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想象与权力实践 ——《水浒传》的空间难题

在《水浒传》中，“江湖”一方面承载着好汉们的双重身份想象：处于前景位置的是由“义气”“武艺”和“江湖事业”所构成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隐藏其后而又与之对立的则是同“家”“国”“史”的情感联系；另一方面“江湖”又是一个权力实践的场所，梁山泊作为一处空间存在，在水浒好汉的眼中，连接的应当是不受约束、不被监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方腊的帮源洞便是一个相呼应的隐喻。随着宋江的到来以及一个详尽的语言表达系统与权力秩序的建立与完善，一众逃亡者被引入了“国”的话语框架和“史”的叙事纵深。不钻帮源洞，就得朝天子。二者殊途而同归者，则是“同享富贵”——外在的物质利益的攫取。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空间存在的“水浒”，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精神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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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水浒传》的评论者，都重视这部小说对待权力系统的态度。譬如鲁迅的说法：“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刘再复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宋江“有足够的条件和当时的皇帝做一较量。但是，他偏偏不想当皇帝，不做占有宫廷江山的皇帝梦。这便是‘真侠’、大侠。这种真侠精神也是中国革命文化中所缺少的”。得出这两种看上去完全对立的意见，是因为他们共同忽略了小说刻苦经营的一个空间难题。解剖小说里这一为身份想象与权力实践所包裹的空间难题的意义构成，对分析《水浒传》的精神境界与叙事结构大有裨益。

一、江湖——想象的共同体

处于小说叙事前景位置的“江湖”，是一个空间存在，更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水浒好汉通过江湖想象与表达，获得身份认同、情感维系与建立社会关联。这一想象中的共同体，反过来亦规范与引导着好汉们的品格养成与言行实践。

义气是江湖好汉身份认同与实践的基石。我们看林冲的一首诗。走投无路的林冲得了柴进的荐书，大雪天里要去投靠梁山泊。来到梁山近旁，却不得船而入。乘一时酒兴，林冲在墙上写下一首“感伤怀抱”的诗来——“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这无疑是林冲希望为江湖接纳的一篇誓词。他强调自己居首位的特征，便是仗义。无独有偶，吴用向晁盖推荐阮氏三兄弟，同样是强调他们的“最有义气”；鲁智深尽管差点死在母夜叉孙二娘的手里，当他要介绍这对开人肉店的夫妇时却说，两人“甚是好义气”。

“义气”具体指什么？“仗义疏财”，无疑是“义气”最基本的表现了。小说第三回鲁达要帮助被压迫被侮辱者金翠莲父女，第一步便是“疏财”。他不仅自己倾囊相助，摸出了口袋里仅有的五两银子，还向史进与李忠两人“借钱”行善。仗义疏财的模范，当数宋江。宋江的“周人之急，扶人之困”，闻名山东河北。人都称他为“及时雨”。仗义疏财，一面帮助弱者，而更重要的，却在收留、资助江湖好汉与流配犯人。譬如柴进。柴进家里有皇帝赐与的誓书铁券。所以他“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这一流人物，还有朱仝、晁盖与宋江。他们都有“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的声名。江湖“义气”另一项重要的意义指向，便是朋友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小说第二回朱武、杨春施苦肉计到史家庄解救陈达便是一例。鲁智深救林冲也是如此。吴用到石碣村诱三阮入伙时，阮氏兄弟便发誓说：“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而宋江甫在小说里露面，便披上了一个舍己救人的光环。听完何涛讲述黄泥冈十一担金珠宝贝被劫一案，宋江内心里立即的反应是：“晁盖是我的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

