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我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的“可持续城市化”主题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其他演讲嘉宾包括前任巴塞罗那市长和现任负责城市与人类居住问题的联合国人居署署长华安·克洛斯，以及巴黎市长安娜·伊达戈，伊戈达的竞选承诺是解决城市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提供更多的廉价住房。听众席中有联合国负责城市事务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的各组织机构负责人，还有其他顶尖的城市学家。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参加了第七届世界城市论坛。来自16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城市学家、领导人和城市规划师出席了会议。会议上通过的《麦德林宣言》指出，城市是我们应对威胁地球的严峻挑战的关键。从麦德林回来后，我就一直在围绕论坛上讨论的议题进行思考和写作。
“城市是我们面临的众多重大挑战的核心，如气候变化、贫困、就业、公共健康、可持续能源和包容性发展。”我在联合国会议发言时说道，“城市化有巨大潜力，如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经济机会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我们无法单凭城市化本身实现这些目标。应该把城市和可持续城市化作为联合国最重要的议程。”
那次演讲时，本书的主题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明朗。我开始意识到全球城市与城市化危机是新城市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国严重的城市问题与郊区问题。在21世纪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浪潮，全球城市新增人口将达到70亿~80亿，超过目前全球人口总数，并且这些新增人口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21世纪后半叶，人类活动需要的所有基础设施中有超过60%还尚未建成，未来投入建设新城市以及重建旧城市的资金将以万亿计。
问题是，这波铺天盖地的城市化浪潮将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像城市乐观派认为的那样带来发展、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像悲观派认为的那样带来更严重的贫困、不平等和环境问题？这一次，正反两派同样都看到了问题的部分关键。
历史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城市化还帮助穷人和工人阶级跃升为中产阶级。但现在，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很多城市却碰到了棘手的贫困问题。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于成百上千万涌入新兴城市的人来说，经济机会远远不够。超过8.4亿人（约全球1/10的人口）被困在了快速城市化地区的贫民窟中。问题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全球生存状况堪忧的贫民窟居民人口总数约等于美国和欧盟的人口之和。相较于美日欧等最发达国家地区与最欠发达国家地区之间“消失的中层”问题，美国的内部分化就是小巫见大巫，这就是新城市危机的全球问题。
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世界发达经济体城市的人理所当然地享受了城市化的好处，我们的城市化实现于多年以前。现在，正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进行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史无前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只完成了一波城市化浪潮，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它让全国超过8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还有两波城市化浪潮在等着我们，其中一波是正加速发展的中国的城市化——到2025年，中国将会有超过2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另一波即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
今天大概有一半的世界人口（约35亿人）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仅仅在200年前，城市地区人口占比还只有3%。这一数字在工业化发展100年后的1900年上升至15%，到1950年又增加了一倍，达到30%，人数约为10亿。在未来一到两个世纪内，世界城市人口将增长近两倍，达到近100亿，占全球110亿~120亿总人口的85%。其中约86亿城市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很多城市还尚未建成），只有12亿左右的人口将生活在发达国家城市地区。
北京。
为了更充分地理解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看之前的情况。在180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北京；1900年，这样的城市有12个；1950年，这一数字增长了约6倍，达到83个；2005年，这一数字爆炸性地增长到400；今天，全世界有超过5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1950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都市——纽约和东京；今天这样的城市有28个；到2030年将达到约40个。一个合理推测是，到2150年，全世界可能会出现10个人口在5000万~1亿的特大都市，届时，印度的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国的达卡的人口将达到两亿，超过现在全世界除了前五大国家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
财富和生产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发达国家城市产生了分化。有个生动的指标反映了这一差异：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经典产品iPhone（苹果手机）等于普通城市工人时薪的多少倍。在2015年的纽约市，一个普通城市工人工作24个小时就能购买一台内存16G的iPhone 6；而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孟买需要工作350个小时，在雅加达为460个小时，而在基辅则需要超过600个小时。
