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第六医院的病人
当我思考切尔诺贝利悲剧带来的教训时，我首先想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或多或少受到了1986年4月26日核灾难的影响。
我想到，许多我们知道名字的人在灾难中死去，还有数百个未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就此夭折，受到4月26日和27日普里皮亚季核辐射的影响，他们的母亲终止了妊娠，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了。
我们有责任记住，因数十年来在核事务上犯罪般地欠缺考虑和自鸣得意而付出的极为惨痛的代价。
1986年5月17日，在米季诺（Mitino）公墓，能源部民防服务部门的人员带着崇高的敬意，安葬了14名死于莫斯科第六医院的人，他们从4月26日起就不断遭受病痛的折磨。他们是在被毁反应堆机组附近待过的操作人员和消防员。医生还在继续抢救那些严重受伤和身体状态没那么危险的人员的性命。
政府官员轮流协助医院里的医护人员。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那儿住过院，病房在九楼，我的主治医生是I. S.格拉祖诺夫（I. S. Glazunov）。当时，医院的左配楼还没建成。我所在的科室全是患有严重辐射病的病人，有些人的状况极为糟糕。
我还记得迪马（Dima），他是个年轻人，大概30岁左右，当他受到辐射的时候，正背对着辐射源站着，身体稍稍向右偏，离辐射源只有45厘米远。辐射波从下面击中了他，辐射造成的主要伤害集中在他的小腿、足底，以及他的会阴部和臀部，到达头部的时候逐渐减弱。因为他背向辐射源站着，所以他没有看到闪光，只通过对面的墙壁和天花板看到了反射。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冲出去想关掉某个开关，因此绕着辐射源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他在危险区域待了3分钟。他镇静地应对着发生的事情，计算着吸收辐射的大致剂量。他在事故发生1小时后就被送到了医院。
入院的时候，他的体温将近39摄氏度，他感到想吐、发冷和焦虑，目光呆滞。他说话的时候还比画着手势，想要对他身上发生的情况开个玩笑，不过他话语连贯，有逻辑性。他的玩笑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他表现得机智、耐心，还很体贴。
事故发生24小时后，医生从他的胸骨和髂骨处（都是从前面和左后面）抽取了四份骨髓样品进行分析。在穿刺过程中，他非常耐心。他全身吸收的平均辐射剂量是400拉德。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和第五天，他感觉到口腔、食道和胃部黏膜上的伤口非常疼痛。他的嘴里、舌头上和脸颊上都起了溃疡，黏膜一层层地脱落，他开始失眠和厌食。他当时的体温保持在38摄氏度至39摄氏度之间，他焦躁不安，像吸了毒一样不停地眨着眼睛。从第六天开始，他右边小腿上的皮肤开始肿胀、破裂，看起来好像要炸开一样，接着就变得僵硬，非常疼。
第六天，由于深度粒细胞缺乏（由于免疫的原因，粒状白血球的数量减少），医生给他注射了大概140亿骨髓细胞（大约750毫升含有骨髓的血液）。
随后他搬到一间经紫外线消毒的病房。他又开始受到肠道综合征的折磨：排便次数达到每24小时25至30次，大便中有血和黏液；他感到里急后重，腹鸣，盲肠区有液体流动。由于口腔和食道受到严重的损伤，为了不刺激黏膜，他6天都没有吃东西，通过静脉注射营养液维持生命。
在此期间，他的会阴部和臀部开始出现软泡，右小腿紫中带蓝，浮肿、发亮，摸上去非常光滑。
到了第十四天，他开始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脱毛：头部右侧和身体右侧的毛发全部脱落。迪马说他觉得自己像逃犯。
他还是很有耐心，不过他的玩笑打了不少折扣。他为了让和他一起受到辐射的同事们高兴起来开了不少玩笑，但那是一种黑色幽默。
他们都非常疲惫，即使他们的状况比迪马要好得多。他会给他们写有趣的押韵小故事，会给他们读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ksey Tolstoy）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The Road to Calvary），还说他终于有机会可以躺下了。然而，有时他会失态，突然陷入沮丧之中。对他的同事来说，这种沮丧也没有那么烦人。大声讲话、音乐和高跟鞋的声音总会让他连续愤怒好几天。有一次，他正处于那种沮丧中，他冲着一名女医生叫喊，说她高跟鞋的噪音造成了他的腹泻。到了第三周，医生才允许他和家人见面。
