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保龄与张謇交游考

光绪二年（1876），24岁的南通人张謇进入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幕府，“客其军幕，治机要文书。”自此，这位日后将大魁天下的状元与项城袁氏家族、庐江吴氏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

项城袁氏自袁甲三始与庐江吴氏交往。袁甲三与吴廷香；袁保庆、袁保恒、袁保龄与吴长庆；袁世凯与吴保初均有交往。袁保庆、袁保龄两人与吴长庆交往极深，而吴长庆则终生不与袁保龄之兄袁保恒交往。袁吴两家虽有交谊，亦颇存芥蒂，这种矛盾既有家族之间的恩怨，也有淮军内部的派系之争，更有庙堂之上士族集团的利益之争。

袁吴两家的关系，涉及咸丰年间的一段公案。

光绪七年（1881），张謇在吴长庆“庆军”幕府中已有五年之久。在参与吴长庆的军机文牍，聊供咨问的同时，读书备考是张謇最为重要的任务，制艺之余，受吴长庆委托课袁氏子弟，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袁世凯，因此，袁世凯对张謇终生以师视之。

张謇晚年有《啬翁自订年谱》，记录了光绪七年（1881）吴长庆在登州军营之时对他谈及的袁吴两家旧事。

四月，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公语余曰：“昔赠公以团练克复庐江，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军求救。端敏以询子侄，子文诚公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主不救。侄笃臣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庐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通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后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廷读书，所以报笃臣也。”慰廷为笃臣嗣子，先是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为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可展布，故公有是命，旋予帮办营务处差。军事简，多读书之暇，与曼君、彦升、怡庵诸人时有唱酬。

在上述文字中，涉及人名颇多。慰廷乃袁世凯之字；“吴公”是指吴长庆；“袁端敏公”是指袁甲三，谥“端敏”；“文诚公”是指袁世凯从叔袁保恒，谥“文成”；“笃臣”是指袁世凯之嗣父袁保庆；“赠公”是指吴长庆之父吴廷香；“曼君”是指朱铭槃、“彦升”是指周嘉禄、“怡庵”是指林葵，三人均为吴长庆幕僚。袁世凯在庆军大营之中师从张謇、周嘉禄读书习文。

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优贡生出身，曾经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太平军进攻庐江，城将不保之时，吴廷香向袁甲三求援，袁保恒不同意救援庐江，而袁世凯之父袁保庆认为庐江团练兵力不足，立主救援。在举棋不定之时，吴廷香战死，朝廷赠其四品卿衔，故称之为“赠公”。此后，吴长庆举兵，誓不与袁保恒交往，而与袁保庆订交，且在袁保庆病逝于任所之时，为之料理丧事。张謇之所以能够课读袁世凯的原因是受吴长庆之托，而托付的缘由则是吴长庆为了报答当年袁世凯之父袁保庆，故此做出“今留慰廷读书，所以报笃臣也”的决定。

通过吴长庆与张謇的对话，能够明显感知到吴长庆对袁世凯的不屑，他的这种态度对张謇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柳西草堂日记》，还是《啬翁自订年谱》中，从朝鲜兵变，庆军入朝直到甲午之役，乃至于后来与袁世凯有关的历次重要事件，隐约可见吴长庆对袁世凯不高的评价在张謇心目中所产生的影响。

对袁世凯的这种评价是张謇主观的叙述，而且吴长庆所陈述的“事实”也是通过张謇的记录得以流传。张謇的“转述”或者“记录”究竟是否是事实，或者究竟有多少可信度，这些问题都需要其他史料的支持，并进行重新探究。

