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

理查德·埃文斯（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理查德·埃文斯爵士（Richard Evans）为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FBA）、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威尔士学会成员。他曾任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现任伦敦格雷沙姆学院院长。

他的著作包括“第三帝国三部曲”、《汉堡之死：霍乱之年的社会与政治，1830-1910》（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惩罚的仪式：德国死刑史》（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霍布斯鲍姆传》（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等。作为英国的欧陆史权威尤其是德国史权威，埃文斯爵士近日在伦敦接受了《上海书评》的采访，谈了英德史学传统的差异与当下的问题。

诗人托马斯·格雷，也曾是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席教授

您熟悉德国史学传统，与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4）等著名历史学者一起学习和工作过，您也是德国史学传统的参与者，深度参与了“历史学家之争”等改变德国史学史的事件，同时您又是植根于英国史学传统的英国学者。可否请您谈谈德国与英国史学传统的差别？

埃文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去研究德国历史，当然会结识德国的很多本土学者，与他们交流。这是一个互动和互相影响的过程。这让我变成了一个学术传统的“混血儿”。所以我做学问的方式，比如我提出怎样的问题以及我看待过去的方式，受到了德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举个小例子：学术著作的脚注。我的书里脚注往往非常多，非常长，这很有德国特色。如果我不是研究德国的话，也许我的脚注不会这样繁多和复杂。另一个例子就是我研讨的那些问题，比如纳粹主义的长期历史根源，或者说是德国威权主义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说，寻找纳粹主义根源的时候，可以在十九世纪往前倒推多远），也是很有德国特色的问题，而不属于英国史学传统。

英德两国的史学传统确实有很大差别。主要是，英国的史学传统更有文学色彩，而德国的史学传统更有社会科学的色彩。英国的史学当然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但在表达上更文学化。英国的这种文学化的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麦考莱和吉本，再往后就是G. M.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1876-1962）那样的辉格史学家。今天的英国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这种文学传统，包括我的前同事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等。所以英国的史学著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受过教育的大众能够欣赏，同时也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

德国史学则更偏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学，并且一般也不以大众为目标读者。

对作为学者和个人的费歇尔与韦勒，您更喜欢哪一位？

埃文斯：他俩对我的学术生涯都非常重要。费歇尔特别有魅力，活力四射，非常有激情。1970年代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的题目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时期的女权主义。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个过于偏门和不靠谱的题目。一个男人，而且是英国人，去研究德国的女权主义，在当时被认为很怪异。费歇尔在一次会议上说，对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这样的历史框架来说，少数几个女权主义者有什么意义？

我和我的朋友们，包括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和杰夫·埃利（Geoff Eley）利用第二帝国的女权主义这个话题来争论，认为第二帝国并不像费歇尔等人说的那样在政治上保守和落后，因为第二帝国存在过一场轰轰烈烈（尽管被忽视）的女权运动。而费歇尔的主要观点就是第二帝国在政治上的保守和非自由主义为后来的纳粹铺了路。虽然费歇尔对我们这几个英国人提出的观点表示欢迎和兴趣；但他是非常传统的历家，专攻外交史和政治史。他起初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后来转向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韦勒在思想上更丰产，他不断提出新观点和新想法，跟他讨论这些新想法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而费歇尔在1960年代挑战西德保守的政治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即著名的“费歇尔争议”。我不完全同意费歇尔或韦勒对德国历史延续性的阐释。但他俩以不同的方式，都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几年前我采访了研究十九世纪哈布斯堡宫廷的年轻奥地利学者玛蒂娜·温克胡福尔（Martina Winkelhofer）。她说很羡慕英国同行，因为在英国，德高望重的学者比如大卫·斯塔基、西蒙·沙玛，经常做客电台、电视等大众传媒，普及和传播历史知识。而在德国，历史学者如果这样做，往往会被视为不严肃和不正经。德国历史学界似乎缺少与公众交流的兴趣。您认为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应当发挥公众作用，对公众发声吗？

