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传统这个河流不能中断

从1973年发表《木头车》开始，张炜四十余年里发表作品1800万字。《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你在高原》、《独药师》……即便身处数字时代，张炜依然坚持手写传统。莫言评价他是“勤奋的劳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新者”。

在文学创作之外，张炜也在古典文学的读解上深耕细作。他以二十余年之功，阅读并阐发经典，著成《张炜读解古典文学专著系列（四卷本）》。该系列包括《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增订本）和《读〈诗经〉》四本，第五本“读解苏东坡”正在筹备当中。

张炜。图片来源：活动主办方提供

9月15日，张炜做客第137期文汇讲堂《心灵世界的多维解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坂井洋史、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彭青龙担任对话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价值，以及如何加强国内文学作品与世界的交流。

此外，现场特设《张炜读解古典文学专著系列（四卷本）》首发式，中外学者一同为新书揭幕。

坂井洋史、陈众议、张炜、郜元宝、彭青龙（从左至右）展开对谈。图片来源：活动主办方提供

今天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

会上，张炜首先进行了以“写作和传播”为主题的演讲。他认为当今的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一方面是物质和商品环境的改变，快速积累财富的机会正在对一部分人敞开。这种物质的挤压对于写作者来说，既是观察的对象，也是一种参与的诱惑；另一方面，纸质出版物排山倒海，网络文学波浪汹涌，海量的信息传播让整个网络和出版环境充斥着大量良莠不齐的作品。

“这么多的写作者是史无前例的，无论多么杰出的作家，无论多么新的面孔，都很容易被淹没掉。”在张炜看来，虽然每个时期的写作者都有难题，但各不相同。今天，作家发表的地方变多了，但挑战也更大，因为他们的写作“更容易被覆盖，被蜂拥而至的泡沫湮没”。

正是在这种时期，一个作家的定力和恪守无比重要。“他（写作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朴素的、诚恳的生活态度。离开了这样一种基本的持守，良好有效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很容易被扑面而来的各方潮流、飓风裹卷而去，个体也就不复存在。”

“生活中的一切喧嚣，似乎都在和这样的恪守形成对立、矛盾，而这些就是作家需要独自面对的。”张炜感慨，任何一个写作者如果感受不到时代对他的冲击和召唤，不能具备巨大压力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一定会溃散。

他表示，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以后将告别虚构，更关注“纪实写作”。身为阅读者，他要读两种东西，一种是真实的记录，比如传记；另一种是虚构的文字。“但对后者的标准提高了，只读那一点最绝妙、最天才的部分。”

中国传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以《百喻经》中的寓言“三重楼喻”为引，谈到任何事情都要有来历和基础，否则未来可忧。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来历如何呢？从“白话文学”伊始，近代以来的文学似乎多可追溯源头至海外。即便是中国本土发生的文学，其精神源头也可能更多地接续外国传统。

陈引驰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应该以外国优秀的文学精神为支柱。问题在于，中国传统应该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应该将中国的传统作为一种可能的资源。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图景来讲，有些文学的脉络可以将其他文学传统作为精神来源，同样也完全应该有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学脉络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炜20多年来对传统持续的关注、对话和书写，是非常有意义的。”

陈引驰以为，不必将《张炜读解古典文学专著系列（四卷本）》这四部书纯然当作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来看，它们自有其特定的姿态。书中有学养、有知识，但更多的是作者站在当今时代对传统的吸收和介入，对当下社会和文化的反省。既有同情的了解，又有深切的批判。

“张炜这四部著作涉及中国传统的大作家和大经典，让人想起1956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到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问题。‘大传统’是以城市精英为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脉络，‘小传统’是民众、农村、世俗等方面的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对来自民间、日常生活的‘小传统’的吸取恐怕是不绝如缕的，许多作家包括张炜早年作品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痕迹；但张炜这二十年来所解读的重要经典和作家应该属于所谓‘大传统’。这些‘大传统’如何在张炜的创作和未来的文学中呈现，是我有限的闻见中所未知的，但确是我所愿了解和期待的。”陈引驰说。

《张炜读解古典文学专著系列（四卷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古典主义的河流中舀出一勺

中国当代作家由于各种原因“向西看”的比较多，但作为优秀作家，离不开对母语的传统和非母语世界文学精华的双重借鉴。

郜元宝认为，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就在以文学的形式回应“中西双传统”的问题。

“《古船》的主人公隋抱朴整天在看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楚辞》中的《天问》。在隋抱朴心目中，《共产党宣言》既管东方也管西方，既管中国也管世界。加上屈原《天问》和隋抱朴叔叔隋不召视为圣经的《海道针经》， ‘洼里镇’老赵家代表人物赵炳对 ‘道教’养生术的痴迷，还有以 ‘老李家’的李知常为代表的一班青年人对现代科学技术和航天知识的钻研，张炜就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展开了一场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对话。”

在郜元宝看来，张炜立足于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实际，并没有宣布特别倾向于哪一方。但他始终有一个中心，就是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中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

张炜表示：“如果追溯西方经典，会发现它拥有古典主义的崇高，深深感动读者；而现代主义则以全部的复杂性，使读者沉迷。当代中国文学在接受现代主义时，更多是直接形式上的模仿，是沉迷，而缺少这条从古典主义淌下的河流中所仍然具有的感动的元素。”

“中国传统这个河流不能中断。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河流一直流淌下来，随便从中舀出一勺来化验，仍然能够分离出古典的崇高与震撼。”张炜说。

如何推动中国佳作走向国际？

坂井洋史与现场的嘉宾、听众分享了他翻译《九月寓言》的机缘。1993年，国内文学界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甚广。同年下半年，坂井洋史来到上海，亲自向两位好友——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与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了解当时文坛的情况。

坂井洋史请两位好友介绍他们最欣赏、最关注、最期待的中国当代作家及作品，二人一致推荐三位作家——张炜、张承志、王安忆。正是在这种契机下，坂井洋史买下了张炜1993年下半年新出版的小说《九月寓言》。一读之下，大受震撼，当即决定将这本书译回日本。

陈众议认为，在促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语言上的隔阂一直存在。尽管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已经能将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文本翻译得非常精准，但文学始终是一种内在的交流，牵扯到埋藏在历史文化底层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把优秀作品翻译出去，这首先取决于国外了解中国的诉求。我们的文学正在慢慢繁荣，国力越来越强大，境外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一切，这使张炜这样的纯文学作家有可能被普遍接受。”陈众议表示。

尽管如此，一个优秀的作者也不能仅仅以“被西方承认”或“大规模传播自己的作品”作为好文学的标准。“作家应当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虚荣心，否则一定会伤害自己的文学品质。最重要的是经营好自己的文字，沉浸在自己的语言艺术世界。只有这样的写作翻译到国外，才更有价值。”张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