到第四十天的时候，他的病情开始好转，到了第八十二天的时候，他出院了。他瘸得很厉害，右小腿留下了永久的深深的伤痕。医生甚至考虑过从膝盖处截去右腿。
第二个病人是29岁的谢尔盖（Sergei），他独自住在隔壁的无菌病房。他一直在一家科学研究所工作，在“热室”里手动操作放射性物质。因为两块裂变物质靠得太近了，引起了核闪光。
他顾不上瞬间造成的呕吐，估算出大致吸收的辐射剂量——10000拉德。半小时后，他失去了知觉，在极其严重的状况下乘飞机被送往医院。他反复呕吐，体温为40摄氏度，他的面部、脖子和上肢开始肿胀。他的胳膊浮肿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无法套上普通袖带来测量血压，后来护士们不得不把袖带扩大了才成功。
他以惊人的毅力接受了活检和骨髓穿刺检查，过程中他完全有意识。事故发生后第四十四天，他的血压突然降为0。57个小时后，谢尔盖死于急性心肌萎缩。
我出院后，我的主治医生已经和我变成很好的朋友，他和我谈起了谢尔盖的死，他说：“在显微镜下不太可能看到他的心肌组织，因为他的细胞核已经没有了，只剩一团撕裂的肌肉纤维。他的确是直接死于辐射本身，而非次生生物学病变。这样的病人是无法挽救的，因为他们的心肌组织已经被摧毁了。”
他36岁的朋友尼古拉（Nikolai），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就站在他身边，事故发生后，活了58天。尼古拉一直处于极度的痛苦中，严重的烧伤导致他的皮肤一层层脱落，他还遭受着肺炎和粒细胞缺乏带来的痛苦。医生用老办法给他输入了来自16名捐献者的骨髓。这些措施的确治愈了他的粒细胞缺乏和肺炎。但他还有严重的胰腺炎症状，胰腺的疼痛常常让他大声尖叫，吃药也没有用。只有一氧化二氮麻醉剂才能让他安静下来。
我确信，当时是早春四月，与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时的季节是一样的。阳光照耀着，医院很安静。我去探望了尼古拉，他独自一人在无菌病房里。紧挨着床边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无菌手术器械，另外一张桌子上放着西姆伯逊（Simbezon）和维什涅夫斯基（Vyshnevsky）软膏、呋喃西林、酊剂、乳膏和纱布，这些东西都是用于治疗皮肤损伤的。
他躺在一张高高的、略微倾斜的床上，在床的上方，肋骨状金属灯架上的强光灯发出的光线照在他的身上，让他裸露的身体保持温暖。乳膏让他的皮肤变成了黄色。不过他是谁？尼古拉……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看到重复的事情真的令人感到非常可怕！15年后，同样的房间，同样的一张倾斜的床，同样的金属灯架、加热灯以及定时开关的紫外线灯。
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就躺在金属灯架下他那张略微倾斜的床上，他全身的皮肤表面大面积灼伤，有些是高温导致的，有些是辐射造成的；实际上，根本无法分辨。他的全身都在浮肿，无论是体外还是体内—他的嘴唇、口腔、舌头和食道。
早在15年前，尼古拉曾因内脏器官和皮肤的疼痛而大声尖叫，但当时没有办法制止他的疼痛。现在，他们已经学会了止痛的办法。这么多年以来，遭受痛苦的人有很多。但核能造成的疼痛尤其残忍，让人无法忍受。它会引起休克，让人失去知觉。即使在当时，注射吗啡或其他药物可以暂时缓解核辐射综合征造成的疼痛。普拉维克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静脉骨髓移植，用同样的方法，他们接受了从大量胚胎中提取的肝浸膏，试图刺激造血功能。但是还是没有挣脱死亡的命运。
他的身体呈现出所有可能发生的病症：粒细胞缺乏、肠道综合征、脱发，以及浮肿和口腔黏膜剥离等严重的口腔炎症。
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坚韧地承受着病痛与折磨。这位斯拉夫英雄本可以活下来，本可以战胜死亡，要是他的皮肤没有先于他毁灭就好了。
