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单数还是复数？

【编者按】

《文明》一书脱胎于玛丽·比尔德应英国广播公司邀约撰写的纪录片Civilisations的内容。这个纪录片项目着重挑战了之前文化界对“单一的西方文明”（the civilisation）的推崇，将视野扩大到了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及其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摘自该书第一册后记

作者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

在与古希腊打交道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最初浮现了支撑这本书的宏大问题——“我们如何观看？”以及“信仰的目光”。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我一直认为希腊陶器应当属于聚光灯下的“伟大艺术”范畴，后来才得知它们其实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日常家用餐具，当时感到的不安和震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直到现在我还会感到好奇：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J. J.温克尔曼关于古迹的那种纯粹白人视角的影响，能够察觉到这些器具光环之下的俗丽和平庸。我还想知道的是，尽管它们在我们今天的文化视野中已经不足为奇，但当很久之前的人们第一次看到那些希腊革新的早期雕像，或是西方最早的裸体雕塑时，他们定然是万分惊诧的，而我们今天还能不能还原和捕捉这种惊奇感？

拉美斯神庙

所以，一切都取决于到底是谁在看，是远古的奴隶还是奴隶主，是18世纪的鉴赏家，还是21世纪的游客。同时，他们在观赏时的环境背景也很重要，是在古代的墓葬还是神庙，是在英国的乡间大宅，还是现代博物馆。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再现那些最初见到这些古典艺术者的观点，也怀疑他们的观点是否可以为我们看待这些的方式盖棺定论（这些观看对象在几十个世纪里被观看方式的变迁，也是它们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在《文明》书里试图去反映的，是古代艺术这种家常的普通性（当然，偶尔也有浮华奢靡的），尝试再次制造那种“见到新事物时的震惊感”。

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

兵马俑

在书籍的撰写和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获得了大量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的机会，着眼于不同的地区与时代，面对大批各异的艺术品，从奥尔梅克头像到兵马俑。我发现自己难免要和肯尼斯·克拉克的原版《文明》发生交流。任何人如果想要比较这两部电视节目，区别都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这些差异并不仅仅源于过去50年间发生的文化变迁。这种差别也不只是因为克拉克的那种贵族气而笃定自信的姿态（他宣称文明是这样一种东西：“只要让我看见它，就能认出它来。”）。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在尽力避免像克拉克那样，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伟大的男性艺术家”上。虽然20世纪60年代正是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他在1969年所提供的这种艺术视野却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女性的积极活动，除了少数几位贵妇、监狱改革者伊丽莎白·弗里（Elizabeth Fry）以及圣母马利亚。而我，不但将重心从艺术的创作者（一个接一个的天才啊！）转移到其观赏者之上，在这盏“文明”故事的聚光灯下，我还给了女性以她们应有的舞台：其中有克里斯蒂安娜·赫林翰——与蝙蝠和蜜蜂作战，以画作坚守自己对阿旃陀艺术的理解；还有波塔德的女儿——传说她举着灯盏，手握铅笔，在墙上画下爱人的剪影。我还收录了更广泛地域范围中的各种文化。克拉克关于文明的观点主要局限在欧洲（甚至连欧洲都不完整：比如西班牙就被整个地省略了）；他的姿态也毫不遮掩：认为“我们的”文明高于其他未开化的地区。虽然本书也确实未能收录全球范围内的某些区域（《文明》可不是一部地图索引），但总之它的眼界绝不仅仅局限在欧洲。

供奉于马卡雷纳教堂内的圣母玛利亚雕像

即使如此，我也意识到了要跳出肯尼斯·克拉克影响的难度。在20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任何一本关于全球艺术与文化的论著（即使是此后，也只有一小部分）。只有聚焦于欧洲，克拉克才能完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叙事。然而，我的各个故事却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间只有零星的交集（比如罗马皇帝哈德良造访古埃及遗迹）。将我的案例分析串联起来的线索，不可避免地更在于主题上的一致，而非线性时间上的先后。此外，仅仅是把西方之外的艺术纳入列表，并不能“解决”关注中心过于偏向欧洲或西方的问题。这里同样存在着观众的视角和语境这个问题。很矛盾的是，用白人的那种西方视角来看世界范围内的艺术——甚至于把它们强行塞入温克尔曼早已为我们设好的“艺术史”框架——这样的项目显示出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很可能不亚于只将视野局限在欧洲之内。

肯尼斯·克拉克

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把视野放得宽广一些，终究是利大于弊的。在制作《文明》系列书籍和电视节目这个项目上的工作本身就已经让我自己的视野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拓展。尽管与他意见相左，尽管摆脱肯尼斯·克拉克的影响无比艰难，但我也愈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受惠于他。我仍然记得自己14岁时观看他制作的电视节目的情景。那对我来说也是大开眼界的事。克拉克所指的那种“文明”概念，虽然是局限在欧洲范围内的，但它有一段可以言说和分析的“历史”这一点，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而《文明》系列节目，虽然是在黑白电视机里播出的，它仍然向我展示了从未涉足甚至不敢想象的地方。那时我只出过一次国，就是全家去比利时度假。当镜头跟随克拉克在巴黎圣母院旁站定，再逐步移到位于亚琛的查理曼国王（King Charlemagne）宝座、帕多瓦的乔托（Giotto）壁画，以及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里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名画时，我跟随他一路发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可供探索的艺术文化世界。而在他的引领下，我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所有这些艺术和文化都有内涵要表达，有历史要诉说，有意义要阐明。

十分巧合的是，1969年5月，克拉克《文明》系列节目第13部分的最后一集播出几周之后，阿波罗11号登月舱落在了月球之上。我还记得自己通宵目睹了——感谢电视摄像机——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成为踏上月球表面的第一人。对我来说，这种目睹地球之外的世界的兴奋感，和观看《文明》时的喜悦没有什么两样，现在我还很难说哪种对我造成了更长远的影响（虽然我怀疑应该是克拉克！），但它们无疑都是电视在思维拓展方面之功效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