义气以外，武艺也是水浒好汉情感与身份维系的重要纽带。譬如小说开头写到的王进与史进。因为王进武艺超群，史进要拜在他的门下甘作徒弟。就是王进走了以后，他仍旧是史进的人生楷模。林冲与鲁智深结为朋友，同样是因为武艺。宋江厚爱武松，无疑也因为武二郎的武艺在江湖上的名声。李逵与张顺之间则有一个“不相打不相识”的故事。对影山宋江与花荣，看红衣吕方与白衣郭盛，各使方天画戟，在中间大阔路上交锋，最终也是三方精湛的武艺把四人连接了起来。还有揭阳镇宋江赍发街头使枪棒教头薛永银两；武冈镇李逵与汤隆比锤，等等，都是以武会友的例子。事实上，好汉们闻名遐迩，常常因为有一身武艺。譬如鲁提辖问史进，“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朱贵欢迎林冲上山：“曾有东京来的人，传说兄长的豪杰，不期今日得会。”王伦挽留杨志：“制使，小可数年前到东京应举时，便闻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见，如何教你空去。”更不用说，梁山泊千方百计赚卢俊义上山，只因这位绰号玉麒麟的大员外，“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

最紧密地将好汉们维系在一起的当然是“江湖事业”。江湖事业，其一便是摆脱穷困。曾坐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的王伦的说法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这对于身处底层的大部分梁山好汉是极具吸引力的。像阮氏三兄弟、石秀、汤隆，分别以打渔、卖柴、打铁维持生计，每日里挣扎在果腹御寒等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的边缘。因此，听到这样的劝诱，心直口快的阮小五，立即道出了内心里对梁山新世界的由衷的向往：“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阮小七更加没有遮拦，阮小五一说完，他潜意识里被压抑的冲动便全盘托了出来：“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应该说，在物质世界里获得自由与满足，无疑是底层民众一个共同的理想。江湖事业其二，是不再受到政治与社会权力的约束与压制。“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现实中的政治权力被阻挡于外，随之而来的种种压迫、剥削、侮辱，便无法及身，这对于如林冲等在现实世界蒙冤受屈的好汉，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其三是社会地位的跃升。王伦劝杨志在小寨歇马，“同做好汉”，便是要请杨志在山寨坐一把交椅。如果说“大块吃肉成瓮吃酒”没能打动昔日的制使杨志，那么这种社会地位的跃升则有真正的吸引力。戴宗游说石秀“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去，做个下半世快乐”，石秀一时还无法理解。戴宗向他解释说：“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其言外之意，循正规渠道，并不能发迹。相反，如果投梁山泊宋江入伙，便“只等朝廷招安，早晚都做个官人”。而李逵对流落街头的汤隆说：“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教你也做个头领”，更直截了当了。

二、好汉的双重身份

这里就说到了好汉们的双重身份。与江湖共同体相对立与连接的，则是想象中的与“家”“国”“史”的情感联系。

牵引着好汉们、不让他们踏入江湖的力量，首先来自“家”/“父母”。史进烧了庄院以后，在少华山上短住。朱武三人劝他留在山上做个寨主，史进便不答应。他执意要离开山寨，去关西找他的师傅，理由是“我是个青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了”。王伦劝杨志在梁山泊歇马，开始也被杨志拒绝。待杨志到东京后，制使的职役并不能恢复，他才讲出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来——“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玷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 父母遗体”，也就是家庭的教训。背叛现有的权力秩序，逃出权力规训的范围之外，不仅违背了家族遗训，还一笔勾销了祖宗积攒下来的好的声誉。

孤身者流史进、杨志担心玷污了父母遗体，而父母健在的则打出了孝顺的旗帜。代表人物是宋江。宋太公当初托石勇捎家书骗宋江回家，便是因为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怕宋江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宋江到家当晚，因为走漏了消息，宋家庄被官兵团团围住，宋江说服他父亲让他出官了事，所列出的也是同样的理由：“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勾见父亲面。”之后宋江遭刺配江州牢城，从梁山泊边过，被刘唐的人马在小路上截住。刘唐要杀掉两个防送公人，以迫使宋江上山。宋江不但全力保护两个公人，还警告刘唐，如果真的动手，便是陷他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他唯有选择自刎身亡。后与吴用花荣见面，他又不许花荣为他开了行枷，说行枷是国家法度，不能擅动。到晁盖出面挽留，宋江仍旧如是说：“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江州犯事后，宋江决计上梁山与晁盖“同死同生”。可是，在山寨住下不出三日，就要回家取老父上山。宋江把老父及兄弟取上山后，公孙胜又以老母在北方无人侍奉为由，离开了梁山。紧接着，李逵也要到沂水县去取母亲。后来雷横打梁山泊旁经过，宋江委婉劝他入伙，孝顺儿郎雷横同样以“老母年高，不能相从”的理由相推辞。

