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王瑞来著，中华书局2019年9月出版。
前些日子，伴随着张国刚先生《〈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出版，出现了一阵《资治通鉴》热。那么，宋人是如何看待和阅读《资治通鉴》的呢？特别是，皇帝又如何阅读的呢？最近整理古籍，接触到了相关的史实，披露于下，以飨同好。
南宋有名的文人刘克庄编纂的《玉牒初草》卷上嘉定十一年三月丁酉有一条记事，不是记载经筵讲读，而是对经筵讲读的回顾：
徐应龙等奏，进读《通鉴》彻卷，乞宣付史馆。并从之。
奏疏是讲，在经筵上，《资治通鉴》已经读完了，请将这件事传达给史馆，记录到史书中。 寥寥数字平淡的记事背后，其实隐伏着令人惊叹的事实。《玉牒初草》只是记事，没有录入奏疏原文。翻检宋朝的档案资料汇编《宋会要》，则全文录入了徐应龙等人的奏疏以及宁宗的批示：
（嘉定）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太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兼侍读徐应龙，朝奉大夫、新除尚书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袁燮，朝请大夫、试右谏议大夫、兼侍读黄序，朝奉郎、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李楠，朝奉郎、右正言、兼侍讲刘棠，中奉大夫、行起居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玉牒所检讨官、兼权工部侍郎聂子述，朝散郎、行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兼实录院检讨官、兼太子侍读宣缯言：“仰唯皇帝陛下天资冲澹，唯性高明。日御讲筵，就学不倦。经籍奥义，以次咨访，罔有逸遗。自庆元戊午，至嘉定丙子，凡十彻章。虽商高宗典于终始，周成王学有缉熙，殆不是过。猗欤懿哉！甚盛德也。厥今《通鉴》进读，复告讫篇，非汲汲皇皇，畴克臻此！缅唯是书之作，昉我英宗，命司马光论次于中秘。起周威烈，下竟五代，研精极虑，穷竭日力，久乃克就，卷帙昈分，纲目井列，不但稡撷故实而已，盖将便清燕之观，示元龟之鉴也。裕陵钦承先志，宠以序文，谓：‘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摹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于是悉备。’显谟大训，炳若日星。怡燕后人，永永无斁。陛下笃意此书，肆命劝诵，其闻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或关宸听，有悟圣心，涣发玉音，动与理会。前后侍臣之言，钦聆敬叹，不一而足。维庆元乙卯二月，实始启帙，除东西魏、陈、隋及五季渎乱之事，有旨不读，自余纪载，弗怠幡阅。逮嘉定戊寅季春，遂底终篇。陛下稽古之懋、典学之勤，可谓同符祖宗，有光帝王矣。昔唐开元中，日选耆儒侍读，以质史籍疑义，然而锐始怠终，徒文亡实。秉史笔者犹且特书，以为美谈。矧陛下历览前代兴亡理乱之故，尊所闻，行所知，首末唯一，顾可不登之汗简，以诏万世？欲望睿慈，宣付史馆。”诏从之。（《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三四）
这篇字数不少的奏疏，不仅披露的事实令人惊叹不已，讲述的道理也可圈可点。
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始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述了16朝1362年的历史，凡294卷，字数逾三百万。从治平四年（1066）置局始编，到元丰七年（1084）竣事成书，历时19年。而我们从上述奏疏所披露的事实可知，在经筵上，宋宁宗和讲读臣僚从庆元元年（1195）开讲始读，到嘉定十一年（1218）终卷读毕，也是整整历时19年，与编纂时间居然完全相同。
《资治通鉴》尽管文笔生动，但篇幅过长，并且由于诸事纷杂，编年并记，对一件事的原委本末难以把握，比较难读。《资治通鉴》不易阅读，司马光本人也清楚，他曾经讲过：“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宋史》卷二八六《王益柔传》）据司马光所知，只有王益柔一个人通读过他的《资治通鉴》，而一般慕名阅读的人，读不完一页，就已经哈欠连天了。观编纂者司马光如此“夫子自道”，我们不能不佩服宁宗君臣的19年经筵阅读。坚持19年，这需要君臣都有很大的毅力才能做得到。
为什么君臣肯花如此之大的功夫去读《资治通鉴》呢？从《资治通鉴》的命名便可以清楚，这是一部政治、历史教科书。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以史为鉴，不仅是古老的传统，并且是便捷易懂的途径。与王安石共同发动熙丰变法的宋神宗，很理解《资治通鉴》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前引徐应龙等人的奏疏援引了神宗御制序文中的几句话：“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摹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于是悉备。”神宗认为，从天人之间的互动报应、善恶盛衰的本原，到施政的效果、军事乃至行政的借鉴，《资治通鉴》无所不包。为宁宗讲读的士大夫们进一步阐述了《资治通鉴》的意义：“其闻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或关宸听，有悟圣心，涣发玉音，动与理会。”所载史实，正确的可以效法，错误的引以为戒，可以启悟君主，使之言行与天理相应。奏疏中的“动与理会”，对“理”的强调，很显然反映了庆元党禁之后勃兴的道学在经筵上的浸透。
