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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的“前世今生”: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

批判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过程中,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了宏观而又广泛的批评性研究。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

批判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过程中,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进行了宏观而又广泛的批评性研究。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得到了极大延展,“批判”一词更是“飞入寻常百姓家”,日益受到关注。

最近,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行。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利慧,美国西北大学德语系主任塞缪尔·韦伯,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勇为开幕式致辞,部分海外教授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代表一道,聚焦“批判理论”的提出与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批判理论并非指向某个具有明确界限的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群”的概念。它是通过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权对畸形社会(如奴役、不平等、压迫等)的制造和复制,以期启蒙人的自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以获得自由、解放的理论。在这之中,文化成为理论研究的重心。文化商品化进而出现的“文化工业”都成为了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

该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该学派开创至今,已历三代。第一代以霍克海默为核心,其《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成为了奠基式的作品;第二代则以哈贝马斯为核心,他后期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第三代的核心人物当属霍耐特,其代表作《权力的批判》以及《支离破碎的社会》为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吹响号角。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介到中国以来,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它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还体现在它对作为总体的现代性的批判,如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极权主义分析等,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完善提供了新的时代内容。

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塞缪尔·韦伯以《从冥府到故乡:还需要多久?》为题,谈论从冥府到故乡旅行所需的时间是一个为启蒙主义辩证法开辟道路的旅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马丁·杰伊讲演《阿多诺与审美升华说的辩证性》,他总结了阿多诺对审美升华的观点,谈论审美升华与文化的互动。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阿兰·米隆则以《启蒙:西方世界的宏大叙事——以康德、西美尔、阿多诺-霍克海默为例》为题,研究启蒙的概念如何催生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宏大叙事。之后分会场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也就此展开研讨。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阿多诺与他的美学理论

谈起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西奥多·阿多诺的名字难以忽视。他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他还深谙现代音乐,他的音乐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具特色的。

阿多诺的美学思想是以他独特的“否定的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他认为“总体”、“整体”、“同一性”都是虚假的,是对个体性、差异性、丰富性的粗暴干预与整合。对抽象、普遍、整体性、同一性的维护,实际上是对侵犯、消灭差异性、个体性的强制性社会结构的虚假辩护。因此他与黑格尔“整体是真实的”命题针锋相对,提出“整体是虚假的”的口号,以摧毁社会强加于个体身上的总体性枷锁,反抗社会对人性的禁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孙斌关注的是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艺术的双重特性:自律性和社会事实。阿多诺为什么要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术语“社会事实”,来形容艺术的特征呢?他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美学和哲学领域中的某种社会科学转向。他从作为生产的艺术、作为产品的物、艺术的双重特性的辩证法、走向反艺术等方面论述,认为社会事实通过使艺术获得了一个由以反对自身、并由以在这种反对中成为社会的艺术的契机,成为了艺术的一种特性。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梁艳萍介绍了阿多诺在音乐方面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她将阿多诺的音乐美学思想总结为两个方面:对流行音乐的批判和对严肃音乐的肯定。另外,她还聚焦于阿多诺对音乐的阶级和阶层问题的思考,对于阿多诺来说,音乐从来不能作为意识形态呈现,音乐的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真实可靠的音乐。就像任何真实可靠的艺术一样,是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不可调和的冲突的隐性的职务。

据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晓军研究,晚期萨义德将自己的理论关怀在情感上和晚期阿多诺扭结在一起,并将自己称为是当今美国世界里“阿多诺惟一忠实的追随者”。但这其中也包含了萨义德隐蔽的深层意味与不满,他将理论书写建构的非神秘化的否定辩证空间推进一步,走向更加现实的反抗性的社会历史实践空间。

批判理论在中国

中国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引入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见于《哲学译丛》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几篇介绍性文章,后经徐崇温先生所主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系列,如《法兰克福学派述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批判理论》等,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介绍和评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员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受到重视。批判理论与中国经典的互动也成为了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姚文放以《“批判话语”的中国旅程》为题,梳理了“批判”一词的来源,经梁启超传入中国之后,它在我国的发展。之后,陶东风以邓丽君的歌曲为切入点,讲述主流与非主流的文化冲突,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革命年代的样本戏与邓丽君代表的文化的冲击带来的大众文化的转型。他认为邓丽君的出现,是大众精神结构的转变,私人化情感倾诉的超越。最后,他还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经典不能简单搬用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韩振华则作了名为《“批判理论”如何穿越孟子伦理学?——罗哲海的儒家伦理重构》的演讲。认为自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国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1950-)在对轴心时期《孟子》和儒学的诠释中,旗帜鲜明地张扬启蒙话语,主张以一种“重构或调适的诠释学”来激活轴心时期儒家伦理的潜能,倡导“现代性儒家”而非“儒家现代性”。罗哲海不仅提供了一个“批判理论”观照下的儒学解读方案,而且这一方案具有广泛的当下指涉性。

德国柏林文化调研院米歇尔·泰(Michelle Ty)博士则作了题为《从相似中思考,在图像中消失——关于本雅明对辩证法的道家更新》的发言,谈及了中国的道教思想与批判理论的互动。他认为本雅明以道家思想为理论资源对辩证法进行了三方面的革新:一是消解了进步概念中的内在不自由,二是将模仿重新定义为一种历史理解的能力,三是以中国美学为触点批判模仿的“自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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