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与录音机》：写小说让我抵抗异化

“当人处在众声喧哗的场景中，很容易被某种惯性推着走、推着写作，反而忘了自己写作的初衷。在最深的绝望跟虚无当中看到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乐观。”林培源说。走进自己创作生涯的第十二年，他的心态与写作风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屈从于某种潮流，而是探寻属于自己的创作之路。

最近，青年作家林培源的全新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在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林培源与作家张楚、阿乙一道，畅聊关于虚构写作的一切，以及贯穿于生活细枝末节中的“文学之歌”。

新书发布会现场。左起：张楚、林培源、阿乙

林培源，1987年出生于广东汕头，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师从格非。凭借《打马而过的旧时光》以及《我的石头祖父》，他在2007年和2008年连续获得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创作有长篇小说《薄暮》、《锦葵》，短篇集《第三条河岸》等。

《神童与录音机》是林培源最新写作的短篇小说集，该书选择九篇短篇集结成册，包括《白鸦》、《秘密》、《金蝉》等。神秘的白鸦、留恋人世的邮差、借“烧梦”焚毁记忆的老人……他以短篇小说作为观察世界和文学的入口，将目光聚焦于卑微的生命，写人在某种特定处境下的挣扎。

“我最早开始从事小说写作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特别深，所以相当于我的写作有另外一条隐线，这个隐线带有一些实验色彩，带有一些形式探索，跟传统的现实主义讲故事的方式不太一样的作品。这个小说集就是把这些带有同一风格的作品放到一起。”林培源说。

寓言式传奇

《神童与录音机》中的故事，或者脱胎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小镇，比如《消失的父亲》、《烧梦》，潮汕乡下风景和民风跃然纸上；或者是对先前遵循的小说观的一种“越轨”，比如开篇之作《白鸦》，故事的发生地屋子、天台、街道，都是年少时熟悉的环境，只不过在虚构中影影绰绰沾染了神秘主义的气息，和记忆中的空间拉开了距离；或是书写异乡人，如《金蝉》，在故事中书写故事，三代人的命运环环相扣，将大时代与小人物的悲喜完美结合。林培源擅长在虚构里进行虚构，就像拿着两面镜子互照，让影子带出影子。

作家张楚认为，寓言式的小说是很难把控的，它十分考验一个作家的哲学素养和人文情怀。一旦表达不好就会露怯，思想上的贫瘠与哲学上的短视是很难隐藏的。在《神童与录音机》里面，那么一个神童莫名其妙的丧失记忆力，他的父亲疲于奔命来拯救他，让我们无法面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偶发性灾难，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是束手无措的。“当我们日常生活出现不可逆的悖论的时候，寓言性就显示了它的冷酷、它的矜持，同时也显示了它的理性和瞻望。”张楚说。

多年以来，林培源辗转各地求学，从珠三角到了北京，又作为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在美国南方小城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在不断逃离故乡但又不断回望故乡的过程中，那些与故乡有关的作品仿佛是在成长旅途中留下的一串脚印，故事的发生地也从南到北，有了地域上的拓展，主角也多样化起来，从少年、青年再到中年，小说的气息也随之有了细微的变化。

除了讲述与故乡以及成长历程相关的人与事，林培源更将部分方言运用到小说中，令作品充盈着独具特色的地方气息。他着眼于小人物在绝望与灰暗境遇中做出的选择，却在烟火气息中透出神秘感，营造亦真亦幻的气氛。作家阿乙评论道：“林培源的语言感觉非常有民国的气质，他的身上能够渗透出中国汉语古雅的东西，有废名的味道。在现代文学白话文创作里遗失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也复苏了。”

谈及语言与叙事的风格上的转变时，林培源认为一个写作者一定要对写作有“反叛和变革的精神”。在这本书中，形式上的变化就是他所做出的探索。《白鸦》的语言带有些许文白相间的感觉，文中短句居多、以动词为主，带有一种灵动的跳跃性。他坦言《金瓶梅》中的白描手法对他影响很大。

“古代的白话特别迷人，不会太琢磨人物的心理状态，但是在描述这个人的动作、语言时，用白描的手法能带出这个人背后的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林培源说。

写作：跳出生活的烦琐

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既令读者好奇，也让作家着迷的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艺术来源于生活，却也高于生活，而生活的经历也为艺术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滋养。作家张楚在正式开启写作生涯之前，曾在一个税务部门做了18年的公务员。收取党费、发展党员、组织群众活动是每日生活的“三部曲”。即便白日里忙于各种事物，晚上夜深人静时也总要抽出时间着笔一二。张楚说：“文学是我的一种信仰，好像是一种宗教，这么说有一点矫情，但这是我内心最真诚的声音。”

不同于张楚的经历，作家阿乙曾是一名警察。从业间大大小小的案件为他之后的创作提供了些许灵感。转型作家后，阿乙发现文学界的竞争从不亚于任何体育赛事。“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你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和你成为这个事业里的佼佼者，这是最远的距离。”阿乙说。

身为警察期间的经历也使得阿乙的小说充斥着一种紧张感。“我的文字里充满这种证明性。用一个粗俗的比喻，就像一个不太行的男人要不停地、频繁地去证明自己，他掏空了一切要证明自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小说集、写这么多故事，因为我一直在焦躁。”阿乙说。

林培源的经历与前两者都不相同，一路走来的校园经历给他的创作贴上了“学院派”的标签。在林培源看来，文学就是要处理已经被生活异化或者麻木的现象，你在它的背后寻找最原始的、很丰富的情感。“ 我写小说或者我读小说是对我的一种调教，它不断地让我变成一个柔软一点的人，不要被很多东西同化，让我找到自己比较独特的声音。”林培源说。

小说：学术论文之外的另一种思维

“做学术让我异化，写小说让我抵抗异化。”林培源说。

小说创作期间，林培源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谈到学术论文和文学小说带给他的不同体验时，林培源认为：“写论文、写学术文章很多的话，它会让你的思维变得非常机械，因为你从头看到尾，你必须把这个过程论证出来，会让你的思维变成像工科的、像机器一样的思维，但是写小说不能用这种思维去处理，包括我们对待生活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种对待的方式。”

一路求学经历所养成的思维习惯对于林培源的创作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阿乙看来，学院派写作像一个人甩开膀子大步走在平路上，他可以那么自如。而非学院派的写作就像攀岩，每往上走一点都使出吃奶的力气。“所以我的文字非常紧张，紧巴巴的，因为每句话我已经用到尽头，我只有七分才能，但是用了十二分的力气。”阿乙说。

对此，林培源回应称他的老师格非曾经提醒他，如果一个人的技艺太过于成熟的话，很容易丧失最本真的文学能够打动人的很复杂的面向，因为你很容易抓住最本质的东西，用某种技术性的东西去处理它。

“我希望自己不要只成为一个所谓的学院派小说家，在小说面前没有太多的标签，小说好就是好，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林培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