对于《资治通鉴》的意义，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宋末元初胡三省有更高层次的认识，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新注资治通鉴序》）“ 《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开元十二年注）按胡三省的说法，《资治通鉴》不仅是政治教科书，更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南宋通鉴学大盛，有袁枢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朱熹改编的《通鉴纲目》，更有众多的仿作、续作，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可见，胡三省的归纳其实是反映了南宋人的普遍认知。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认知，宁宗君臣才在经筵上坚持了19年的阅读。
从奏疏还可以了解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宁宗君臣的经筵阅读，并非逐字逐句的阅读，稍稍做了一些有意的节略，“东西魏、陈、隋及五季渎乱之事，有旨不读”。宁宗在未读之前，怎么会知道这些章节记有“渎乱之事”？无疑是应讲读侍臣的请求而下旨的。因为侍臣讲读之前，事先需要认真备课。其时觉得这些章节“皇帝不宜”，所以才提出不读的请求的。由此可见，用什么内容做教材，如何教育君主，参与经筵的士大夫们是有着缜密心思和明确目的的。
对三百万言的19年阅读，宁宗很有成就感，不仅同意宣付史馆流芳后世，还大张宴席，款待陪伴他一同阅读的讲读官和相关人员。《玉牒初草》卷上在四月己未条载：“以经筵进读《资治通鉴》终篇，赐宰执、讲读、修注官等燕于秘书省。”
从宁宗即位之始，士大夫们便通过经筵的方式，用《资治通鉴》给这位已经27岁的新皇帝上历史课和政治课，并且一上就上了19年。其间，士大夫政治以极致的权臣专权的形式，经历了韩侂胄和史弥远主政。思想文化领域则经历了庆元党禁和开禁，从此道学成为弱势王朝的精神支撑。后继的皇帝继承先皇的衣钵，大力提倡，还获得了颇有褒奖意味的理宗庙号。
除了上述君臣花费19年时光读完《资治通鉴》的奏疏，仅有两年记事的《玉牒初草》，在卷下的嘉定十二年还有一些涉及《资治通鉴》的文字：
（二月）癸卯，徐应龙因进读奏云：“前读《资治通鉴》所载仇士良事，陛下能记之否？”上曰：“士良归老，语其徒云，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纳谏，智深虑远，吾属恩薄而权轻矣。”应龙云：“陛下能记此，天下幸甚。”
读了19年《通鉴》，不是读过就算了。老师不时还要抽查提问考试，看皇帝读过的内容忘记了没有。侍读官徐应龙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宦官势力猖獗的唐代后期，老宦官仇士良在退休之际，把控制皇帝的不二秘诀教给了晚辈的宦官。这就是不能让皇帝闲下来。皇帝一旦没有吃喝玩乐的事情干，就要读书，就要见士大夫，就会纳谏，就会增长智慧，深谋远虑，自然就不会再重用我们，我们宦官就不能弄权了。作为士大夫的侍读官徐应龙要让皇帝记住宦官的险恶用心。临时的抽查，宋宁宗对答如流。于是老师表扬作为皇帝的学生说，记住了这样的内容，是全天下的万幸。
在宋代的士大夫们看来，作为教科书的《资治通鉴》实在是太重要了，读过之后，除了不时测验抽查皇帝是否牢记内容，而且还会反复读，温故知新。在《玉牒初草》嘉定十二年九月我们又看到了君臣共读《资治通鉴》的记载：
乙巳，徐应龙进读《通鉴》，至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应龙奏曰：“昔之将帅，与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将帅，事掊剋而不恤士，欲其临危效命，得乎？唯陛下严戒饬之。”
古为今用，读史之际，关注的是现实。
或许《资治通鉴》给予皇帝最多的，并不是奋发有为，而是士大夫所期待的无为而治。如果从这一视点来看，士大夫的《资治通鉴》经筵讲读无疑是成功的。皇帝自律的平庸作为因素之一，带给南宋的是中期宁宗、理宗两代皇帝长达70年的平静岁月。70年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以及百姓的安定生活，远远大于政治上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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