人均经济产出能更系统性地衡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差距。不幸的是，常用来比较各国经济状况、薪水、收入和生产力差异的统计数据在城市层面往往很难获取。虽然很多国家也统计城市地区的数据，但各国对城市地区的定义和获取经济数据的方式存在差异。因此对比不同国家的城市数据基本没有意义，即便是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等发达经济体的城市数据。而很多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则根本没有可靠的经济数据。我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是想找到成功城市化的驱动力，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中，用牛津经济研究院和穆迪公司的数据估测了全世界前300大城市的经济产出。我和我的团队用这些经济产出数据与人口数据一起估算了人均经济产出。数据虽然不完美，但对全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出提供了粗略衡量。基于这些数据，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300个城市分为四组，它们覆盖了从最发达的西方城市到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
第一组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地区，它们是赢者通吃城市化的最大赢家，包括超级城市纽约、伦敦、洛杉矶、巴黎、新加坡和香港，知识中心旧金山、波士顿和华盛顿，以及先进发展中国家中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这100多个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介于45 000~94 000美元之间，虽然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却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6%。
第二组是发达国家地区中较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为30 000~45 000美元，包括巴塞罗那、柏林、哥本哈根、马德里、墨尔本、迈阿密、米兰、罗马、首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这100个城市地区也占世界总人口的4%，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1%。
第三组是较不富裕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为15 000~30000美元，包括加的夫、利物浦、那不勒斯以及正在迎头赶上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如曼谷、北京、波哥大、瓜达拉哈拉、伊斯坦布尔、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上海等。这70个城市地区占世界人口的6%，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9%。
第四组是最贫困的城市地区，人均经济产出仅为4 500~15000美元，它们多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包含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城市地区，如马尼拉、雅加达、开罗、亚历山大、德班、麦德林、卡利、孟买、加尔各答、德里以及很多正在城市化的中国贫困地区。这1/3左右的城市地区占了世界人口的4.3%，但仅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3%。
孟买贫民窟。
虽然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出现在前三组城市地区，但它显然在第四组城市地区更严重。东南亚有5亿贫民窟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2亿，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有1.1亿。全世界每天约有20万人迁往城市，到2020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达到10亿。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人口缺少基本服务设施，如冲水厕所、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卫生设施，以及清洁水资源和电力供应。举例来说，非洲只有约一半（54%）的城市居民拥有我们在西方世界习以为常的卫生设施，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超过2/3的城市居民没有基本的电力供应。世界上最不幸地区和最幸运地区（包括西方城市）在经济资源和生活质量上存在惊人差别。对于约10亿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化几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许多贫民窟没能提供经济上升的渠道，而是成了自我强化的贫困陷阱。从城市边缘的棚户区和违章居住区、市中心的出租屋和破败公共住房到贫困乡村，贫民窟的居民挤在狭窄破旧的房子里，缺少经济机会。贫民窟往往分布在城市边缘，在地理上十分孤立，远离经济活动。很多地区已经证明，传统经济政策和投资无法扭转现状。举一个近期的例子：2009年，印度宣布采取广泛措施，旨在5年内大力消除贫民窟，但仅仅两年后领导人就不得不承认，在2011—2017年贫民窟人口将增长12%。
巨型贫民窟之所以长期持续存在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今天绝大部分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区都是世界上最贫困和最不发达的地区，而一个世纪前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地区则是最富裕和最发达的地区。第二，如今世界更大，人口更多，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往往是世界人口中心。第三，很多城市化是人们为了躲避战争、冲突、极端暴力和自然灾害而集体迁移到其他城市而产生的，这类大规模人口迁徙很容易超出城市有效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所以大量新移民最后只能挤在巨型贫民窟里。