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余力考虑普通生活中的快乐和悲伤，也不会想到他们同伴的命运。然而，普拉维克不是这样的人。只要他还能说话，他就试着通过他的姐妹和他的医生弄清楚他的同伴们在与死亡抗争中有多努力，无论他们是否活着。他非常希望他们能够保持斗志，这样，他们的勇气也会鼓舞他。而当他不知怎么听到某个同伴死亡消息的时候，这消息也许是为他自己的死亡做了铺垫。医生说他们已经去了别的地方，到了别的医院，这是创造性的、能救人的谎言。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很明显，一切现代辐射医学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为了应对急性辐射综合征，一切标准疗法或是更具危险性的治疗手段都用上了，不过这都是徒劳。即便是用最新的“生长因子”来刺激血液细胞增殖也不奏效，因为必须得有活皮组织。普拉维克在辐射中失去了所有的皮肤组织，辐射还摧毁了他的唾液腺，使得他的口腔如同干旱的土壤一般。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始终无法说话。他只能用没有睫毛的眼睛看着，然后眨眼；他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眼神中对死亡的抗拒清晰可见。此后，他体内的力量逐渐减弱，最终彻底消散了。随着死亡的临近，他开始枯萎和干涸，因为辐射，他的皮肤和身体组织开始像木乃伊那样发生干枯和皱缩。在核时代，就算是死亡也会转换形态，让逝者失去了人的模样，因为死者会全身变黑，皱缩如木乃伊，轻如孩童。
4号反应堆机组值班工长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斯马金的证词：
在位于莫斯科舒肯斯卡亚（Shchukinskaya）大街上的第六医院里，我先被安排在四楼，后来又转到六楼。那些受伤最严重的消防员和操作人员被安排在八楼。消防员是瓦舒克、伊格纳坚科、普拉维克、奇贝诺克、提特诺克和提舒拉，操作人员有阿基莫夫、托普图诺夫、佩列沃兹琴科、布拉日尼科、普罗斯库里亚科夫、库德里亚夫采夫、帕尔楚科、韦尔希宁、库尔古兹和诺维克。
他们都住在单人无菌病房中，里面的紫外线灯会定时开关。紫外线灯的灯光冲着天花板，这样就不会造成灼伤。我们所有人的皮肤都变成了可怕的深褐色—实际上，那是核灼伤后的深褐色。
我们在普里皮亚季医疗中心接受的静脉注射让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感觉好多了，因为它消除了辐射引起的中毒症状。吸收辐射剂量在400拉德以下的病人都说自己感觉好多了，其他人的症状也有轻微的好转，不过高温和核辐射导致的皮肤烧伤造成了严重而持续的疼痛。这种皮肤表面和身体内部器官同时疼痛是令人疲惫的，也是非常致命的。
最开始的头两天，也就是4月28日和29日，沙夏·阿基莫夫到我们的房间里来，他的皮肤因核灼伤而呈现出深褐色，他十分沮丧。他不断地重复，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爆炸。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紧急功率降低”按钮也按下了，没有一个参数偏离正常值。
“这比身体上的疼痛还让我伤心。”他在4月29日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告诉我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在我们的病房里看到过他。他一直躺在床上，他的病情突然变得非常糟糕。
所有病重人员都在无菌单人病房，他们躺在高高的稍稍倾斜的床上，加热灯在他们上方照着。他们什么都没穿，因为他们全身的皮肤都发炎红肿了；他们必须接受治疗，而且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身。所有伤情严重和中等严重的病人都接受了骨髓移植以及“生长因子”治疗，这种药物能够加速骨髓细胞的生长。即便如此，病情极为严重的几个人最终还是无法挽救。
4号反应堆机组值班工长的妻子柳博芙·尼古拉耶芙娜·阿基莫娃的证词：
