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至27日，“东亚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地宋学研究领域的60余位学者与会，围绕宋代“人物与思想”、“制度与文化”、“文献与数据”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与会者合影
本次会议安排了两位学者做主题报告。
第一场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忠礼研究员作主题报告，主题为《谈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以对宋高宗的评价为例》。他对宋高宗历史评价的形成以及其原因，从史料、史源方面进行了探本溯源的梳理，并对以往学界对宋高宗评价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以大量史实为基础，构建真实历史中宋高宗的历史作为。最后，何忠礼从理论高度，提出需要对宋高宗的历史定位进行重新检视的看法。
第二场由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平田茂树教授作主题报告，主题为《南宋士大夫“重层”且“复合”的网络与交流——以崔与之所谓“书信”的材料为线索》。首先他梳理了近年宋代社会史研究的动向，指出透过“网络”的视角考察宋代社会的研究取向日渐增强，并从研究史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分析宋代社会研究的不同维度。其后，他以南宋名臣崔与之为例，分析了以崔与之为中心的交游和网络，指出南宋士大夫间以“书信”为纽带，构建不同人际交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特点，为宋代政治、人物、社会等研究领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考维度。
研讨会现场
“人物与思想”
接下来的研讨会分为“人物与思想”“制度与文化”“文献与数据”三大主题进行分组讨论。
“人物与思想”组由学习院大学教授王瑞来主持。组内论文或就以往研究所忽略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展开分析，展示丰富宋代人物以及思想的多个案例与面相；或就传统人物研究例如王安石、吴益、张浚、吕夷简、郑刚中、真德秀、妈祖等重要人物开掘议题，发掘史料，考镜源流，追本溯源，厘清以往研究的不足或缺失，以求丰富对宋代人物研究中对个体研究与群组研究的认知角度，也深入挖掘人物形象、思想特征的形成过程与历史原因。
王瑞来作《王介何许人？——与王安石有关的政治和游艺考索》报告。文章通过对北宋后期基层官僚王介事迹及其与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文人交游轨迹的钩沉，具现出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立场、个人交往乃至诗文游艺，进而投射出一个时代的大背景。
大阪市立大学王燕萍作《宋代妈祖信仰的实态新探》报告。讨论起源于宋代的妈祖信仰的历史发展，按照地域整理了南宋以来的妈祖庙分布，通过妈祖庙具体分布，进一步认识宋代以来的妈祖信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李如均提出需注意和现代妈祖信仰进行联系，尤其可关注台湾妈祖信仰。
大阪市立大学庄涵琪作题为《宋代苏州园林与士人的交游》报告。文章回顾了苏州园林研究的学术史；简述了宋代苏州园林的概况，分析两宋苏州园林的历史发展；探寻苏州园林与士人之间的联系。浙江大学陆敏珍提出，需注意园林与绘画的关系，可关注绘画史料，同时也要关注绘画中想像的苏州园林与现实的苏州园林之间的区别。
中国社科院雷博作题为《张载<正蒙>‘诚明’概念探析》的报告。他以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突破口，探寻张载之“立心”的实际意义，从而引入张载“诚明”概念问题，进一步探讨张载对于“天地之心”根源性的理解，并从本体论范畴的“天地之心”联系到功夫论范畴的“诚明”。浙江大学关长龙就“诚明”的概念与《中庸》中“诚明”的概念的异同提出疑问，雷博回应，张载注意到《中庸》“诚明”的功夫论意义，所以采用了“诚明”来沟通其哲学体系中的“天”与“人”，人可以通过“诚明”来“为天地立心”。浙江大学吴铮强提出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是不是就是取消了“人心”的独立性，人是从属于天的？雷博回应人仍然有自己的主体性，人需要通过“敬”来获得人心的独立。
