此匆匆告辞也有关吧。不过，太宰的脸从那战后的黑暗深处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尔后又完全消失了。
太宰治的反应非常凸显他的个人风格，如《人间失格》的大庭叶藏一般，太宰治完全没有招架任何质疑，乃至任何人生中难以避免的尴尬处境的能力，他的神经纤弱得像一缕游丝。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在小说中写了一大批不争气到极点的男人：卖掉妻子的腰带买酒、讨好有夫之妇来骗钱、拿着家里最后一点钱阔绰地点了一盘樱桃……看到这些人物时几乎能想到太宰治在撕破脸皮一般写下这些自我放逐的人物后又在黑暗深处瑟瑟发抖的样子。
而《斜阳》是少有的，稍微有些体面和余裕的故事。虽然在黑粉三岛由纪夫的描述里《斜阳》的发表和有关《斜阳》的一次小规模聚会“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确实令人感动的、哀婉动人的，领域方面，大伙又充满了自己是代表着时代病的自负，隐约灰暗的、抒情的…….也就是说，确实是太宰式的情调”。
《斜阳》里反复出现的象征着死亡的蛇，母女两个人相依为命是一年四季默默观察着窗外的花、鸟与月色，太宰治的大多数作品由于强烈地指向内心，其实是并没有必要去细究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的，而《斜阳》可能有其例外性，《斜阳》故事的发生和整个的情感氛围都与战后荒芜的环境里贵族的衰退和没落相关。如果之前的作品是太宰治作为个人的怨艾，《斜阳》中没落的却是整个贵族人群，也因其对于时代情绪的贴合与作为小说极为精巧的情韵的建构而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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