第四，全球化本身也是一个大问题。广泛的全球贸易系统的发展打破了城市、本地农业和本地工业之间的传统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平衡发展。以前，城市为当地农业提供市场。但现在，城市里有大量全球食品连锁商店，它们不再依赖周围地区提供的农产品。快速城市化的国际化都市中，人们可以以低廉价格买到从其他地方进口的食物。全球化还完全打破了城市和本地化制造业发展的联系。以前城市里有一系列围绕居民衣食住行开展的基础工业活动，如开采、制砖、伐木、食品处理等。在现在的全球化经济中，所有这些都能以低廉的价格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工业活动不再零散分布在全世界的城市中，而是越来越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无法像从前那样以传统工农业为基础发展经济，它们提供的工作种类也大大减少，无力满足成百上千万新移民实现经济阶层向上流动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发达国家考虑全球化影响时，想到的是被廉价外国工厂抢走的制造业工作。但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来说，城市化实际上切断了工人经济发展的通道。
全球城市危机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这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迁移浪潮中，城市化已经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了。对于过去几百年的西欧和美国城市来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然而现在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出现了一个恼人的新现象：“没有增长的城市化”。
一项研究追踪了过去约5个世纪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具体说明了两者的脱节。研究发现，从1500年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城市化与发展的关系都十分松散。在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爆发性增长之前，世界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只增长12%。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才变得紧密相关，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增长20%。但这一结果可能是发达国家广泛工业化的产物，在这期间，发展中国家还未开始城市化，十分贫穷。到了2010年，这一关系又发生了改变。现在快速城市化的是穷国家而不是富国家，而城市化和增长的关系与16世纪很像，人均经济产出每增长300%，城市化率的增长只有13%。总之，我们不能继续假设城市化和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世界上很多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已经不是这样了。
虽然城市化不能确保经济繁荣，但它仍是更优选。即便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地区存在严重的贫困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它们仍比农村边远地区拥有更显著的经济优势，哪怕是最穷的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也超过边远地区。为了研究这种差异，我和我的团队发明了一个简单指标——城市产出比，它衡量的是城市地区和其所在国的人均经济产出之比。
在典型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城市，城市产出比介于1~1.5之间，说明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至少与其所在国家非城市地区的产出持平，最多高出50%。发达国家中，城市产出比最高的是硅谷所在地圣何塞，达到了1.6，伦敦为1.5，波士顿和旧金山为1.4，纽约为1.3，洛杉矶和巴塞罗那为1.2，东京、法兰克福和芝加哥介于1.1与1.2之间。
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城市产出比非常高。有超过80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是其所在国的两倍以上，包括北京、伊斯坦布尔、孟买、圣保罗和上海等。约50个城市地区的人均经济产出比其他地区高3~9倍，有12个城市地区的经济产出比其他地区高10倍以上，包括马尼拉（13.6）、曼谷（12.6）和利马（12.6）等。
但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中的数据仅覆盖了全世界最大的300个城市地区，这些地方仅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3（31%）。虽然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没有覆盖到很多其他城市地区，包括最穷、城市化最快的城市，但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粗略估计。我和兰德公司的计算地理学专家提姆·古尔登一起，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及其他研究机构卫星图中夜晚的灯光对全世界每个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城市产出进行了间接估测。把我们称为“光地区产出”的光发射数据和人口统计数据结合起来，就能得到城市产出比，比较城市地区和国家的人均经济产出（包含不确定的城市地区）。图9.1的地图展示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注意，反映高城市产出比的大圈出现在非洲、东南亚和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地区。
城市产出的比较。资料来源：地图来自马丁繁荣研究所，数据来自约瑟夫·帕里拉、耶苏·莱亚尔·特鲁希略、艾伦·贝鲁布和陶然，《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以及来自理查德·佛罗里达、夏洛塔·梅兰德和提姆·古尔登的夜间灯光数据，全球大都市：基于夜间卫星图像的城市中心经济活动评估，《专业地理学家》期刊，2010年。
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中发现了125个城市产出比超过3的城市地区，其中有40个地区（主要在亚洲和非洲）的比值超过5，7个地区（仍然在亚洲和非洲）的比值超过10。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城市产出比都这么高，但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比值小于1。即便在地球上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城市中心的生活质量仍然比乡村好。怀疑论者可能会反对说，这种优势更能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而不是它们城市的高生产力。不过广泛规律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不管城市化有多少弊端，它仍是更优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怎样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并重新将城市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联系起来呢？