在张謇的记录中，袁世凯始终处在被动评价的范畴内。《啬翁自订年谱》中记录了民国元年八月（1911年9月），张謇与袁世凯的一次见面。“八月，诣袁总统，说改革盐法。”而在《张季子九录》中的文字却是“八月，诣袁慰廷，说改革盐法。”从称呼职位而改为直呼其字，两字之差，褒贬立见。同时也看出张謇态度的转换，并没有对袁世凯报以始终如一的贬斥态度，而是在袁世凯职位变换后有所恭维。另外，张謇不得不承认辛亥前后之时的袁世凯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袁世凯如何投奔吴长庆的记载，还见于胡嗣瑗在朱铭槃手书《与袁世凯绝交书》的题跋之中。

世凯所生母微，不齿于诸父昆季。少无行，门以内几不能堪，其嫡母谍诉诸官。陈州守令重世凯门阀，寝其事，阴赀之出游。时李文忠督直隶，以通家子投谒。无所用，遂渡海往依吴武壮。

将胡嗣瑗与吴长庆所表述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可以得知袁世凯离家投军的真正原因所在。

光绪十年（1884）6月，驻防在金州的吴长庆重病不起。此时，袁世凯欲转投入李鸿章麾下，在张謇看来袁世凯此举大有背弃吴长庆之意。在其日记中写道“五月十一日。写与慰廷讯。慰廷向骄恣，至此益甚，故移书切责之。”“切责”二字，足见张謇对袁世凯的态度。张謇在年谱中也留下了记载“公自朝鲜分其军三营畀慰廷留防后，自统三营至奉。不两月，慰廷自结李相，一切变革，露才扬己。颇有令公难堪者，移书切让之。”年谱里提及的“书”就是十分著名的《与袁世凯绝交书》。 这封信函是张謇、张詧兄弟二人与朱铭槃共同草拟的，全文不足三千字，斥责袁世凯顽鄙贪名。袁世凯其人生性张扬有余而沉稳不足，且好投机。这正是吴长庆、张謇所最为反感之处，也成为后人臧否袁世凯之处。

袁保龄对从侄袁世凯爱怜有加，亦颇自得。李鸿章认为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从侄世凯，练朝鲜兵。朝之君臣极称之。合肥欲令留彼摄戎事。”袁保龄对从侄的了解是全面的，更希望袁世凯能够继承祖业，有所作为。而为袁世凯之师的张謇则是从教育门人弟子的角度看待袁世凯，这就是屡见于其笔端诸如“刚而无学，专而嗜名”一类评价的由来。当然，就张謇来说，对袁世凯的总体印象并不佳，这一点在其子张孝若后来的转述当中也有所体现。

袁保龄、张謇二人对袁世凯的不同态度并没有对二人的关系产生根本影响。在吴长庆病逝于金州防地之后，张謇与其兄张詧被难于庆军将领黄仕林，及时出手相救者，唯有袁保龄。

在《柳西草堂日记》中记载了光绪八年（1882）张謇与袁保龄的交游，这是比较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八月十八日。枚生来，久谈。往为延陵陈进退之策，坚劝乘势止足，譬谕再四，初亦然之，至是乃更变计，以袁、周为之画计也。甚矣，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难其人也。写《朝鲜善后六策》稿。

日记中的“延陵”是指吴长庆，“袁”是指袁保龄，“周”是指周馥。八月十八日（9 月 29 日）张謇时在天津。张謇自进入吴长庆幕就参与军机，得到吴长庆的信任，特别是在朝鲜壬午兵乱事件发生之后，庆军奉命进驻朝鲜靖乱，张謇多有进言。吴长庆奉李鸿章之命率庆军入朝鲜之后，出乎吴长庆与张謇意料的两个问题出现了。一是袁世凯“敢作敢为，冒险妄动。” 渐为李鸿章所赏识。二是吴长庆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游勇颇多滋扰，殊为令名之累，似宜默查各营，如有余勇散人，尽数资遣，商之雨亭，派船送回，免致逗留滋事。”由此可见，李鸿章对袁世凯才干的褒扬与对吴长庆治军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长庆在朝鲜驻军，初期颇得其朝野上下欢迎，因此吴长庆考量在靖乱之后继续驻兵于朝鲜，张謇则认为应当止足，及早做归计。对此，吴长庆犹豫不决。袁保龄、周馥则认为应当继续驻扎，以防后乱，另外必须提防日本出兵，庆军在朝鲜也可充作屏障。于是，袁保龄与张謇在庆军是否应当继续驻军朝鲜问题上产生分歧。为此，张謇写下了著名的《朝鲜善后六策》。就在张謇与袁保龄产生分歧7天以后，李鸿章不允庆军东征公费，吴长庆才感到悔不听张謇之言。光绪八年（1882），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有意命马建忠执掌庆军兵权，“八月。李相欲以庆军属马建忠，而命公回天津。余力劝公引退，并请奏解本职，住京。公初韪之，旋以袁子九、周玉山之言而止。”这两件事情对吴长庆来说均是极大的打击。

