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小说家周恺最近推出了长篇小说处女作《苔》。在《苔》中，他以密码似的乐山方言写就，以晚清年间四川嘉定（乐山）两兄弟的不同命运为线索，向当代人讲述了一段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家族故事，生动地再现了蜀中各个阶层的人物命运。小说出版后，获得了不少人的赞誉。在不久前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四川新锐作家小说作品研讨会”上，四名四川新锐作家中，最年轻的周恺，以这部38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成为巴金文学院院长赵智口中“最大的惊喜”。
周恺，1990年出生于四川乐山，201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作品多见于《天南》、《山花》、《青年作家》、《作品》、《芙蓉》等杂志。他如今是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2013年还曾获香港第五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近日，我们专访了这位“90后”小说家，与他深入地谈写作，谈这部长篇处女作。
周恺
澎湃新闻：在“四川新锐作家小说作品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和学者们都认为从你的《苔》里读到了李劼人的传承。在给《苔》的序言里，欧宁（前《天南》文学杂志主编）说初读你的《阴阳人甲乙卷》令他相信“李劼人那被人遗忘的衣钵，已经传承到这个年轻人手里”，这种说法你自己认可吗？
周恺：我写第一个小说《阴阳人甲乙卷》的时候，确实是有意识地模仿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尤其是小说里对于方言的运用。可以说是李劼人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知道小说可以那么写。在读李劼人之前，作为一个纯粹的读者，我大量接触的都是西方的文学作品，以为翻译腔的那种腔调才是小说本该有的语言，但李劼人让我看到，口语是可以入文的，四川方言也可以写到小说里，他从语言的领域启发了我，打开了我的视野。至于评论家们提到的“自然主义”，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澎湃新闻：近年来，很多作家都有方言小说的尝试，著名的如金宇澄小说里的沪语，曹乃谦小说里的山西雁北方言词语，作为一个写作者，你会不会担心方言成为读者进入的一个障碍？
周恺：文学应该关注更大一些的东西，并不要局限在某一个局部，语言应该是一个写作者的基准线，而不是最高的要求。在写作态度上，作者不能把方言当成一个噱头，如果抱着猎奇的态度，为了某一个方言词汇不惜编造一个故事出来，那种做作和刻意不是我想要的。实际上，对于评论家们反复提到的“地方性”这个说法我不是特别认可，我觉得地方性是一个伪概念。
澎湃新闻：马尔克斯在谈及他所创造的拉美小镇马孔多时，曾这样定义“风俗主义”，即在人物及风俗地方性的基础上，加上一点普遍性，旨在以宏大的社会普遍性揭示微妙的局部地方性。恐怕你更认可的是反映社会的普遍性和人性的共通性吧？
周恺：是的。人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你不觉得这句话本身是有问题的吗？当你谈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实际上就是在以“世界”的眼光去看这个所谓的“民族”，不经意间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中心的立场，或者说从一个主流的视野去看他者。把“民族”放置到边缘的位置上，“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必然是以畸形的一面示人，有意无意用充满表演欲望的那一面去迎合主流眼光，比如说民族舞呀、穿少数民族服饰呀。这些都和强调地方性的提法是一回事。当我们强调地方性的时候，从一个他者的视野或者是视角出发，这往往会让“地方性”变得很畸形。很多对地方文化的研究也是这样的路子，把地方文化放置到他者的位置，但文学应该是表现人性的共通性的。
澎湃新闻：阿来在创作《机村史诗》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思：他写藏族小村庄并不是旨在贡献具有人类学研究意义的多样性文化样本或者地方性文本，在他的笔下，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普世性的。
周恺：对，我觉得一个地方的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自然而然形成共性，诸如风俗、暗语、方言，很正常，但这个过程是不能逆推的。你不能先把一小部分人圈出来，进行观察、研究，说他们表现出的东西是地方性。也许社会学学者可以这样看问题，但写小说的人不能那样去看。小说不是这么写的。
