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分两种,有些书肯定是伟大的书,但是说老实话,可能再伟大,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的书不一样,有的书就是生命之书,一个人在一辈子里,你会碰到一本、两本,好像那是你生命里的书,你总觉得那里面所说的一切和你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它甚至像灯一样,像火把一样,能够照亮你的人生。”文学批评家李敬泽这样定义他生命里的书籍,在他看来,一生中倘若能遇到这样一本书,那便足以称得上是幸运的读者。
面对汪洋大海一般的图书世界,也许“经典作品”会缩短我们与“生命之书”间的距离。何谓“经典作品”?文学是因时而变的,叙述着不同的故事。但经典的文学作品,就茅奖而言、从本质上来看“它们提供了一个共同体的叙事,几乎所有的人或者说很多很多人都能够在这个叙事里找到自己,找到自我认同”。《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书不仅是文学作品,它们记录了一个时代,也记录了那些时代里面的人物,是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事物的扩大。呈现出来的是一本书,留下来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当天潘石屹给李敬泽拍的肖像照
文学:延展生活的疆界
谈起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潘石屹回忆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打开了生活的空间,帮他知道了许多山外的事情,也从那时起在他心里种下了文学的情结。文学作品于他而言是启蒙,是帮助他睁开眼睛,在走出四方天地之前提前领略了这个世界的风景;倘若没有这样的启蒙,很多东西即便后来看到了,也还是要重新认识。
为了更加清楚地传达这种体验,他分享了一则小故事:“有一个小孩出生以后眼睛看不到,失明,结果长很大以后说这个病很简单,就是先天性白内障,动一个手术所有东西都能看到。到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很简单,做完以后这个小孩子把世界都看清楚了。可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他不认识,看完以后也不认识,他还得用手去摸,摸了以后才知道这是木头。”
如果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开启了潘石屹的文学旅程,那么《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他的“生命之书”。在不同场合下,潘石屹反复推荐这本书籍,甚至称自己读过不下七遍,也曾去路遥先生的墓前祭拜。“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给我精神力量的就是《平凡的世界》,你如果读过《平凡的世界》就知道,人在最低潮的时候,看孙少安、孙少平怎么过日子的,你比较的话,比他们好多了,马上就有力量。”潘石屹说。
对此,李敬泽认为阅读体验来自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即便遇上的是同一本书籍,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体悟,从中读出不同的人生。“从我作为一个评论家的角度,我能一二三四,写出两万字的文章说《平凡的世界》怎么好。但是我没有和它的那种生命的呼应。”李敬泽说:“但是,像老潘这样,从天水一路走出来,他的生命一定能够和孙少安、孙少平有呼应的,那两个人就跟活着一样,这是一种呼应,所谓生命之书就是在找这个东西。”
一路走来,今年已经是茅盾文学奖的第十个年头,39年48本作品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作为茅奖的评审之一,李敬泽认为如果它真的是一条河流,那河流两岸的风景应当是变化多样的,既有波澜壮阔,也流经秀美温婉,它反映的是中国小说的一种总体面貌。
“当你谈到史诗的时候,你肯定指它一定是厚重的、雄伟的,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都是具有史诗品格的。但在茅奖作品中,也有像毕飞宇《推拿》这样的作品,有苏童的《黄雀记》这样的作品,它可能不具有那样的规模,但是它依然有一个非常独到而锐利的角度去打开一个很独特、更具作家个人风格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好的。”李敬泽说。
除了呼应不同的生命体验之外,李敬泽分析说,公认的经典作品一定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叙事,而很多人可以在这个叙事中找到自己。
建筑:挑战审美的舒适圈
谈起潘石屹,建筑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对于建筑的风格,潘石屹说:“我们盖的房子唯一做到的一点,就是没有向别人抄。你到全世界去看,没有跟我们一样的建筑,这是第一条。第二,我们也不向自己抄,我们的一个项目跟一个项目都不一样,一共建了大概30多个项目,这就算是创作吧。”
李敬泽认为,潘石屹旗下的SOHO建筑丰富城市本身的“奇观性”。经历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绽放,而这种绽放直接体现在城市的风格上。“在北京这样一个都市,你怎么能够想象千篇一律、呆头呆脑的的景象呢? ”李敬泽说。
作为公共空间的构成,建筑本身的公共性内置了意见表达的公开性。一个建筑物的落成,公众本身对此都有评说的权利。在潘石屹看来,虽然中规中矩不容易犯错,但是创造和创新才是自己永恒的追求。建筑者应该敢于突破审美的舒适圈,去激发公众对于审美的不同体验。
李敬泽分析说:“只要是不同寻常的建筑,一定得准备人家说丑。其实我们大家对于什么是美是不容易达成共识的,一个建筑摆在那里,如果和大家的眼光一样,大家都没有感觉,这没有问题。只要是与众不同,一定有关于它是美是丑(的问题),会发生激烈的争论。”
时代变化中的“不变”
“变化”本身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置身于这个高速发展的消费时代,常常有人疑惑沉浸于一部纯文学的长篇,它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对此,李敬泽认为这件事本身无法用“必要”或“不必要”加以论断。“尽管我们所经受的客观的条件都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有一点依然没有变,最早潘老师在天水的山里,我在石家庄的一个灰暗的宿舍楼里,那时候我们拿起一本文学书来,我们觉得它们给我们打开世界的另外一个面向、另外一种可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大。”李敬泽说这样的一种体验从未改变。
以《三体》为例,不同的人生体验使得李敬泽和潘石屹对于这本书中的情节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前者读出了渺茫宇宙中地球与人类的孤独,而后者感怀的是没有规则、没有法律时,隐含其中的森林法则。产生的想法虽然千差万别,但存在之中的“不变”就是每一部的作品都拓展了读者发现自己的可能,以及探索未知的想法。
“也许这都是我们想多了。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让你想的,它就有这个能力。”李敬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