上海师大孔妮妮作题为《晚宋理学家的政教实践与真德秀的谕俗文研究》的报告。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真德秀的劝谕看理学家的政教实践。王瑞来提出真德秀文章很有特殊性，如果能将其纳入到整个宋代乃至更长的时间段中去考察，或许得出的结论将更为丰富和深刻。何忠礼提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知人论世，需要注重言论与行为两个方面，真德秀虽然文章写得好，理学搞得好，但好讲空话，没有实际才能。对其评价要摆脱传统的束缚，要从言行等多种方面考察，从而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北京大学赵冬梅同意何老师的看法，对于历史人物需要更加全面的认识，如宋代诸多名士，虽然名气很大，但实际才能都很有限，而那些真正在做实事、有实际才能的人却往往不为历史所记载。
李如钧作题为《宋人对西汉名法官张释之的正反评价》的报告。是文从对包拯的评价引入本文的论题，探讨为何张释之的评价在宋代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宋以前对张释之的评价是清一色的肯定，而北宋中期开始出现了对张释之的批评；尝试从这一评价变化中寻找宋代法律的特色。赵冬梅提出对于张释之评价的变化其实也是君权地位变化的一个体现。在北宋中前期事实上出现过对于重构君权的一些讨论，但是士大夫很快意识到其危险性，这种萌芽随即消亡。
何忠礼作《此吴益，非彼吴益——论<宋史·吴益传>两个吴益之误》的报告。关于《宋史·吴益传》中两个吴益之误，《宋史》将秦桧的长孙女夫吴益和宋高宗吴皇后之弟吴益的事迹混在了一起，所以出现了《宋史》中吴益的官阶升降极为诡异的情况。王瑞来提出《宋史》里面的错误非常多，在阅读和引用之中需要多加注意。
关长龙作题为《家礼的传承理路与当代思考》。该文从对宋代新儒家的思考之中引入该问题，现代礼仪的重建事实上也需要追溯到宋代；主要讨论宋代以来的“家礼”的理路发展，思考如何从中找到有资于礼制重建的内容。
陆敏珍作题为《标签与去标签：黄震《读<礼记>》发微》的报告。主要从宋代对于《礼记》理解的分歧引入该论题；通过对《黄氏日钞》的分析，从而对从钱穆以来的认为黄震为朱学后人的共识的质疑与反思。雷博指出还要注意到黄震对于礼的实践的认识是如何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明确提出，黄震对于该问题认识或许对认识黄震与朱子学术关系有重要参考作用。
吴铮强作题为《宋元时期吕夷简的传记谱系与形象变迁》的报告。探讨宋元时期吕夷简的传记谱系和形象变迁；对吕夷简“怀忠”形象的构建历程及其修正进行考察。王瑞来提出应当重视吕夷简，并注意到在“范吕关系”中谁掌握历史话语权和对吕夷简的评价的关系问题。何忠礼提出要注意到范仲淹历史地位的上升，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吕夷简历史地位的下降。赵冬梅提出还要注意到吕夷简之子对于其态度。
宫云维作题为《郑刚中研究二题》的报告。该文整理了关于前人对于郑刚中的评价，主要从《四库提要》对郑刚中的评价入手；由于郑刚中和秦桧——反面人物——关系的密切，导致了后人中对郑刚中的评价很低。
研讨会现场
“制度与文化”
“制度与文化”组由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主持。组内论文涉及宋代政治、经济制度研究中的重大议题，具体涉及科举科目、官学舍法等选拔制度，大礼卤簿等礼仪制度，递铺等交通制度，爵制、官衔、文书、武臣閤职等职官制度，三司职能、北宋交子等。
北京大学管琴作题为《宋代墓志中的新学与崇观舍法》报告。她认为墓志与行状、神道碑等其他文体近似，因其常常出于亲朋故吏之手，或是请托名人为之，评价上会受到人情纽带的影响。浙江大学周佳提出，从坊刻本《通典》看制度以及当时人对制度的议论，文字切入点巧妙。
闽江学院毛晓阳作题为《宋代府州军贡院补论》的报告。他认为北宋府州军贡院主要分为解试贡院和贡士贡院，南宋府州军贡院主要是解试贡院。其中严肃场规、尊重人才是修建的重要目的，贡院风水是建造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贡院建成之后，多邀请与贡院所在地有仕宦关系、乡梓关系、朋友关系的名人撰写贡院记。丁建军就当时贡举多临时寻找场地，可能未必为贡院等提出疑问。浙江大学龚延明提出三舍法实施时科举试其实并未废除，三舍及第称“贡士”，与科举试及第称“进士”有别。
浙江大学费习宽的报告题目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以进士科为中心》。他认为经义、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重要内容，但究竟以诗赋治国还是以经术取士，肇始于初盛唐时期诗赋、经义之争，贯穿唐代科举始终。