埃文斯：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学家。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很重要，即便这样的文献在全世界可能只有几十个人读，但它可以流传千古。但我认为，只要自己有能力、有机会，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应当向公众发声，与公众交流，从事普及传播工作，扮演起“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因为历史学有助于人们对当今事务（不仅是政治的，还有社会的、文化的）的理解。我相信，历史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向公众发声。

即便在德国和德语国家，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比如大学教授，也一直给我们所谓的“高级报刊”（比如《时代周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新苏黎世报》）写书评、写文章，这些文章也是面向大众的。学者们通过这样的媒体发声，并不会损害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地位。

我觉得英德历史学界对公众传播的认识不同，主要是由于图书和图书出版行业的差别。在德国，学术书和大众书之间的分野，比英国的情况要泾渭分明得多。或者说，在德国，学术书和大众书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英国，二者之间有很多交叉和重叠。这是出版行业的差别造成的。德国有大量学术出版社，专门做高精尖的学术出版，不走市场化道路，而是从大学等机构获得资金来维持。这样的学术出版意味着他们对公众传播没有兴趣，对大众读者没有兴趣，对商业利益没有兴趣，因此不在乎内容的可读性。德国的历史学家即便在写作比较简单易懂的书比如贝克（C. H. Beck）公司的“知识”（Wissen）系列时，面向的目标读者也是自己的学生，而不是公众。而在英国，学术书和大众书跨界的情况很普遍。很多学术书是公众可以阅读和接受的，所以能成为畅销书。而且英国很少有德国那种完全靠吃补助、没有商业化的学术出版社。英国的出版社，即便是大学出版社，都要考虑商业利益，希望有尽可能大的受众群，所以对可读性的要求较高。

在德国，大众历史书有一种“臭名”。比如我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三帝国的到来》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受到德国学术界的批评。他们说，如果要了解第三帝国，为什么需要看这样的书？只要先看一本简单的入门书，就可以直奔各细分研究领域的论文了。德国学者觉得《第三帝国的到来》过于“大众”，而德国新闻界的记者和书评人又觉得它过于“学术”。所以《第三帝国的到来》在德国的处境有点尴尬。后来三部曲的第二卷《掌权的第三帝国》和第三卷《战争中的第三帝国》在德国出版之后受到的评价就好很多，因为德国人开始明白我在做什么了。

《第三帝国的到来》

《掌权的第三帝国》

《战争中的第三帝国》

英国历史学家擅长写作，能够为大众阅读和接受，所以他们研究外国（比如德、法、意大利、西班牙等）的著作往往在该国得到很好的接受，比如研究德国的伊恩·克肖、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研究意大利的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研究西班牙的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与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研究法国的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和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德国非常受追捧。所以我觉得英国历史学家填补了欧陆历史学界的一个空白。

几个月前，您的前同事大卫·阿布拉菲亚在中国旅行。我和他闲聊时，他谈到自己对英国历史学界现存的学术评价体系非常担忧和悲观。他认为大学应当鼓励和容许年轻的历史研究者多花时间、放慢脚步、眼光放长远，花若干年时间去写一本有分量的大书，而不是追求“短平快”，在很短时间内发表大量较短、积淀不够的论文。您和阿布拉菲亚都曾是剑桥大学历史学专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您对他的这种观点怎么看？

埃文斯：阿布拉菲亚比我略年轻一点，或者说，他没有我老。我和他刚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年轻学者受到的发表压力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大。在那个时代，年轻的历史学家可以花十年时间写一部长篇著作，除此之外什么论文都不写。

在1990年代之前，确实有不少学者什么都不写。倒不是说他们在慢慢积累，准备一鸣惊人，而是确实什么也没干。那个时代也没有一个机制和手段来监督这样的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在全英范围内，发展出了一些政府主导、同行评议的学术评价机制来考察具体某大学的某个系对学术有多少贡献。而某个系能够从政府手里拿到多少研究资金，取决于该系在评价中得到的分数。这种机制给年轻学者施加了很大压力，促使他们尽快写作、尽快发表，并且倾向于写较短的论文。关于这种学术评价体制，英国各大学里仍然在进行谈判和调整。

