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艺术考古似乎成了一个时尚，各种有关的书籍出版、会议、讲座、论坛蜂拥而上，它与真真假假且还在持续升温的国学热，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热以及各地涌现的推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学术热都能挂得上钩，所以不论是社会热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好，还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好，艺术考古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辐射到多个文化领域的学术话题。
当我们抽身旁观，反思这个处于热漩涡中心的高冷学科，会发现事实上这股热潮来得并不是毫无根据，不是一堆好事者盲目推动的结果，这股学术热以及相关的文化普及热的形成其实有一个过程。认真思考起来，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帮助去理解何以这个文化现象可以持续发酵：
一是艺术考古可以紧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艺术考古是我们揭示人类悠久文明发展史的利器，它可以把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鲜活细节呈现给人们，让人们重温历史的波澜壮阔。今天我们讨论民族、社会、文化、世界观都是基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不能对自我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我们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摆正位置，自然就无从讨论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协商共同发展的大计。
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有一部分尚以活态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周遭，例如人们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实物和场所，这些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艺术考古的追捧无疑与非遗保护有密切关系，为什么非遗保护会让艺术考古“发烧”并持续升温呢？实际上这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去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上讲，无论是“非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这个术语的重心始终落在“文化”上，但值得注意的是，“物质”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虽然互为表里，但通常我们探讨事物物质层面的时候，就不会去探讨它的文化层面，因为后者此时相当于“精神性”。
对于同一个事物而言，它们往往指涉的是事物的抽象与实在这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可是我们在讨论“非物质文化”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却是把落脚点放在物质上，此时的“物质”又是文化的“载体”。这种情况越往历史的早期追溯越是如此，所以要做好“非遗保护”，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好“遗产保护”，研究有形的遗产，因此出现“遗产热”，加上此前就存在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与机制，二者的合流必然会给艺术考古热的盛行添薪加火。
二是艺术考古可以为当下提供资源。如何创造今日的辉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总结昨天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所谓的文化传承，就是要把“文化传统”之火炬传递下去，为此要做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个文明中被证实为成功的经验提取出来，将之发扬光大。这里既有如何利用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丰富人们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也有通过向传统学习，并举一反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文化创意产业与古代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传承和培育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根基的当代中国文化。
艺术考古与考古不一样，考古重在解决出土文物的定性问题，通过研究确定它在历史时空中的位置，而艺术考古则更强调发掘隐藏在文物遗存背后的历史与文化讯息，后者可以为当下提供很多文化资源，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可利用的学术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弥补发生在中国的传统艺术史研究的不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探讨中国艺术史专业设置的问题时，最终把它安排在了专业院校，这种错位实际导致了艺术史研究在事实上的阙如，很多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不能够得到有效的阐释，关于材料背后的文化历史信息未能得到深入的讨论，而这点对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又非常重要。
拿影视业来说，斯蒂芬·索莫斯(Stephen Sommers)导演的《木乃尹归来（The Mummy Returns）》这样的经典影视，就大量地吸收了古埃及文化研究成果，国内的影视这几年在这一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比如《汉武大帝》就邀请了历史学家王子今作为学术顾问并且审片，虽然影片中实际还有不少篡改、拼接的痕迹，但在整体的道具风格、艺术语言上，还是能够看出剧组为还原影片中秦汉时期的历史原境所作的努力。连续剧《芈月传》的剧组为了还原历史，服装造型设计师还特意考证了秦代的染色水平，证明当时的染色水平已经很高，并不像观众所传言的那样，“服装色彩过于艳丽”，当时的染色水平已经能够染出各种鲜艳的颜色，只是要将颜色固定比较困难而已。艺术考古的当下价值不仅体现在娱乐业，在其它产业（如文创产业）上也同样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是艺术考古为未来提供鉴照。地球上各大文明的发展此起彼伏，相互影响。艺术考古的努力可以为人们判断未来世界的发展、演变趋势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参照。远的不说，就以大家所熟悉的国家级顶层战略“一带一路”为例，这项以开拓我国与世界全面合作新格局为目标的区域性合作平台，命名的本身就反映了历史（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与当下的关系。在铺设这样一条具有雄厚历史积淀的丝绸之路，以及未来充分发挥这条道路的价值来造福沿线国家与民族的探索过程中，有许多具体的环节需要进行论证，其中艺术考古研究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利器。
艺术考古近年来的发展，逐渐开始大量吸收人类学、艺术史、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对已有发掘材料进行诠释与辨析的基础上，将各种相关学科的知识融汇贯通，推陈出新，从而让我们更加全面、立体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对传世文献中的叙述、立论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众所周知，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传世的古代文献纵然有许多是由像司马迁这类“秉笔直书”的史官、学者所编撰，——当然司马迁也难免其主观的一面。——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挟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著述传统，以及出于各种目的而进行的任意篡改和删削的习性，何况还有层累的误差，其实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早已面目全非。
而艺术考古则具有对历史叙事进行纠偏的功能，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物的考察、研判，重新评估传世史料的价值，在双重证据或多重证据的基础上，从史料中剥离出更加接近事实的精髓。以汉代出土字砖为例，金石学的发展使得不登大雅之堂的墓葬出土字砖在宋代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洪适的《隶续》收录了东汉永初、建初等年代字砖拓片五件，赵明诚《金石录》中亦收录有字砖。清代乾嘉学派产生以后，汉代砖文书法更是引起了研究者、书法家的重视，出现了大量的著录，有些爱好者、研习者及研究者甚至言必称“秦砖汉瓦”。但是我们如果拿海昏侯墓中出土简牍上所书的文字与之对比，就会发现所谓秦砖汉瓦、汉代字砖上文字整体水平并不高，大多数都谈不上“刀法”和“美感”，毕竟它们的创作主体是文化水平和素养在当时都比较低的工匠。因此，如果跳出金石学的框架，在汉代出土的包括简牍、帛书、碑刻、字砖、瓦当在内的汉代书写系统中来考察秦砖汉瓦的书写水平，而妄下结论、冒然拔高是很不科学的。
艺术考古研究，以古物为原料，以当下为契机，以未来为导向，把中国文化发展洪流中的点（遗址、文物等）、线（文化发展规律）、面（文化带、文化走廊等）全面激活，由它所带来的古物新知正通过“一带一路”文化战略和孔子学院等文化输出渠道，把亚欧和非洲这些古代世界文化长廊串联起来，为更加全面、立体地诠释世界文化生态做了一个很好注脚。
文化热固然是好事，但是这样的热能够持续多久？如果只是虎头蛇尾的发热，那弗如宁缺毋滥。因此，作为专业从事艺术、考古、艺术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在一片文化热中抽身而出，回到艺术考古研究中更为本质的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中来，回到“把冷板凳”坐足这样的一个理论准备中去，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态度，只有如此，一种文化所散发的热辐射才能源远流长，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本文摘自练春海著《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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