讨论职官制度议题较多。河北大学丁建军的报告题目是《论宋朝虚衔的实用价值：以宋朝的食邑与食实封为主》。他认为宋朝官员拥有勋、爵、食邑、食实封、功臣号等虚衔。虚衔与俸禄、物质赏赐共同构成宋朝皇帝驱策臣僚的基本手段，不仅在优礼宗室、外戚、宰执、武将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而且在与周边少数民族、藩属国交往中,也与物质赏赐一起发挥着羁縻、笼络作用。浙江大学龚延明提出，宗室封王为虚衔，俸禄高，基本与节度使相同，而官员则封爵越高越授重视。浙江工业大学沈小仙报告题目是《唐宋黄纸文书类别及相关制度术语辨释》，讨论唐宋以来诏敕文书相关制度术语。龚延明报告题目是《宋代爵制》，分析宋爵制有宗室不带“开国”与文武百官爵带“开国”两个系列，其中“国公”为二个系列唯一交集之爵等，并对爵制的意义等方面作了深入阐述。浙江大学束保成报告题目为《武臣清选——宋代閤职官员磨勘叙迁问题探析》，认为宋代閤职作为武臣清选在磨勘叙迁与内外供职上与一般武官不同。龚延明提出需明确清选官的含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申作《理想模型：论南宋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及其有效性》的报告。他认为理想模型只能成为批评纸币流通中弊病的参照物，而无法成为评价南宋纸币制度有效性的标准。南宋议论中的北宋交子形象既不合史实，又非南宋纸币制度效法的典范，这是由理想模型自身的局限性和南宋的财政状况所决定的。
莆田学院方芳报告题目是《陈洪进贡茶与闽中闽南茶文化历史》。她认为从陈洪进向宋太祖进贡万斤茶叶的史料记载，来分析南唐清源军割据时期闽中和闽南拥有规模化茶园的可能性，可将闽中和闽南贡茶的历史提前，以填补闽中闽南两地乃至福建在五代十国时期规模化产茶记载的空白。
浙江社科院徐吉军报告题目是《南宋都城临安商人的类别及特点》。他认为南宋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其时的都城临安，商业十分发达，从当时商人的类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申就当时粮食布匹行业垄断性商人经营特别与发表人进行交流。
复旦大学朱溢作题为《南宋大礼卤簿制度及其实践》的报告。他认为车舆并不只是作为交通工具而存在，是统治者向外界宣示权威的重要工具。在皇帝车驾制度演变过程中，最具意义的便是卤簿的形成。
中国计量大学何兆泉提出，能否将礼制放在城市空间，与图像结合讨论。单从技术史看似乎不能理解解决玉珞的规模问题。
曹家齐报告论文题目是《宋代“京局发马递铺”史实考释》，认为“京局”大致可以理解为处于高层机构之下的在京百司。在京百司有通过閤门等机构向皇帝进言的近便渠道，不能也不需要发马递。后任称述“京局发马递铺”仅是北宋熙宁七年监安上门郑侠擅发马递向神宗上流民图的一个特殊事件。
河南大学苗书梅报告题目是《北宋元祐年间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群体题跋行为考论》。她认为元祐间苏轼、吕大防等人给《李氏述先记》写跋，形成群体题跋行为。通过对记文作者与苏轼等人的关系探讨可揭示同年关系、政治态度和时代背景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管琴提出，与文学研究角度不同，该文从官制推断科举，考证出身，并从同年关系切入加以考证群体题跋行为别开生面，类似诗歌场合形式。
河南大学仝相卿报告题目是《南宋韩侂胄父名讳考实》。他认为《宋史·韩侂胄传》记载了韩侂胄之父为“韩诚”并不准确。事实上韩侂胄为韩琦幼子韩嘉彦之孙、韩诫之子，廓清陈说。
杭州社科院李辉报告题目是《宋金间临济宗的传承与流动――以郑州普照宝一系为例》。他认为临济宗在唐末由义玄以河北真定为中心开创，在10-14世纪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靖康之变后北方处于金朝统治中，由于史料缺乏，临济一宗在金代的传承或为阙载或有讹误，学者的研究亦集中于临济宗在南宋的发展，忽视了临济宗在在金的传播。
研讨会现场
“文献与数据”
“文献与数据”组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韩桂华教授主持。组内论文除传统宋代文献考据外，多涉及域外珍稀文献考证信息，同时发表宋代文献数位化、数据库的全新成果。
学习院大学段宇报告题为《围绕制礼的话语权博弈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立——以北宋金石学为着眼点的研究》。他详述了金石学与古器物学之间的关系，而后针对为何金石学会在北宋前期这一特定的时空下发生，结合整体政治史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金石学完成于宋真宗、徽宗时期，而对于部分学者提出的这一时段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人文主义的抬头与文艺复兴，仍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
