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创作于1998年的话剧《德龄与慈禧》取材自清朝覆灭前夕被慈禧召进宫内的贵族宗室女子裕德龄的回忆录，是香港话剧团的经典剧目之一，自从初次上演之后多次获奖，还曾入选过香港的中学课本。今年这部戏由天津人艺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重新排演，九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上演，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爆满的票房。但在今天重看这个20年前写就的剧本，撇开演员的表演部分不论，单论这个用中规中矩的舞台呈现出来的故事，似乎能转换一下视角，重新审视其中的人物塑造和历史叙事。
由濮存晰、卢燕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
《德龄与慈禧》中的德龄，被很多观众评作“晚清宫廷里的小燕子”，而如果换一个视角看来，其实也可以说，她是一个正统意义的玛丽苏人物。
先别着急反驳，“玛丽苏”这个来自美国《星际迷航》粉丝圈同人写作的词汇并不天然是一个贬义词。如果剥除在大众语境下层层累加上去的夸张污名化描写，她可以只是一种极为常见、但可能并不够讨观众喜欢的人物类型和视角。
她年轻美丽，活泼聪明，出身高贵，她从小在西洋长大，深受欧风美雨的浸润，回到中国死气沉沉的深宫，好似与她的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她用几句简单的言语交锋就让咄咄逼人的俄国公使夫人败下阵来，她让深宫中的最高权力者慈禧和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光绪皇帝都对她另眼相待，最重要的是，她单纯热烈的心思，似乎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
这个宫廷和宫廷人物的日常生活，全因这个外来者被打乱节奏，电灯电话和西式布丁的奇技淫巧之外，还有德龄对宫里的小太监也念念不忘的信条：“人人都是平等的”。面对慈禧的宫闱秘事，她也敢真诚宣扬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坦坦荡荡的爱情。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上，牵缚着另一层政治与理念的分歧。这分歧是缠绕着中国近现代史的现代化的迷思。
20世纪初在留日学生中兴起的话剧社团春柳社最早排演的话剧，就是“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茶花女》；五四一代的几个著名倡导者，几乎无一例外写过婚姻自由自主为题材的小说和戏剧。胡适的《终生大事》发表在《新青年》上，是第一个新文学的话剧剧本。
解放人性，勇敢去爱，婚姻自主，走出传统家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叙事。那么，如果应该出走的娜拉身在皇宫又该如何？
德龄面前的光绪和慈禧，就仿佛是无法走出家门的娜拉。但鲁迅一针见血的质问在这里仍旧是有效的：娜拉走后怎样？
卡密尔·培根-史密斯在她的著作《进取的女人们》中指出：玛丽苏这样的角色，事实上是女性写作者和读者应对身份期待变化的方式。女作者和读者们从活泼锐利的女孩过渡到温顺沉静的成年女性，而玛丽苏则同时带着社会赞许的成年女性的美貌，和社会不赞许的女童的莽撞，便是其中令成人尴尬，却又无比吸引人的过渡态。
换句话说，德龄这样的人物，也许就是很多当代人自己愿意成为的样子。写历史故事，就和写同人小说一样，往往带着一分满足心中遗憾的愿望。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之后，独自立在宫墙之内，以天真而决然的态度，想要以一己之力打动当时国家的权力者，改变历史进程，让国家的苦难少几年。不管怎样，就少几年也好。
但除了剧中得知维新党仍在活动而欣喜若狂的光绪，和知晓预备立宪而充满希望的德龄，我们都知道这历史早已是写定了的，德龄踏足宫廷的时刻，早已是不得不“死马当活马医”的时间点。熟悉近代史的人都清楚，光绪和慈禧死后仅仅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发生了多么大的社会变革。
不过，和很多玛丽苏故事中最终死在男主怀中的女孩不同，这部剧中的德龄眼睁睁地看着光绪和慈禧这两个她在深宫中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死去。慈禧临死时，还特别派她和她父亲一起去西洋考察君主立宪的事宜。她走出深宫，在越来越响的音乐中走进一片空无一人的霞光中。她的心愿达成了，但又完全没有达成。
所以这也并不是一个经典的玛丽苏故事。
这个寄托了对近代史无限惆怅的符号性人物德龄，宛如一个掉进了亚瑟王朝的康涅狄格美国佬，毕竟不能仅仅依靠在帝王身上注入一点自由的人性，唱几首颂扬甜蜜爱情的歌曲，就改变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命运。
剧中人物的对白充满着种种时代错位的语言和表达。光绪帝当然不可能像一个后世言情小说的男主一样，对他包办婚姻的妻子说出“我不喜欢你”；慈禧也不可能会公开对家人宣称她要“坦坦荡荡”地对待她青梅竹马的荣禄；而剧中人物提及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戊戌变法、日俄战争、还是海外革命党的诞生，都更像是出自后世回顾式的历史总结，而不是当时人的视角和口吻。但这些更适合放在现代语境中的台词，却因此引出了几分超越时代的意味。正如随着殖民强权而来的西方影响，中国人的耻辱和随之而来的焦虑，一直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摆脱的噩梦。而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世界想象和民族叙事话语，至今也仍旧缠绕着我们。现代是什么？传统是什么？权威是什么？体制是什么？自我选择又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德龄与慈禧》确实是一部可以常看常新的戏，因为它的表意范围并不止于其表面情节，通过一系列编织其中的思潮、话语、许多点到为止的历史事件，这个故事可以辐射出去很远很远。
回想起来，90年代的电视荧屏上满是清宫戏，从《戏说乾隆》到《雍正王朝》，从《还珠格格》到《康熙微服私访记》，《德龄与慈禧》完全可以放置在这个序列中理解。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也是资料留存最多，易于开展种种浪漫想象的时代，却因为多次社会巨变，反而显得有些陌生。当帝王下降为普通人，有了人性，那么我们眼中的历史又会发生如何改变？当帝王也面对着全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滚滚时代潮流，他们的生活和心态又会如何？
同时，另一个可资对照的文本序列，倒是一个远离朝堂的江湖世界。若我们重新回头看90年代香港武打片中处理的近代史人物，从黄飞鸿（徐克的《黄飞鸿》系列）到虚构的霍元甲徒弟陈真（陈嘉上的《精武英雄》），同样讲述了古老的中国面对外来侵略者时的困境，不断地重复着该如何对待西方的科技和外国的影响，该如何与本土顽固势力斗争的问题。而习武的中国人克服“东亚病夫”的歧视，精干的肉体依然会倒在现代科技的枪炮之下，却也又揭示出这悲哀的宿命来。
时隔二十多年重排的《德龄与慈禧》，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走进了剧院，其实就重新启动了许多议题和想象。剧中20世纪初的故事，到现在也已经过了整整一百多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历史，探讨人物的塑造，便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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