沙夏的父母和孪生兄弟轮流在床边照看他。他兄弟中的一人为他提供了骨髓供移植，但并没有帮助。当他还能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告诉他的父亲和母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就是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想法直到他死前还在折磨他。他还说他对当班的工作人员没有怨言，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我在我丈夫去世前一天一直陪在他的身旁。他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但你能从他的眼中看到疼痛。我知道他想起了那该死的致命的一夜，在脑中一遍遍地回放所有的情节，他无法接受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他吸收了1 500伦琴的辐射剂量，也可能更多，注定要死去。他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到了他去世的那一天，他全身发黑。他的身体真的都烧焦了。他死的时候，眼睛一直睁着。他和他的所有同事们都被同样的想法折磨着，那就是：为什么？
原子能联盟副主任V. A.卡扎洛夫（V. A. Kazarov）的证词：
1986年5月4日，我去探望了30岁的斯拉瓦·布拉日尼科。我试着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莫斯科这边没有人对整件事了解得很清楚。布拉日尼科光着身子，躺在一张微微倾斜的床上，全身肿胀，皮肤变成了深褐色，他的嘴也肿得厉害。他费了好大劲告诉我，他全身都疼得非常厉害。
他说，起初，屋顶掉了下来，一部分钢筋混凝土板掉到了汽轮机大厅的地板上，砸断了输油管。热油引起了火灾。当他正灭火的时候，又一大块混凝土猛地掉下来，摧毁了给水泵。他们把那台水泵关掉，断开了回路。黑色的灰烬穿过屋顶的大洞飞了进来。
他说话时很痛苦，所以我也就没再多问。他不断地要水喝。我给他弄了一些博尔若米矿泉水。他告诉我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给他带来痛苦，而且那种疼痛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他从没想到过会遭受这样痛苦的折磨。
V. G.斯马金的证词：
我在普罗斯库里亚科夫去世前两天去探望了他。我看到他光着身子躺在倾斜的床上，他的嘴肿得非常厉害，他脸上所有的皮肤都脱落了。加热灯从上面照着他。他不断地要求喝水或饮料。我随身带了芒果汁，就问他要不要喝点儿。他说他要喝，而且要喝很多。他说他已经厌倦了矿泉水。他的床头柜上就有一瓶博尔若米矿泉水。我用玻璃杯给他倒了些芒果汁。我把果汁罐留在了他的床头柜上，请护士喂给他喝。他在莫斯科没有什么亲戚，出于某种原因，根本没人来探望他。
高级反应堆控制工程师莱尼亚·托普图诺夫的父亲陪在他床边。他父亲给他捐献了一些骨髓来帮助他，但毫无结果。他日夜守在他儿子的床边，帮他翻身。莱尼亚的全身都烧伤成了黑色。只有背部颜色稍浅，可能是因为没有过多地暴露于辐射中。他跟着沙夏·阿基莫夫到了所有的地方，就像他的影子一样，他们几乎同时被烧伤，灼烧伤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阿基莫夫死于5月11日，托普图诺夫死于5月14日。他们是最先去世的操作人员。
很多已经认为自己正在好起来的病人会突然死去。比如一期建设工程运行副总工程师阿纳托利·西特尼科夫，他在事故发生后第三十五天突然死亡。他接受了两次骨髓移植，但结果不匹配，他的身体出现了排斥反应。
那些身体状况有好转的病人常常聚在第六医院的吸烟室里，他们不断地唠叨着同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爆炸？”
他们考虑过一系列可能的情节。他们认为爆炸性气体可能是聚集在保护与控制系统排出冷却剂的联箱中。或是，反应堆内的爆炸已将控制棒喷出，造成了瞬发中子能量浪涌。他们还考虑过控制棒末端的效应。要是这种效应结合蒸汽形成，就会导致能量浪涌并引发爆炸。所有人逐渐统一到了同一个结论上—能量浪涌已经发生，但他们不能绝对肯定。
核电站维修工业部门副处长A. M.霍达科夫斯基（A. M. Khodakovsky）的证词：
能源部已经指示我来负责安排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辐射人员的葬礼。截至1986年7月10日，28人已经下葬。
很多人的尸体都具有放射性。一开始，我和太平间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们碰巧测了一下辐射值，发现有强放射性。从那之后，我们开始穿着浸透了铅盐的工作服。
流行病学中心一发现尸体具有放射性，就坚持在每具棺材底下放置混凝土板，就像在反应堆中一样，以阻止尸体中流出的放射性液体进入地下水。