至于袁保龄、周馥在此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也十分值得推敲。袁、周二人堪称是李鸿章之左膀右臂，不会不知晓李鸿章对吴长庆的疑虑，对吴长庆表面上的“支持”带有十分隐晦的意图。此一节可以参阅袁保龄在是年12月写给已经离开庆军幕府返回故乡的张謇信函中。袁保龄《致张季直》信函如下：

数月以来，人事杂碌。屡属瀚臣寄陈鄙见，想彻清听。时局艰危，人谋舛迕。先生高卧柴桑，絜餐馨膳，天伦至乐。而悲人悯世，当亦有不能已者。南皮节度，当代之韩欧也，岭表系天下安危，先生倘有意乎？脂辖何日，愿早闻之。龄辱南皮眷睐已久，形迹颇疏。曩与庐江亦复如此，先生固稔知之。朝鲜必有事变，亦未期速发。乃尔三营将士誓死酬国恩，尚不辱武壮军声。而井上要盟，神人共愤。朝为越续，从此中华属藩尽矣。可胜气结。变初起时，龄上书当道，谓当遣李昰应从军，往以维系朝民忠义之心，而助孱王之气。事未果行，徒存绕策。聊告知己，不足为外人道也。峥嵘岁暮，风急云繁，怀人弥切。谨效唐五言律一篇，以送祖生击楫之行。诗才窘涩，短句村歌，知不满法家一笑，亦聊以写我思耳。时因北风，复惠德音。

此信函中“南皮”是指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庐江”是指吴长庆，已经于是年7月13日病逝于金州防地。吴氏故去之后，清廷以“武壮”谥之。吴长庆病逝之后，其在朝鲜驻扎的三营兵马由提督吴兆有统帅，在金州驻扎的三营兵马由提督黄仕林统帅。黄仕林驻扎金州，也为后来与张謇、张詧兄弟发生矛盾，张謇迅速离开庆军幕府埋下了伏笔。

另外，在信函中还涉及朝鲜壬午兵乱之事。对此，袁保龄的解释是“变初起时，龄上书当道，谓当遣李昰应从军，往以维系朝民忠义之心，而助孱王之气。事未果行，徒存绕策。聊告知己，不足为外人道也。”也就是说，袁保龄有自己的见解，只不过未被“当道”采纳而已，这位“当道”所指之人应当就是李鸿章。袁保龄的这种表达是在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的补充说明，此时早已事转人非，空留议论而已。

张謇在当时日记中的表述是“初亦然之，至是乃更变计，以袁、周为之画计也。甚矣，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宜者，难其人也。”对袁保龄、周馥的“画计”表示出担忧。此种担忧随着吴长庆在金州病逝而告结束。

吴长庆以重病之躯调防奉天之后，驻军金州，招回乡修养的张謇至金州。张謇于是年五月七日（5月31日）抵达庆军金州驻地，“卯刻氐柳树湾。乘车诣金州。见筱公，则病甚。病之由误于谄子，事之坏亦误于谄子，可叹也。金州荒凉特甚，麦裁如江南三月中旬时。”文字中流露出对吴长庆病情的担忧，也指出了其致病之因是身边多谄媚之人。五月十六日（6 月9日），吴长庆“病危甚，为之戚然”，张謇为吴长庆后事早作准备，于是给时在旅顺口总办海防工程的袁保龄写信，求代为置办棺椁。