但总的来讲，英国政府的研究资金以及相应的评价体制是由“硬科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工程学等，相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这些“软科学”而言）主导的。“硬科学”研究者必须尽快发表成果，从而抢在别人之前发表类似、甚至相同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很可能要申请专利、将成果商业化。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很少出现“两个研究者在做完全相同的课题，所以必须抢着出结果”这样的情况。由“硬科学”掌握话语权的评价体制扭曲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正常发展，给年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学者等“软科学”研究者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催促他们尽快发表成果。这也促使他们没有耐心、时间与空间去写书，而只写论文；论文的课题也越来越偏门和狭隘，并且越来越脱离生活。

目前英国政府提供的研究资金只有百分之五给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你的研究产生了多少实用的影响。医学和工程学的研究当然会有实用的影响，然而这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是很困难的，因为确实很难证明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处。我上一次接受学术测评的时候，我的研究工作的实用影响就是促使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撤销了他提议的对于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改革。戈夫试图把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变成工具，用以炮制一种过于简单的爱国主义。他希望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强调英国和英国史，把英国史塑造成满是英雄的光辉历史，让孩子们都崇拜这些民族英雄。我写了好几篇文章来批驳戈夫。历史学是一门学科，不是向孩子灌输价值观的工具，而是要让孩子自己动脑筋思考。

迈克尔·戈夫，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脱欧派，曾任教育大臣，现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

您对公共事务非常关心，参与了对历史教育的讨论，驳斥了戈夫。那件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那么您对英国中小学的历史教育的现状是否满意？

埃文斯：不能说很满意，但如果戈夫得逞的话，肯定就更糟糕了。目前仍然有一些政治家企图用历史去服务他们眼中的国家利益，比如用历史去帮助培养民族意识。当然这取决于大家眼中的民族究竟指的是什么。我认为英国一直是外向型、世界性的社会，吸收了世界各地的诸多元素，包括法国、德国乃至中国的元素。而某些政治家希望用历史来培养一种排外的英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比如戈夫担任教育大臣的时候希望英国中小学的历史课只教英国史。这是一种非常危险和狭隘的思想。我们需要了解更广阔的世界。

您参与了二战以后德国左右派历史学家关于纳粹历史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争论，即所谓“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您撰文批评了右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等人。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之争”对今日德国人还有影响吗？

埃文斯：“历史学家之争”是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事情，已经过时了，对现今没有什么影响。当时西德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与德国的纳粹往昔划一条界线；西德人无需为德国的纳粹过去感到羞耻，可以昂起头来了；纳粹与他们没有关系。这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总统里根希望增强西德的民族意识，从而让西德与美国并肩去对抗他眼中的邪恶帝国——苏联。两德统一、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剧变让“历史学家之争”的争论失去了意义，彻底过时了。

不过，关于纳粹历史的争论仍在继续。有一些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甚至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学者，写出了一些书来把纳粹历史“相对化”。比如他们会说，德国人在二战中也吃尽苦头，尤其在战争末期，所以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等等。今天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主要在先前的民主德国区域活动）就主张，现在德国人可以放下因为纳粹而感到的耻辱了，德国人可以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过去了，德国人无需为纳粹罪行道歉了。我认为，我们必须对这些修正主义保持足够的警惕，免得历史重演。

您的巨著《惩罚的仪式：德国死刑史》记录了近四百年里德意志各邦的死刑和废除死刑运动的历史。我对一点感到好奇：德国历史上的死刑手段五花八门，从用剑和斧子斩首，到用沉重的轮子砸死、溺死、烧死、断头台等等，却很少用枪决。这是为什么？您在书里写到，希特勒提议过使用枪决，但没有实行。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期大量使用枪决，但这是法外处决，不属于您探讨的“死刑”范围……