这令人无法忍受，甚至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与他们进行争论。最终，我们同意将最强放射性尸体放在铅质棺材里，然后用锡焊封死。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1986年7月，爆炸发生60天后，仍有19人在第六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的身体状况总体很平稳，但在第六十天全身突然出现了灼伤的痕迹。
在我身上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我的身上出现了不同形状的深褐色的斑块，遍布我的腹部，这就是灼伤的痕迹，明显是由于处理放射性尸体导致的。
V. G.斯马金的证词：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总工程师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福明也在第六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儿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在他被捕前不久，也就是刚刚出院的时候，我和他在咖啡馆里一起吃了顿午饭。他脸色苍白，神情沮丧，根本没有胃口。他问我，我觉得他应该怎么做，他是不是应该上吊自杀。我告诉他，那可不是个好主意，他应该勇敢面对并坚持到最后。
在我住院期间，佳特洛夫也在医院接受治疗。就在他即将出院前，他告诉我说：“我将会被审判，这是肯定的。不过要是他们让我说话，要是他们听得进去我所说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就在布留哈诺夫被捕前不久，我见到了他，他说：“我对任何人都没用了，我在等着人来逮捕我。我去见了公诉人，问他我应该做什么，应该去哪儿。”
“公诉人说什么了？”
“他让我等着，说会有人传唤我的。”
布留哈诺夫和福明于1986年8月被逮捕，佳特洛夫于12月也被逮捕了。
布留哈诺夫非常冷静。他把学英语的手册和课本带到了牢房里。他说他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就像伏龙芝一样。
佳特洛夫也很沉着冷静。福明彻底失控，变得歇斯底里。他打破眼镜用玻璃碎片割自己的静脉，试图自杀，不过有人及时赶到，救了他。
审判因福明的精神错乱而推迟，最终定于1987年3月24日。
我最终还是见到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机组汽轮机部门副主任拉齐姆·厄尔加莫维奇·达夫列特巴耶夫，我们已经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4号控制室内。在事故期间，他吸收了300伦琴的辐射剂量。他看起来病得很厉害，面部严重浮肿，双眼充血。他还患上了辐射诱发的肝炎。不过他一直有在锻炼，精神状态不错。他留着时髦的栗色小胡子。虽然残疾在身，但他仍坚持工作—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请他描述一下4月26日当晚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他被禁止谈论技术问题，必须得经过克格勃的同意。我回答他说，我知道所有的技术事宜，甚至比他知道的还多，我需要知道关于人的细节。
但拉齐姆·厄尔加莫维奇什么都不愿意说，他在讲话的过程中好像很在意克格勃，他说：“当消防队员进入汽轮机大厅的时候，操作人员已经做完了所有的事。在汽轮机大厅发生险情的时候，也就是4月26日凌晨1点25分至5点，我多次冲向控制室，向值班工长汇报情况。阿基莫夫镇定地下达指令。爆炸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冷静对待。随时准备好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也没想到会发生那么糟糕的情况。”
达夫列特巴耶夫非常紧张，显然是努力将谈话内容限制在克格勃圈定的范围内，所以我没有打断他。
他接着又向我描述了他在工作中的上级，亚历山大·阿基莫夫，他说：“阿基莫夫是个正派、诚实的人。他很友善，善于交际。他是普里皮亚季共产党委员会的委员，是一名好同志。”
