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程：从感性的文学少女，到平和的社科学者

【编者按】

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们必须走过的一段漫长旅程，朝向知识圣殿的光亮，艰辛而孤独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们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复杂的，有仰慕歆羡，有敬而远之，随着从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问题等负面话题的反复出现，更多的是疑虑和不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别推出“象牙塔之巅”专题，邀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博士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研究以及对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为什么读博”和“读博有什么用”，本专题更希望回答“读博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看到个人的困惑和抉择，学科的样貌和特色，也会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个体的学术经验联结成整体。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和我的博士课题结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彼时我作为德语语言文学专业交换生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学习。向来自由散漫的我在第一个学期就几乎修完了一年所需的学分——说自由散漫，是因为我这么做并不是热爱学习，而心里暗暗想的是“用一个学期把学分差不多修完，第二个学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事实上，寒假我就去了定居英国伦敦的表妹那里，一住两个月——到了第二个学期，我纯粹出于兴趣修了一门和文学无关并且针对硕士生的课（距离学分修满只差一门课并且自认为在第一个学期也没费多少劲，所以硕士生的课我也敢去上）。那门课的名字叫“德国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发展”。也许是因为我和教授聊得很high，也许是因为我没压力写出来的论文确实比较好，我最后在这门课上写的论文得了1.3，相当于百分制里的90分。那是我自三年前的大一接触德语以来，第一次用德语写论文。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其实获得这个分数给了我很大鼓励。

那个时候，“经历型社会”的理论刚刚在西方火起来，它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给那些围绕着“达到普遍小康后该如何发展”和“该如何理解后冷战时代富裕社会中人们的行为”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此同时，已过去若干年的“9·11”给西方世界的信号并没有消除：“文明的冲突”第一次以如此显性的方式呈现，对“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忧虑成为横在西方世界一些有学之士的在喉之鲠。欧盟还没有经历它的第一次危机，作为一颗承载着人们尝试某种超越国界、更博爱、更大同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希望的新星正冉冉上升，成为政治以及研究领域的“网红”。人们希望，在政治和经济之外更赋予其文化意义——相较于历史较短的美国，有古老艺术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更能于理念和概念以外，为其“文化意义”提供丰富的佐证：不仅是“生活方式”和“信念习俗”这样的广义文化，还有“艺术表达”和“艺术创作”这样的狭义文化。这两者的结合非常能戳中我这个文艺少女的心。

那个六月的午后，二十岁的我坐在教授家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听他讲二战结束后不到一礼拜，人们在被炸成废墟的教堂和剧院里举行贝多芬音乐会，排演《智者纳旦》，从而使民众快速找到新的定位，成就了德国“经济奇迹”；听他对我说“文化产业在二十年后是朝阳般的产业”，听他描述德国和欧洲沉默的野心，我不禁心动神驰，同时又在问自己：“可我们国家的尝试在哪儿呢？”

我不想再做一个只能对着别人谈论美好的诗歌与意象，当若干西方围观群众对中国的文明和发展充满恶意时只能气得涨红脸的纯情少女。后来在武汉市外办工作时，我多次和接待的德国代表团成员讨论东方与西方的发展问题，这些人里有政治学博士，也有以政治为职业的官员。我已经记不清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自己说过什么，但常有团员在听我长篇大论后默默点头，或在围观后说一句，“你得承认，她说得真的不错”。这给了我信心，让我相信除了德语能力之外，“硬话题”也是我可以拿得起的。这些话看起来会很像“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然而这确实是我当初非常本真的想法。

这一切促成了我从人文学科向社会学科的转向。我用本科毕业论文敲开了博士导师的门。那也是我痛苦转型的开始，我一点一点地放下了外语类高材生的所有骄傲，把自己回炉再造，努力在这条一切归零的新赛道上把骄傲再拼起来。人文学科的气质常常阳春白雪，而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弯得下身，从柴米油盐、街头巷尾的琐碎里，提炼出对“人类共同生活”的理解与设想。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我是非常矫情的。因为我不喜欢和不美好的东西打交道。我甚至是有些不合格的：医生需要和他的病人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律师需要和他的客户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同理，一个研究者也需要和他的研究对象保持情感上的距离。理想的研究者应是“山中高士晶莹雪”，而我却的的确确是那种，不少人在博物馆里见到会骂一句“神经”的，对住一幅画掉眼泪的人。当然，这样的不合格也让我后来走了不少弯路。

因为没有社会科学科班出身的背景，所以我在博士开始阶段，按照学校要求把经典课程重修了一遍。对很多人来说，社会科学不算科学。或者他们认为，对时事发表一些看上去很炫酷的看法，就算了解社会的佐证。韦伯的名言：“社会学是理解的科学。”可如果一个人只能囿于自己个人那一点生活经历，却对构成经历的一切条件选择性视而不见时，他又该怎样理解自己的经历呢？听上去你在谈论“权力”，可你谈论的是韦伯式的权力还是福柯式的权力呢？A父亲和B父亲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A父亲对孩子说“你可以买一个冰淇淋球”，B父亲对孩子说“你可以买三个冰淇淋球”，你是不是觉得B父亲更加慷慨呢？但如果B父亲出门前提出的条件是“冰淇淋球里不能有巧克力，如果有巧克力的话，你就一个球也不许吃”，而B孩子偏偏爱吃巧克力，那么最后到底是哪个孩子得到的更多呢？