《惩罚的仪式：德国死刑史》

埃文斯：《惩罚的仪式》是我研究德国死刑史的一本大书。我通过研究死刑来审视德国历史的一些重要方面：权威、对权威的服从与不服从、国家司法等等。我集中注意力于死刑，是因为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德国的整个刑事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死刑也是个非常好的课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会对死刑特别重视，往往会单独保管相关的档案。所以研究者不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各种史料当中筛选材料（这是常规的历史研究手段）。他需要的材料已经被政府集中起来了，所以研究者随便翻开一册档案，都是黄金。

我认为，死刑的本质是惩罚性的，它的目的是惩罚，而不是威慑。也许可以用“死刑具有威慑性，能够阻止犯罪”来为它辩解，但实际上死刑的威慑效果是极其可疑的，它的本质是惩罚或者说报复谋杀犯、叛国犯等等。死刑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始终具有仪式性。死刑与政府的其他暴力手段（比如让某人“消失”、大规模枪杀、屠杀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死刑的仪式性。即便死刑的仪式很短暂很简单，也是仪式。尤其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死刑是非常繁文缛节的公开仪式。并且死刑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只有主权国家（或者君主）有权宣判和执行死刑。生杀予夺是国家对个人的终极权力，所以死刑始终具有一种神圣性，即便这是一种与宗教无关的神圣性。

因此死刑总是笼罩在一种神秘光环里。这意味着死刑过程当中的一些传统，比如死刑的执行方式，往往会延续很多年。人们不愿意改变传统。比如在英国，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死刑的方式始终是绞刑。英国人说到死刑，会自动想到绞刑。奥地利的传统死刑方式也是绞刑。西班牙是用铁链、铁丝等将人勒杀（garotting）。法国自大革命以来都是使用断头台。

德意志的情况很有意思。在现代早期的十六至十八世纪，德意志各邦处决的手段五花八门。起初的想法是对罪犯进行“镜像式”的以牙还牙。比如纵火犯要被烧死。贵族享有被用剑斩首的特权，因为这是一种体面的死法。后来改用更容易操作的斧子。但在十九世纪，德意志的死刑手段逐渐统一为斩首，一直到1936年希特勒提议改用断头台，因为他认为用斧子斩首的手段很原始。但因为断头台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非常紧密，普鲁士的保守派政治家拒绝这项提议。二战结束后，西德的死刑手段终于改为断头台，不久之后废除死刑。而枪决是东德政府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即从死囚背后枪击其后脑。这是苏联的传统，不是德国的传统。

十九世纪英国成功施行了渐变的温和改良，避免暴力冲突，稳步取得进步，推进民主制度，被欧陆（尤其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视为榜样。但我看到您在《竞逐权力》里比较强调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并不像大家常说的那样自由化，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保守和反动。那么，英国的温和渐变是一种神话吗？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埃文斯：英国的温和渐变既是神话也是现实。十九世纪欧陆的很多自由主义者非常仰慕英国，认为英国通过和平方式逐渐获得更多的自由民主和进步，让越来越多阶层和个人得以参与政治，立法机关获得相较于行政机关更多的权力。在十九世纪，要想取得这些进步，主要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法国道路，即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这尤其在1848年对欧洲影响深远；还有就是英国道路，即通过逐步改良。

如果把英国议会与德意志的议会相比，前者固然享有更大权力。但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议会是由全体男性公民普选产生的，而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有这样的普遍选举权。但另一方面，英国议会对行政机关拥有控制权，而德国议会无力制衡行政机关。我在《竞逐权力》里对不同的政治制度做了很多比较。“欧陆的政治体系全都是暴政，而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天堂”是一种神话，是不全面的。

近些年随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很多国家愈演愈烈，经常有人把今日与1930年代做对比和联系。您是否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进入了一个危险时代？