澎湃新闻：一般人常常对自己过于熟悉的生活场景失去敏感度，变得熟视无睹，像兰波一样认为“生活在远方”，以致写不好自己置身其中的此地。那你是如何克服这一点的？
周恺：不是说只有去巴黎才能写小说，在乐山也可以写。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并不仅仅是实体的世界，写作的人可以做到即使身处在此地又不在此地，我们读的书、关注的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与身处其中的生活维度拉开一定的距离。写作者所在的任何地方都是自己文本的中心，即使置身四川乡下也能写出马尔克斯所说的“宏大的社会普遍性”。
《苔》
澎湃新闻：评论家们都盛赞《苔》的地方基因、地方书写，构建蜀地微观风俗史，像欧宁一样注意到“《苔》所铺展的细节完全可以当作史学考证来看”，这说明你平时关注的都是乐山本地的历史、方志吗？
周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并不一定是真对某个东西很感兴趣才去写，其实很多时候写作就是一种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不会刻意去强调方言啊、风俗啊、地方文化啊，但是我也不绕开，要写这个地方就绕不开这个地方的方言、风俗、文化，我会想方设法去查证历史、方志，我会当成一个工作去做的。
澎湃新闻：大多数年轻写作者，容易陷入自身经验窠臼之中，他们的处女作大多局限于眼前与当下，从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写起，而你一开始就写一个遥远的时代，把你自己隐藏在作品背后。事实上，如果读者不知道你的年龄，很难想象《苔》这样一本小说背后的作者是一个“90后”。你是如何做到处女作一出手就写得这么成熟的？
周恺：写东西的人很难去回答为什么会采用这种素材，为什么不去采用那种素材。我自己想的话，可能是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表达自己。《苔》之前我写过几个短篇小说，包括发表在《天南》上的《阴阳人甲乙卷》，但现在看来就有点抱有猎奇的态度去写作，后来就迅速调整了。我写过一个叫《盲无正》的小说，那时候《天南》停刊了，我跟传统的杂志没有什么联系嘛，就没有地方发表，但是自己感觉还是得表达，还是要写。但是你在写的时候，明知道不会有读者，就纯粹是一种自我的探索。在《盲无正》那个小说里讲的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太阳就不升起来了，然后人们的日子怎么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一个小说。写完这个小说之后，突然就感觉自己的那个状态放松下来了，好像感觉知道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又写了一组小说，是关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诗人，自己明显感觉到有一个蜕变的过程。然后往回看之前写的《阴阳人甲乙卷》，能感觉到当时的那种矫情。
澎湃新闻：《盲无正》听起来有点像若泽·萨拉马戈的《死亡间歇》，突然有一天，死神终止了服务，世界上再没有人死了，然后人们的生活如何继续。也有点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忽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
周恺：是的，其实就是把人推到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去追问，追问爱恨情仇等等这些，当时好像突然就开窍了，文学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然后就想到要写一个长篇，就是后来的《苔》。
澎湃新闻：你提到并不是刻意要书写地方性，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周恺：我当时读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忽然就对“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再读汉娜·阿伦特和阿林斯基的作品，仍然没有弄明白，就想到写一部关于革命的比较长的小说。这是我想写的第一步。选在晚清，是因为那个时代比较饱满。现在一说晚清的革命，主流叙事总是把梁启超跟康有为放到一个核心的位置，强化个人的作用，好像是某一两个人推动了革命，其实不是的，像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学说其实也受到四川大儒廖平的影响。选在家乡乐山，只是图方便。廖平也是乐山人。我最最敬佩廖平的一点是他对于自我的背叛，一次又一次推翻自己，永远是在跟自己较劲。那个时代的乐山，可能因为产盐，大家特别有钱，有钱人家都把子女送出去读书，清末四川留日学生的人数在内陆省份中一直居于前列，小说里写到的税相臣原型是近代民主革命者税钟麟。