袁保龄收到张謇信函之后，立即安排诸多事宜，于5天之后复函张謇。

十七夜奉答后即催促谢副将乘“湄云”疾行，限二十二晨到柳树屯。不知果无濡滞否？王寿山来，读松亭军门诸人致谢书，藉悉一切。王弁看船桅不中意，另选桱木长丈余径尺余者十二根去。凡木曰桱，曰杉，曰花板，其实一物而已。若用良匠，选凑成之，尚无遗恨，却较枬木为胜。枬木质过硬，合缝最难，卒办尤难也。虑金州无佳生漆，因向雷营搜得数斤，并交带去。木漆价均由弟发讫，非动官物，但愿筱帅早愈，留此施济他人耳。言之泪从心落，顷向筱帅乞假“海镜”，备随诸公巡海之行，大约至多十日，必无误朝鲜用。倘可允，盼早来也。

军中一时没有制作棺椁的中意木料，只好选用船桅，张謇派来的人又对木料不满意。袁保龄考虑周详，还搜罗到生漆，木料、生漆的费用均为袁保龄自己承担，不费公帑一钱。袁保龄希望吴长庆能够康复，并且带领属将幕僚乘坐“海镜”轮出海巡视。这是袁保龄的祝愿，他期待吴长庆早日康复，但是对吴长庆来说已经来日无多。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84年7月13日），庆军统领吴长庆病逝于金州驻地。吴长庆的病逝令张謇悲痛不已，“感念旧义，悼痛何如。”张謇代已经病逝的吴长庆草拟了六十余件信函，为其写哀启，题写牌位，撰写行状、挽联、讣闻等，多繁杂琐碎之事。

就在张謇悲痛欲绝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提督黄仕林“邀同三营僚友算账于筱公灵前。”由于吴长庆留有遗言，“身后宾客去者各赠薪水三月。”于是在吴长庆病逝之后，幕僚欲按照遗言领取3个月薪水而去。矛盾就此引发，吴长庆夫人以及吴家诸人，还有黄仕林与幕僚等人之间爆发了由“算账”而引起的争端，千头万绪，众说纷纭，人事纠纷于其中，矛头所指向的则是张謇之兄张詧，还有负责庆军账目的袁鸿。张謇则是为叔兄张詧抱不平，故此与黄仕林、吴长庆夫人等人相争辩，以致“人皆有吞噬恕堂而及于叔兄之心，群小之可畏甚矣。”张謇兄弟的处境十分被动。

“算账”风波持续了23天，最终以张詧、袁鸿归还钱款而做结，黄仕林方才作罢。黄仕林之所以不再追究张氏兄弟。与袁保龄从中调解不无关系。张佩纶曾经给李鸿藻写过一封信，信中多夸大之辞，却也能够看出在黄仕林“算账”风波中袁保龄对张謇、张詧兄弟的关照。

状元张謇乃吴提督长庆幕客，与朱铭槃、范当世称通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处课读。三怪伎俩不同，其为怪一也。吴小轩卒于军中，张及其弟詧干没饷银七千余两，经其部将黄仕林察出，理谕不听。黄本粗直人，怒而锁之屋中，欲加刑讯。经袁子久辈调处，始吐实，缴出若干，弥补若干完结。一时有黄祖杀正平之嘲。后中南元，吴县、虞山均亟称其才华，气焰复振。在籍处一小讲席，干预公事，武断乡曲。每将吴县、虞山所致书悬诸厅事以傲人，闻亦尝就虞山之馆，则鄙人久出都不知其详矣。