他拒绝向我描述布留哈诺夫，声称并不认识他。他确实对切尔诺贝利的新闻报道有意见，他说：“我看到新闻报道把像我这样的机组工作人员描述得无能、愚昧无知—实际上几乎把我们描述成了恶棍。这就是为什么米季诺公墓墓碑上所有的照片都被撕掉了，我们的人就埋葬在那里，这就是舆论的影响。他们手下唯一幸免的照片是托普图诺夫的。他是如此年轻，毫无经验。我们却被描绘成了恶棍。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提供了十多年电力—谋生并没有那么轻松，你自己也知道的。你也曾在那里工作过。”
“你们是什么时候离开机组的？”我问他。
“凌晨5点。我开始剧烈地呕吐。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设法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们扑灭了汽轮机大厅的火灾。我们把氢气从发电机中赶了出去，用水替换了汽轮机油箱中的油。”
“我们不仅仅是执行者，完成上级发布的命令。我们凭自己的力量想到了很多问题。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马已经脱缰了。我是指当我们换班上岗的时候，技术进程已经开始了。也没办法停下来。但我们不仅仅是执行者。”
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达夫列特巴耶夫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实际上是正确的。核电站操作人员不仅仅是执行者，在运行核电站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独立做出大量重要的决定，可能涉及巨大的风险，有时是为了挽救反应堆，有时是从危机中或从棘手的过渡阶段中挣脱困境。不幸的是，操作说明和安全规则都无法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不同阶段可能发生的事故的组合实在是种类繁多。因此，操作人员的经验与全面的专业感是至关重要的。达夫列特巴耶夫关于爆炸之后操作人员展现了奇迹般的英雄气概和勇气的说法是对的，他们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尽管如此，就在爆炸前那决定性的时刻，阿基莫夫和托普图诺夫抛弃了他们的专业感与经验。事实证明他们都只是执行者，虽然他们确实试图反抗佳特洛夫的恐吓（尽管不坚决，但的确反抗了）。就在那一刻，操作人员的专业感正应该起作用，不过却因为他们害怕被斥责而压抑了回去。
根据核电站值班工长罗戈茨金（Rogozhkin）、总工程师福明，还有布留哈诺夫主任的说法，老练而谨慎的佳特洛夫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专业感。
勇气与无畏成为爆炸后核电站操作人员的主要驱动力，即使在那样的时刻，佳特洛夫和布留哈诺夫既没有展现出专业性，也不值得别人尊敬。他们自私自利的谎言和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持续误导了所有人很长时间，导致了进一步的生命损失。
那么，在我看来，什么才是应该从切尔诺贝利灾难中吸取的主要教训呢？
最重要的是，正是这样可怕的灾难才为我们有力地召唤来了真相——实话实说、事件的全部真相，仅此而已。这是第一个结论；我的第二个结论源于事件的真相。
抛开可以采取的任何措施不谈，反应堆因正反应性过剩而停堆的情况一直存在，换言之，也就是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这是RBMK反应堆设计中固有的缺陷。因为反应堆和过去一样，会一直有正温度系数和空泡系数，以及基于控制棒末端效应造成的正反应性。这些因素的组合权重过高。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概率不高，但还是会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它们确实同时发生了，造成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与过去发生的所有的悲剧一样，切尔诺贝利灾难显示出我们人民的勇气有多么伟大，精神力量有多么坚强。但切尔诺贝利呼唤我们使用理性和分析能力，这样我们就不会忘记所发生的灾难，才能看清我们遭遇的不幸，避免光鲜的表面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当然，在使用RBMK反应堆的核电站中，人们已经做出了一些修正的决策：