东国大学朴永焕作题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有关高丽佛教善本文献》的报告。该机构收藏有关韩国佛教文献约有107种，刊行时间都在1900年代初期前，木版、活字本形式出版，或者笔写本形式存在。高丽版本共十一种，主要介绍出版时间、流通时间、经典内容。
弘益大学裴淑姬作题为《如何使用多样的数位技术阅读史料——以<北行日录>为例》的报告。她表示数位技术对史学研究非常有用，且以《北行日录》为例，介绍如何在宋代史研究中利用CBDB、MARKUS、DocuSky进行历史研究。并用标记协助电子文本进行分类，协助文本进行更多运用。
首尔大学赵成杰、南京大学张福通作题为《宋人笔记所见金石考据及其品骘》的报告。他表示宋人在笔记中对金石有训诂、考证以金石证史等不同倾向。民间金石学活动促进了金石学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金石学的发展看宋代学术的发展。
清华大学孙羽津作《宋元印本文献数字化开发利用的路径探索——以“中华字库工程·宋元印本文献用字搜集与整理”项目为例》的报告。同样以数位数据库实例，探求文献数字化后如何利用的问题。
上海师大雷家圣作题为《战争中的“虚”与“实”——兰州与北宋元祐时期的宋夏战争》的报告。他关注到了宋哲宗时期宋夏之间的多次小型冲突，通过史料分析，逐一说明元祐时期宋夏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的思考重点。认为高太皇太后守成兰州为其日后发挥积极的战略功能及经略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桂华作题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见高丽工艺品兼及其佚图》的报告。她首先介绍《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见的高丽日常生活器用品，材质多样，又分别具体介绍了各种分类的含义及其小的目类。该书记载的所绘之图多已遗失，就书中记载复原《〈高丽图经〉佚图表》。
台湾中正大学杨宇勋的报告题为《宋朝豪民买扑酒坊之我见》。首先介绍买扑的定义及范围，涉及四个议题：豪民于买扑酒坊的优势、买扑酒坊的违法牟利、买扑盈亏与官方计财以及宋朝实行买扑坊场后产生的官商共利说与横断乡里说，进而分析地方豪民的经营优势、接续前贤讨论官民互利说与提出买扑人户在民间拥有官方代理人的象征是豪民参与买扑事宜的动机之一三点。
台湾台北医学大学邱佳慧作《涑水学派日常生活中的论史考察》的报告。浙江大学冯国栋提出，阅读史如何找到材料，语录体裁如何进入司马光思想，教学路径如何体现等问题，并指出阅读史研究很复杂。发表人回应数位化的使用对阅读史研究帮助很大。
冯国栋作题为《刻石填金、建阁庋藏——宋代寺院对御集、御书、御笔的安奉与收藏》的报告。他自言这篇文章的缘起在于关注到宋代皇帝的御集、御书、御笔等于宫廷的收藏多有学者研究，而其在民间的收藏情况则至今罕有问津。文章介绍了宋代皇帝的佛教著述与寺院御集、御书，梳理了寺院御集、御书的获得与迎请仪式，以及寺院御集、御书的管理与御书楼阁的建造情况。
报告结束后，进入了讨论交流环节。段宇、赵成杰报告共同关注了金石领域，分别从宋、清两朝出发提出宋清金石“知识共同体”交流这一命题。而后，韩桂华对段宇从谱录之学拉到政治史视角进行探析研究的思路进行提问，认为其背后的政治意味究竟有多强烈，值得再商榷。对此段宇表示认同，但同时他也认为金石学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也属于政治视角一部分。最后，杨宇勋对冯国栋文章中的一项分类发表看法，认为将国子监、府州军县学对御书等的收纳情况归入民间视角值得商榷。冯国栋对这一看法十分认同，但同时将此处分类的两难境况提出，与各位学者共想解决方案。
本次会议聚焦国际宋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展开充分交流与对话有助于进一步弘扬浙江大学宋史传统学术优势，以期推动宋代文学史、宋代思想史、宋代文化史、宋代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并为打造浙江社科的宋学研究学术品牌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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