埃文斯：肯定是的。英国的民主也受到了威胁。我上个月在《展望》（Prospect）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谈当前的英国政治局势，我认为鲍里斯·约翰逊让议会休会，这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约翰逊可以算得上是民粹主义者吧。民粹主义者的主张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能代表人民，因为议员们属于精英阶层，所以需要领导人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但问题在于，民粹主义者总是用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来定义“人民”究竟是什么。比如退欧派经常说“人民投票决定退欧”，实际上人民并没有这样做。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选民投票支持退欧，还有一千两百万人弃权呢。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选民支持退欧，这三分之一肯定不能代表全体人民。这是民粹主义的一个例子。

特朗普是另一个想当民粹主义独裁者的人，我认为他对民主没有忠诚。他的民选得票（popular vote）其实比希拉里·克林顿少了近三百万张，只是美国复杂的选举制度把他送进了白宫。

一旦民粹主义政客上台，他们就开始拆毁民主制度，尽管选他们上台的人民未必就反对民主。如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多（Orbán Viktor）之类的民粹主义政客用谎言和散播恐惧（比方说移民对社会所谓的威胁）等手段来获取支持。关于同性恋婚姻等问题的文化战争、所谓保卫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斗争等等，都是民粹主义政客的常用借口，波兰也是这样。民粹主义政客如特朗普和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等人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不存在。这种立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您的下一本书写的是什么？

埃文斯：这会是一本小书，大约三百页的《希特勒阴谋论》。我一直对历史中的真相与虚构这个话题感兴趣，比如我写过《捍卫历史》和《另类过去》（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我得到机会向利弗休姆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申请了一笔研究基金来研究“阴谋论”这个课题。我有几个博士生协助我做了该项目，涉及纳粹时期的谋杀阴谋、政治暗杀等。我的合作者是政治理论学者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他是斯蒂文·朗西曼的亲戚。

我在“阴谋论”课题中的研究对象是与希特勒有关的阴谋论。第一个问题是，希特勒是阴谋论者吗？我的结论：不是。真正发生阴谋的时候（比方说1944年7月20日有人用炸弹暗杀他的时候），希特勒总是大吃一惊。

我研讨了所谓“背后一剑”的阴谋论。根据这种阴谋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并未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被国内的阴谋集团从背后戳了一剑。还有国会纵火案，它引发了形形色色的阴谋论。纳粹方面的阴谋论说，是共产党纵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借此机会取消了公民权利；共产党方面的阴谋论说，是纳粹自己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嫁祸于共产党。这种说法流传至今，今天仍然有人相信国会大厦纵火案是纳粹的阴谋。于是我审视了所有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除了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这个“独狼恐怖分子”之外，还有其他人参与纵火。

我还探讨了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在1941年独自驾机飞往苏格兰的事件。此事也引发了许多阴谋论。有人说这是一个大范围阴谋的一部分，英国精英集团或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些分子卷入其中；也有人说是英国情报机构把赫斯诱骗到了英国。各种阴谋论都有。我的研究结果是，这也是一次“独狼”行动。赫斯这么做有复杂的原因，但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决定的。

最后还有关于希特勒在1945年从地堡幸存并逃逸的阴谋论。这方面的阴谋论多得惊人，产生了大量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逃到了阿根廷，在那里隐居。在有些版本里，他把爱犬布隆迪也带去了。关于希特勒在二战中幸存的故事极多，并且经久不衰。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有着复杂而有趣的原因。

我审视了这些阴谋论的性质、功能和传播。互联网对阴谋论的传播特别有推进作用，所以很多几十年前已经被淡忘的阴谋论如今又被挖掘出来鼓噪。现在有很多阴谋论者，我称之为“另类知识的群体”（community of alternative knowledge），他们不相信“官方”对历史的阐释。最愿意相信阴谋论的人往往是社会里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用编造和传播阴谋论来弥补自己生活中的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