答案是，通过释放城市居民的活力和才能，帮助他们提高自身的发展。“找到贫困的‘原因’是行不通的，因为贫困没有原因，繁荣才有原因，”简·雅各布斯写道，“贫困和经济萧条就是缺乏经济发展而已。”如果缺乏解放人和社区创造力的机制，或者存在阻碍创造力发挥的不良组织，贫困就会出现。反之，能利用人的创造力的机制和组织可以促进繁荣。如果贫困社区的居民能够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技能，他们自己和所在社区的经济状况都会得到改善。
1972年，约翰·F. C.特纳在一篇题目特别的文章“作为动词的住房”中比较了传统自上而下的政府建造廉价房的模式（他称之为“作为名词的住房”）以及自下而上的穷人自己建造住房的模式（他称之为“作为动词的住房”）。在第一种模式中，穷人被孤立，离经济机会更远，贫困进一步集中，从而带来持续失败。而在第二种模式中，穷人聚集在自己喜欢（或需要）的地方，更靠近经济机会。
记者道格·桑德斯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强调“落脚城市”的作用。他认为“落脚城市”是帮助从农村来的新移民磨炼技能的地方，比如重庆的六公里，它位于中国中部这座1 000万人口大城市的郊区，从前是个贫困乡村。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人们纷纷从周边农村涌入，来这里务工。由于工作有限，人们开始做起非正式的小生意，还开始自己建造房屋，很少有合法的。桑德斯说，今天的六公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群落，它的12万居民已经完全融入重庆市。虽然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外围蓬勃发展的贫民窟，都是临时建筑，街上随处可见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垃圾，但它也是创业的大熔炉，有各种小商贩、小工厂、新移民在这里生产纺织品、塑料、木制品，甚至摩托车零部件。六公里的居民告诉桑德斯：“在这里，只要你找对了谋生方式，就能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研究记录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在推动贫困地区发展方面的潜力。人类学家詹妮丝·珀尔曼研究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中，有140万人口曾生活在这里的1200多个社区中。20人们普遍认为贫民窟是持续贫困的陷阱，珀尔曼的研究却发现，它们可以变成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载体。20世纪60年代受访居民的孙辈中，有一半人到21世纪初住上了条件更好的房子，有些是租的，有些是买的，但大部分房子都有电、自来水、室内厕所，很多房子还安装了空调、洗衣机甚至平面电视。贫民窟家庭的教育水平在代与代之间提升速度很快，在20世纪60年代，受访居民的父母辈中有3/4的父亲和90%的母亲都不会读写；2000年，受访居民的子女文盲率只有6%，他们的孙辈则全部都能读写，多数都有高中学历，还有不少人上了大学。贫民窟居民没有陷入注定的贫困，他们基本上实现了自我提升，还发展了自己的社区。
圣菲研究所和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的研究则更广泛地证明了这种自下而上模式的有效性，他们让来自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社区居民记录自己的日常活动，开始是在传统纸质媒介上记录，后来则通过移动设备记录。研究发现，虽然贫困社区的穷人有发展潜力，但日常生活的重负让他们无法有效利用自己的能力。他们没有发达国家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分工，因此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应付日常生活的急迫需求：自己取水、交换食物或自己准备食物、长距离步行或乘坐最基本的交通工具。研究结论是，要打破这个循环、提高贫民窟的生产力，就要让城市穷人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在哥伦比亚我常听人提到著名自行车手内罗·昆塔纳的故事，他每天在一辆廉价自行车上骑行10英里山路上下学，就这样锻炼出卓越的爬坡能力。不过他是个特例，大部分人都不能像他这样有效利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间。
另一项研究发现，巴拿马贫困地区的企业家同样面临缺少时间和资源的问题。他们有很多创新的商业想法，但要么是没有钱来完善这些想法，要么是没有时间等待市场发展成熟。这种状况十分堪忧，因为在传统就业岗位不足，并且穷人找工作时面临较严重歧视的地区，自主创业是对传统就业市场的重要补充。
各项研究都说明，穷人并不缺少技能或创新能力，而是缺少能有效利用它们的时间和资源。贫困社区需要建设更多基础设施，帮助居民与社区利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更糟糕的是，很多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散漫扩张孤立了穷人，斩断了他们的经济机会。大量从农村地区涌入新兴城市的穷人聚集在城市郊区的贫民窟和临时居所，远离市中心的发展机会，这种情况在非洲尤甚。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密集，如开罗、德里、加尔各答、马尼拉和孟买，但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正以远高于西方发达城市的速度向外散漫扩张。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什洛莫·安格尔的研究说明，在1990—2015年的25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总城市人口数量翻了一倍，但占地面积增长了350%，人口密度实际上大幅下降52.5%。如果它们仍以这样的速度扩张，从现在到2050年，这些城市的占地面积还将扩大4倍。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提高连通性。增加公路和基本交通等基础设施，穷人就能靠近发展机会，城市的市场规模也能得以扩大。非法居住场所占据了大量空间，它们的平均街区面积大于发达城市居民区，而道路面积则相对不足。例如，在拥有700万人口的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道路仅占城市面积的12%，远低于发达城市的比例。