信函中“吴县”是指潘祖荫，“虞山”是指翁同龢，“吴小轩”是指吴长庆，张佩纶在信函中误将张詧认为张謇之弟。张佩纶极力诋毁张謇、朱铭槃、范当世等“南通三子”，将三子称为“南通三怪”，其指斥可见一斑。此事引发的则是张謇以及众幕僚的离去，用张謇的话说则是“宾客星散”。

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三中收录有袁保龄致张謇三封信函。信函名目依顺序分别是《致庆军幕府张季直》《致庆军幕府张》《致张季直》。第一函、第三函已经在上文中论及。第二封信函内容则涉及袁保龄说和“算账”风波之事。

傅都司致桱木行，曾上一书，计达记室。吴仁山兄乘“镇海”至此，不踰时而去。弟初未之知，迨知之，急相访而莫及。得津友函云，筱帅公亏一节，合肥允为设法。仁山兄进取当须略缓再定，惟尚未知筱公事已奉恩旨如何。弟与祝三、玉山均极悬盼。海道间阻，津中无舟再来。仁山归时所述云何，特用函询，伏乞示慰。松亭兄当能守画一之规，为前人光。法舰趋闽，幼帅督两营守马尾，忠勇可敬。曾沅丈奉命议约，以十日为期，恐难得佳文字也。龙杠倘在金办，铁器尤著紧，且须多备换用者。弟昔扶先文诚兄柩行数日，深悉此苦，矧此长途。筱公长君已至否？遗疏草可得见否？伏惟道履，珍护不宣。曼君、恕堂诸兄均候。

函件中人名颇多。“仁山”是指吴良儒；“筱帅”是指吴长庆；“祝三”是指宋庆；“玉山”是指周馥；“松亭”是指黄仕林；“幼帅”是指张佩纶；“曾沅丈”是指曾国荃；“文诚”是指袁保龄之兄袁保恒；“筱公长君”是指吴长庆长子吴保德；“曼君”是指朱铭槃；“恕堂”是指袁鸿。

袁保龄致张謇此信之时，吴长庆已经病逝，棺椁也已完工。但是吴长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庆军账目上亏空了七千六百余两饷银。此前，庆军驻扎扬州之时，李鸿章批以“空饷”给庆军，意在用所存之饷银作抵，吴长庆则以自己俸银填补“空饷”。在其去世之后，吴夫人就将七千余两饷银提走。庆军账目中亏空立现，无法发放 6、7 两月的饷钱。且吴良儒指责袁鸿、张詧、张謇、朱铭槃等人沆瀣一气，贪污款项，要求袁鸿、张詧诸人设法赔偿。这其中又掺杂吴夫人、吴家诸人、黄仕林等人的参与。

袁保龄在信函中提到吴良儒，其人为吴长庆心腹，乘坐“镇海”轮到天津、烟台，其实是向李鸿章禀报吴长庆病逝之后庆军善后诸事。袁保龄之所以要立即在旅顺口见到吴良儒，其目的在于想要尽力调停“算账”风波，为张謇兄弟平复其事。

六月二十四日（8月13日）吴良儒回到金州，要求袁鸿、张詧厘清账目，否则诉讼兴狱。据袁保龄自天津得到的消息，李鸿章正设法妥善处理庆军亏空之事，另外提到黄仕林一定能够继统庆军。这两条其实是在暗示张謇不必多虑，“算账”风波有李鸿章的意见参与必会稳妥解决。

在这封信函中，袁保龄事无巨细，皆能达意。上至中法马尾之役中张佩纶的行止，再到曾国荃赴中法和谈；中至吴长庆身后受朝廷封赏之事，还有张謇为吴长庆代拟遗摺等事；下至吴长庆长子吴保德奔丧金州，需要准备扶棺归里的杠子，袁保龄根据以往自己为长兄袁保恒扶棺的经验推荐用金属杠子。可见袁保龄心思缜密，谨小慎微，绝无点滴疏漏之处。