周恺在为读者签名
澎湃新闻：听说你为了写这个小说把工作都辞了？
周恺：有一半的原因吧。我当时辞职也是因为我老婆在香港工作，后面我也得去香港，那段时间又正好在写这个小说，对工作不怎么上心了。当时我在地方广播电台工作，是个播音员，对注意力的要求特别高，播音的时候心不在焉磕磕巴巴的老是被投诉，最后就干脆辞职，专心写小说。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38万余字，500多页，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周恺：七八个月。我是提前预设好了小说的结局，那个结局能够带给我持续写作的冲动。写作太虚无了，要给自己规定工作量，每天2000字上下，规定一个终点，你下面要做的就是如何去抵达。持续的感动，就是你知道自己在不停地抵达那个终点，你知道这个人后来会怎么样，然后你就特别想抵达那个地方，把过程给他们。比如说小说里李世景去利用刘太清的那个情节，还有李世景目睹他的好哥们炸死“九岁红”，都是早就预想好的。就是这样一些无数的终点，无数光亮的点，推动我往下写，就像串珠一样，把这一个又一个的点串起来。
澎湃新闻：这还真是一个挺实用的写作技巧。
周恺：是，这样操作还能绕过写作过程中的一些困难保持写作的顺畅度。所谓困难就是需要去查证一些东西，比方说某一个字怎么写，很多方言用字的书面用法其实流失了，比如大家知道四川话里有句骂人的脏话叫“日你先人板板”，如果写成神仙的“仙”就不对了，久而久之就只剩下读音而没有实际意义了，渐渐“先人板板”这个词不再有实际意义，也就丧失了它的活力。究竟是“仙人板板”还是“先人板板”？究竟是“眼流水”还是“眼淋水”？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都是胡乱找一个同音字代替，文学作品当然不能只有语言意义，可是作家应该意识到，他对他使用的那一套语言是有责任的。我们评价一个作家，很少再提到他对汉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原来看刘半农编的《初期白话诗稿》，觉得味同嚼蜡，直到看张爱玲写上海，沈从文写湘西，老舍写北京，李劼人写成都，才知道“礼失求诸野”。为了找到一个准确的字，要用很多个不同的词典去对照，这里面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但可以带给人工作的乐趣，你明白你是在工作，里头是有成就感的。
澎湃新闻：查找地方文献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吧？
周恺：是的，很多地方志都非常水，比如说有的地方前面是光绪三十三年，后面变成光绪三十四年，非常不严谨，你要克服大量的困难，但攻克困难本身是给人成就感的。后来统计了一下，光是电子版的资料就有99.6MB，还不算实体书。看起来比较好笑的有刘致平的《中国居住建筑简史》，我印象中好像是以为他写到了我外婆的宅子就找来看了。还有《清朝六部常用名词解释》，可以见得我并不是一个历史知识丰富的人。还有吴慎因的《染经》，可以见得我也不是一个民俗知识丰富的人。还有薛丽蓉的《中国禁毒史的一个断面：清末民初苏州禁烟研究》，我从这篇关于禁烟的文章中，了解到了鸦片的价格。还有山田贤的《移民的秩序》，小说中有关铁钎会的礼仪，大多是从这本了解到的。更荒诞的是，关于彼时妓院场景的描述，我竟然是从乌尤寺僧人圣炯口述资料中了解的，圣炯本人的经历恐怕也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了。
澎湃新闻：对这部长篇处女作有遗憾吗？
周恺：反思起来，对这个小说我有一个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书名不应该叫《苔》，叫《苔》的话造成了很大的一个误解，让人以为苔是拟人化的表达，而时代就是江河去拍打它、摧残它。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人和时代其实是一体的，如同大江大河，500多页小说里我只在497页有一处抒情：“人生是久长的，似若江河，不可逆返，流过一地，便该往下一地去。可也总有个尽头，汇入湖海可算得善终，并非每人都有这等好运气，绝大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我当时想过将“江河”二字放入标题，就不会有“苔”字让人所联想到无力感。一定要说的话，我的原意接近书末一段提到的纤夫号子：“那纤藤盛得起，千斤重担；那蒿杆撑得起，万水千山”，不管船是进是退，都是人在撑，而不是被江河牵扯着身不由己地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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