街道是全球贫民窟经济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要素，它们不仅能让居民在城市各地穿行，还是建设其他重要实体基础设施的前提，如水管、下水道和电线等。另外，街道还将贫民窟及其居民与城市的种种便利条件相连。联合国人居署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街道能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它能吸引商铺和服务业，增强居民对居住社区的认同感，提高社区安全感，带来更规范的发展”。正规的街道地址能将非法占据的住宅变成合法住宅和正常运转的社区，这一转变又能促进商业发展并提高流动性，因为房子可以交易了。随着社区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贫民窟就能从孤立的贫困陷阱转化为通向经济机会之路，从而更全面地融入城市经济生活。
交通系统也能有力增强社区之间的连通性，并连通居民与经济机会。亚的斯亚贝巴是一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埃塞俄比亚城市，轻轨向当地贫民窟居民开放了经济机会，提高了轻轨站周边的人口密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还降低了当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对汽车的依赖度。
传统轨道交通不是唯一的方式，其他更廉价、更符合当地情况的交通方式也可以增强社区连通性。2011年我和创意阶层咨询公司的同事参与评选了首届“菲利普斯宜居城市奖”，三个获奖创意之一是“遮阳站”，在坎帕拉、乌干达和其他快速发展的非洲城市，它不仅可以用来遮阳避雨，还能作为小型巴士和简易公交车的车站，这些交通工具给居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我在麦德林还看到了一些提高当地连通性的巧妙方式。不久以前，麦德林还被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和他臭名昭著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控制，是世界上最混乱暴力的城市之一。13区那时是麦德林最贫困危险的社区，由于海拔的原因，它远离市中心、就业和教育资源，那里的12 000名居民要穿过相当于28层楼高的斜坡和楼梯才能进出社区。山坡上其他拉丁裔贫困社区的居民则每天要坐长达4个小时的巴士上下班。后来，市政府安装了连通13区和城市其他地区的户外电梯，以及连通其他贫民窟和市中心的空中缆车。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社区群体将电梯和缆车站周边区域改造为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商业活动、社会与公共服务也随之发展起来。这些小的改进把孤立且长期贫困的贫民窟变成了更安全、功能更完善和经济更连通的社区。2012年，麦德林被城市土地学会、花旗银行和《华尔街日报》评选为年度创新城市。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基础设施的战略性投资有利于连通贫民窟居民和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居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把城市孤立和贫穷的恶性循环转化为城市进步的良性循环。
城市新居民、社区与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很多努力来促进发展，但是光靠他们是不够的，国际发展政策必须以城市和城市建设为核心，毕竟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在于城市而非国家。2015年，联合国将“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作为17个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是要解决这些严重问题我们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全球城市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包含并影响了如天气变化、能源使用、贫困和经济机会等各类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只有学会建设更有生产力、更繁荣、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城市，我们才能解决其他挑战。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方法、信息和数据。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医药、法律、工程和商业等几乎其他所有领域相比，在城市学领域，告诉市长和城市建造者如何建设社区与城市的系统性培训少之又少。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得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由于缺少追踪监控全球城市地区发展的基本数据，我们甚至无法鉴别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不可行。可靠、连贯和完全可比的数据对于我们重建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连接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城市学可以借鉴医药学的发展经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开始加强医药与科学研究的联系，并制定了医生、医学专家和公共健康官员共同遵守的最高水准的临床协议书。医生在医学院要学习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其他领域的知识，还要作为实习生接受大量的在职培训，并定期持续地参加会议。新药和医学干预方式要经过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全球医药和公共健康机构网络保证新知识能得以快速高效地传播。我们应有类似的机构来培养城市建设者，并建立类似的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全流程，将基础数据和最佳实践中提取的先进知识输送到全球的市长、社区建设者和城市领导人手中。
在22世纪，我们投入新建与重建城市的资金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在这方面花费资金的总和。但我们只有给予城市应有的关注和它们迫切需要的资源与投资，城市才能成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希望之光。
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
《新城市危机》，[美]理查德·佛罗里达 著，吴楠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
（本文摘自《新城市危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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