袁保龄同时致函分统金州三营的黄仕林。

台湾将士平日训练不精。省帅到防未久，基隆事出仓猝。挫我军威，殊滋愤懑。闻有进攻马尾之说，彼族奸狡，志在挟索重费。我辈责在疆场，但期厉兵秣马，牧圉是扞，不闻其他也。郁山兄已乘湄云赴营口矣。另函件乞转送交为感。

“省帅”是指刘铭传，“郁山”是指周馥。袁保龄此信函很委婉，从刘铭传驻扎台湾说起，又说到中法之间的对峙。“不闻其他也”一句点拨黄仕林不要用心于别处。虽然语气婉转，但是用意很明显，借用法人舰列马尾之事说明庆军职责所在。希望黄仕林不要将“算账”风波弄大，借此来为张謇兄弟宽宥。袁保龄很清楚黄仕林为人“悭啬”，并不容易与其协调沟通。随后，袁保龄在给周馥的信中说“金州交代事，恐伤故友体面。倾发书婉劝松亭，谓时艰至此，早了为宜，勿烦帅座，不知果见听否？”从中可见袁保龄、周馥对吴长庆身后之事的持续关注，之所以如此高度关注，不惟是内政外交均处于危难之际，还有袁保龄等人对辽东一线，特别是对旅顺口防务的高度重视等原因。

光绪十年（1884）8月底，在金州的张謇心劳神疲，准备返回故乡。

令张謇意想不到的是在军营之中竟然无有饭吃，还是金州厅海防同知陈士芸请张謇、朱铭槃吃顿晚餐，想见其凄凉惨切之景。

张謇日记中涉及袁保龄的信息还有以下三则：

七月十日。子九观察借银五十，书以谢之。

七月十九日。寄叔兄、鹤洲司马、子九观察、小石丈讯。

七月二十三日。寄叔兄、子九观察、小石丈、曼君（寄帽）、滋卿讯。

七月十日（8 月 30 日），袁保龄借给张謇五十两银子，实则是赠送给他。张謇旅食，薪俸有限，所以称贷在外，穷困潦倒不堪。此时张謇尚在金州，作书答谢袁保龄，信函的内容并没有记录下来。当天晚上张謇仍然没有饭吃，还是陈士芸请他与朱铭槃吃饭，并赠送了 16 两白银与他二人，穷途末路，张謇感慨不已。当晚，张謇、朱铭槃、邱履平三人共同写下了两首七言诗。

金州述别连句二首

西风吹送幕庭寒曼君，万里惊秋客袂单。

辽海无因悲远戍謇，燕云有梦促征鞍。

清笳一迸州门泪邱履平心坦，苦酒难平壮士肝。

出塞王师近乘胜曼君，一时诸将自登坛謇。

平津宾客几人存謇，往事低回仆射恩。

岂谓生平托簪履履平，更烦涕泗到荃荪。

凄凉丹旐横秋色曼君，零落青袍惜故痕。

杖策何如归隐好謇，迪维皇甫各山村履平。

七月十四日（9 月 3 日）张謇、朱铭槃又写下一首七言联句。

赠金州同知陈鹤洲士芸联句

平生回首信陵门曼君，于我渠渠夏屋存。

刀璧似闻求故器謇，风云徒悔信招魂。

金州司马贤无对曼君，盛府宾僚事莫论。

天壤皋牢成弃物謇，炊粱翦韭意何温曼君。

这三首诗均是联句而成，沉郁苍茫又显得十分无奈。对于张謇和他的幕友们来说，自入幕庆军以来，屡受吴长庆恩惠，确实没有想到会有此时此刻窘迫之境。张謇对陈士芸颇为感激，认为其“非世俗势利人也”。这位来自绍兴的金州厅海防同知和袁保龄一样，是张謇心怀感激之人。

七月十九日（9月6日），张謇抵达上海，给袁保龄和陈士芸写信，这封《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的信保存在《张季子九录》中。