1.保护与控制系统的提示开关和控制棒将会进行修改，这样的话，在完全回缩的位置上，控制棒插入堆芯的深度仍有47.25英寸（约1.2米）。
2.这一措施将提高有效防护的速度，并防止当控制棒从完全回缩位置下降时，堆芯下部反应性恒定增加。
3.永久插入堆芯内控制棒的数量将会增加到80至90根之间，从而使堆芯反应性空泡系数降低到允许的水平。这只是临时措施，最终，将会把RBMK反应堆的燃料转换为初始富集度2.4%的核燃料，同时会在堆芯内安装固定辅助控制棒，这样就可以使紧急情况下的正反应性释放不超过1β。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的时候，这一数值是5β甚至更高。
4.最后，已经决定逐步关停使用RBMK反应堆的核电站，代之以使用气体燃料的热电站。这当然是吸取切尔诺贝利悲剧教训后能够采取的最明显的措施。
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决策可以早日实施，因为天生被赋予理性的人类，一定会确保所有的科学与技术成就，特别是核能科技，都被用来让生活繁荣兴旺，而不是褪色凋谢。
因此，从切尔诺贝利灾难得到的主要教训是让我们更敏感地意识到人类生命的脆弱性。切尔诺贝利灾难既展示了人类巨大能力的一面，又显示出了人类的无能。它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不要陶醉于自己的能力，不要轻视这种能量，不要寻求短暂的利益、快乐和引人注目的威望。因为人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你必须更有责任感，必须仔细审视你自己和你做的事。当我们想起人类的作品可以留存到未来，还有与之相伴的喜悦和艰辛，我们惊骇地意识到，那些破碎的染色体链和基因，由于辐射的原因要么丢失，要么扭曲，但它们已经成了我们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它们。那才是切尔诺贝利灾难最可怕的教训。
所有那些英年早逝的人们，几乎在爆炸后就立刻死去的人们，那些遭受了核死亡痛苦的人们，他们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回忆中。我们真的非常想再次见到他们。埋在废墟下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与痛苦的量级是数百万倍的。他们承载和象征着成千上万死去的生命，他们给世界留下了痛苦而严厉的警告。
我们向切尔诺贝利的烈士和英雄鞠躬致敬。
能源部科学研究部门副主任Yu. N.菲利蒙特采夫（Yu. N. Filimontsev）的证词：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我们去了伊格纳林斯卡亚（Ignal-inskaya）核电站。在那里，鉴于切尔诺贝利事故，他们检查了反应堆的设计情况与物理现象。那儿的正反应系数总量甚至比切尔诺贝利还要高；至少，它并不低。反应性空泡系数是4β。他们就那么袖手旁观，什么都没做。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向当局反映这种情况。他们的回答是，这么做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委员会关于从加强安全的角度重新设计石墨反应堆的结论已经坚定不移地执行了。
多项调查的报告已经递交给了政府，其中就有来自能源部、政府委员会和中等机械建设部的报告。所有外部组织都发表了对能源部不利的结论。他们主推机组工作人员是罪魁祸首，反应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然而，能源部调查的结论要更均衡、更全面，指出了操作人员表现出的错误和反应堆设计的缺陷。
谢尔比纳集合了所有的委员会，要求他们准备一份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的意见一致的结论。
（本文摘自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著《亲历切尔诺贝利》， 刘建波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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