在选题时我是相当任性的：我所在的教研组是“社会结构研究”，导师是欧洲福利政策方面的大牛，同事们也绝大多数从事养老、家庭、失业等政策方面的研究。从我进组开始，老板就一直希望说服我做福利政策研究，也多次在和校外学者的会谈上表示“挺遗憾，我其实一直很想把她争取过来”——而性格不会转弯的我当年并没有听懂这些话外之音。我在组里耳濡目染，一次访问学者的接待中，我滔滔不绝地讲着德国福利政策的框架和其后的社会文化根源，直到最后老板定定地看着我说。“其实你已经是个德国福利政策的专家了。”尽管如此，正如几年前已经埋下的伏笔一样，我最终还是选择当年我个人认为更有意义的“文化政策”这个冷门的课题。

当你选择了冷门研究课题后，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哇真酷！这样你就有更多自由了，而且以后你做出来就是开创性的呀！”这话听上去没错。但对一个博士生来说，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当代教育体制下的读博的终极意义，是对一个人独立完成一项研究进行技巧上的训练，nothing more。通常，人们并不期待一个博士生做出一项多么具有开创性的研究——那样的事情更多的存在于电视剧里，在实际生活中，它通常必须是多项研究累月经年累积后才能达到的一种突破。对一个博士生来说，顺着导师推荐的理论和方法论书单，按图索骥地完成训练，是最聪明的做法。

很遗憾，文化政策研究领域至今在国际上尚无经典理论产生。所有人在差不多的漆黑中摸索。因此，我也并无前人可以参照。导师只能告诉我什么不可以，不能告诉我什么可以。“题目没人写过因此会有更多自由”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写作题目是什么，学术范式都不会变。你想写一个话题，很好呀。可是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你的理论依托又是什么呢？你如何去选取角度呢？你又如何和其他学者或现有理论进行对话呢？打个比方，如果说我要搭一座房子的话，图纸要自己画，砖瓦要自己找，最后做出来还必须符合当地建筑行业标准。我无法形容在长年单打独斗时的迷失和抑郁感，它们是如此反复出现，以至于我常常会忘了自己的初心，只想get the work done。

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现代化构建下的德中文化政策比较”。这样的立题可以说是在多方妥协的框架下坚持自己立场的结果：现代化构建，既是给研究限定框架，也是把课题向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大课题靠拢；文化政策是我的研究对象；写德国，是出自我的经验和“骄傲”；写中国，是因为它是德国学界想了解的对象。当文化进入政策领域之后，它就失去了哲学或艺术意义上的自由。以工具理性为出发点的现代国家政策，将要如何通过调控精神和审美世界来调控实际生活世界呢？不同的现代化经验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这是我想回答的问题。而中国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呢？在国家财政普遍吃紧，世界移民潮随着知识型社会一起到来的关口，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呢？强势的美国文化携带着“现代性”这个天然正确搭上全球化的顺风车，有着古老传统的中国文化又该怎么应对呢？这是我作为华人的一点私心。

为什么说写德国是出自我的经验和“骄傲”呢？首先，作为曾经德语专业的学生，从本科毕业论文开始，我所有的毕业论文都围绕着“德国文化政策”进行。而我在入行初期有一个颇幼稚的想法：我想要赢得光明正大。我不想对方说，只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写中国问题有占便宜的意思。若干年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想法的幼稚之处：当今社会学科的发展几乎是以西方社会科学为模版的，几百年来，关于西方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早已卷帙浩繁，而这些研究无疑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上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在其中只是极少数，一来少有前人借鉴，二来大气候并未形成，华人研究者除了懂得汉语，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占。但当时我并不能看到这一点。一年又一年，我从理论做起。出席国际会议时，我做的报告是德国文化政策的变迁，是英法德三国的比较，是欧盟框架下的分类。

五年前，我在学校的社会与经济学院开课了。得以开课的原因，是学院专业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还没有人开过课的课题，你的思路也成熟了，学院需要一点不常规的声音。”当初折磨我的课题的“另类”成了我幸运地成为学院首个华人教员的原因。

今日的社会科学其实已经是一个高度成熟、高度技术化的学科。“宏大叙事的终结”并不只发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也同样发生在学界。那种以马克思、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者风格已渐成过去式。一方面，这种古典主义风格的结束确乎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更加严谨了，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学科普遍缺少了一些人文关怀：当你把社会研究当作一份和卖保险差不多的职业的时候，你几乎肯定会因为对KPI的追求而缺乏高屋建瓴的尝试。同样，宁要一篇符合规范然而立意和内容都无聊的范文也不要一篇或于规范上略有疏漏却立意新颖且对社会生活有真正关注的论文，是否真的有助于学科发展，或者是否已经偏离了学科的核心内涵，在我看来，是一件很值得讨论的事。我个人的做法是：一方面，我会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规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批改论文时，我也的确会对那些看得见生活热度的论文在打分上宽容一些，算是对这些学生的鼓励。

对我个人来说，我的收获不只研究和工作经验。常年从事一种职业会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我发现我讲话容易变唠叨，就像上课那样，开口讨论必先交代概念和背景。我发现我已经很难快速地对一件事情下好与坏这类道德判断，伤春悲秋的东西少一些了，我更加不容易被煽动了——这是我为了纠正前面提过的那个不合格所做的努力。我对和我有着不同背景的人有了更多理解——就算有时我依然没法喜欢他们。我从一个林妹妹式文艺少女，变成了一个尝试理解自己多重身份的处境，偶尔会咄咄逼人、内心却更感到平和的人。我不再认为当时被我寄予厚望的文化政策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我依然没有后悔选择它作为我的课题。我也不认为学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甚至有的时候也会问自己“我们做的这一切究竟有什么用”，但我也没有后悔走过这一段路，它是在人性的幽微与神性的光辉间寻找平衡的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