4天以后，张謇回到家中，再次给袁保龄写信，信函内容不得而知。

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概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扈上时，见故人束畏皇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复为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马端临曰，三代选举之法不行，天下人才归于幕府。今之延士与所待延于人者，其所自处，殆亡古义。然少自重者，无不难进易退，以自慎其身名。往时于武壮公朝鲜功成，即萌退志，徒以相处七载，礼意有加，重以贫故，不得不因其维絷，委蛇而迁就，而于其卒也，不能无悔。天下事诚不可以来咎往，以彼例此，然使以义，早自裁决，亦何至此耶？南皮不就，益却一切之招。惩羹而吹齑，伤桃而戒李，岂不自嗤？然窃于当世之所谓大人先达，思之熟矣。能以诚求士，以礼义进退之者谁乎？不予人以可轻者，必先能不予人以可重，我贫固我分也。明春当入都，挟吾所素业，刻励以求于世，观其合否。时方多故，纷然且杂途而进。吾诚有不久弃于世者，固将有所合也，其果我弃耶？将益退而博求天下之故以适我贫，贫而日不能一饘粥也，将于世所稍稍知我者，鬻其力以求数年之饱。謇今者之志，如是焉而已。朝鲜闻又内乱，乱作益厉。嗟乎。此固壬午八月謇于武壮公论朝鲜必不可为，筹所以救之而去就争者也。謇于朝鲜，往者盖不自量度，时有陈说。所谓《善后六策》《与其王若大臣书》及《朝鲜废疾针废》，及为武壮先后所拟奏，间有其国人所能诵者。今乱之作，不幸偶中。当事者梦梦，徒足死武壮，令武壮既殁而增重于天下耳。以所传闻，日之藉端干预，显然有迹，而曲直自在。可不待其有辞，而据义诘责，益赖经营防卫以持其后，则建威销萌，巩固本根之计也。仅曰靖乱，乱党奚能为？一武将率三数百人，足制其死命矣，安用纷纷？然吾料朝鲜之终必不可有为也。厝火积薪，人以为安。曲突徙薪，举世以为笑。自古而慨之久矣，可胜叹哉。慰廷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杂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戍乱国，幸属慎之。恃执事能爱我，能以义相质，故贡其狂愚，并陈至隐。且谢往惠，万万亮察。不宣。

“束畏皇”是指束纶，“南皮”是指张之洞，“武壮”是指吴长庆，“慰廷”是指袁世凯。这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封张謇写给袁保龄的信函。

在复袁保龄函中，张謇定下了“金州往事”的基调是“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这样的语句不能不令人顿生悲观之情。在信函中张謇讲了四个问题。

首先是感谢袁保龄举荐其赴两广总督张之洞幕的好意，而张謇坚辞不就。在他看来，进入吴长庆幕府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今不能重蹈覆辙，特别是“伤桃而戒李”一句，尤其耐人寻味。

其次是张謇之所以旅食的原因是贫苦而无所依，因此决心赴考，拼一己之力以求温饱。张謇屡试不中，而求功名之心愈增，意在日后奋力一搏。

再次是谈及朝鲜问题。张謇具有前瞻性的历史眼光，看到了彼时朝鲜问题的本质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博弈。对此，张謇素有自己的主张。他之所以对袁保龄谈及朝鲜问题，有一层含义是要通过袁保龄向当道者传达他的主张。

最后是对袁保龄从侄袁世凯的评价问题。虽然张謇对袁世凯抱有极大的成见，也知晓袁保龄看重自己的从侄，可是依旧在袁保龄面前直言不讳针砭其侄是非，且提出恳切希望。就这一点来说，张謇确实将袁保龄看作知己。“执事能爱我，能以义相质。”只此看似简单，实则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为袁保龄与张謇的交游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袁保龄与张謇交游之际，正是朝鲜兵乱爆发，也是中日海军力量开始较量之际。同时，中法战争爆发，随后媾和。诚如袁保龄所言“此亦自古迄今四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也。”袁保龄、张謇皆为一时之人才，他们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时势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势。

本文摘录自《袁保龄研究札记》，孙海鹏著，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