平民百姓恋家，官宦豪绅则要报国。兵马总管秦明在清风山被花荣活捉。燕顺劝他权就此间落草，以免因为损失了五百兵马，回去被追究罪责。秦明当即走下厅来，严辞拒绝了燕顺的挽留——“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卢俊义被吴用智赚上山，宋江便要请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的话几乎重复了秦明的意见，“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余下我们所听到的，便是被逼迫无路可走的各路好汉，异口同声的“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悲叹了。林冲来到梁山脚下，尽管手里有柴进的荐书，却无法觅得渡船以入，令他不禁回想起自己最近遭遇的厄运来：“以先在京师做教头，禁军中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受此寂寞。”杨志被夺了生辰纲，又一次被推上了绝路，悲叹间，自言自语道：“如今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待走那里去？”花荣劝秦明入伙时，也倾诉了内心里的同样的委屈：“量花荣如何肯反朝廷？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权且躲避在此。望总管详察救解。”还有李云。李云在押解李逵的途中，被朱贵与朱富合计下药麻翻。既走了李逵，又损失了几十个随从士兵。不得已，只好接受朱贵入伙梁山的邀请：“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喜得我又无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随你们去休！”

就是已经行走在江湖路上，好汉们也不少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小说里较早表达这一志向的是武松。武松与宋江在白虎山孔家庄偶遇。两人要分别时，武松便向宋江表白心迹：“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宋江回应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祐。”两人恋恋不舍，在孔太公庄上再住了十数日。最终两人要分手时宋江又对武松说：“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实质上，这一席话正连接着宋江的人生理想——反抗权力网络，在权力网络之外获得生存空间，得到向权力者展示力量的机会，目的则在于最终为权力网络所认可与接纳，在权力网络（国）及其表达系统（史）中取得位置。

武松与宋江的这一身份想象与人生憧憬，也是梁山泊吸引平民、劝降官兵的基本策略。前面讲到的戴宗撺掇石秀入伙，所强调的就是这一方面。他说，投奔宋公明入伙梁山泊，不只是可以获得现世的享受，所谓“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更重要的是，也连接着诱人的未来：“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这一策略最早用来劝降颍州团练使天目将军彭玘。接下来彭玘劝降轰天雷凌振，又转述了宋江的这一番说词。所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从命”，云云。而且，这一说法贯穿在小说的余下章节里。诸如劝降徐宁、呼延灼，借宿太蔚金铃吊挂，在北京城里撒无头帖子，马上向关胜表露心迹与理想，等等。直到受招安后宋江传令：“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图个荫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

三、权力的实践

更重要的是，江湖一面承载了好汉们的双重身份想象，一面又是一个权力实践的场所。江湖好汉的双重身份在权力实践中得以连接与贯通。

在宋江到来之前，梁山泊只是一个平常的山寨。山寨主要的目标是获得财富，以解除物质上的困厄。晁盖、刘唐、吴用、公孙胜、三阮等七人，最早组成队伍，乃意在劫取生辰纲，所谓“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三阮向往王伦治下的梁山泊的江湖世界，落脚点同样在“快活”二字。山寨的组织也完全仰仗江湖义气。林冲杀死王伦，夺得梁山泊，便“以义气为重”，推举晁盖为山寨之主。晁盖就职讲话所强调的也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支七人队伍还以“梦”为媒介，实现了与一个超自然超社会的“天”的叙述的连接，即所谓“保正梦见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此一套富贵，唾手而取”。

宋江一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最显著者，是与权力相关联的一个详尽的语言表达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宋江决计死心塌地与晁盖一同经营梁山泊事业，是在他的父亲与兄弟都被接上山寨以后。而紧随他的家人之后上山的，还有九天玄女的三卷天书。这三卷天书，把天上和人间连接了起来。江湖世界“不怕天、不怕地”的豪言壮语，至此画上了句号。宋江是在危难时，遭遇九天玄女。事实上，宋江已经走投无路。九天玄女却不仅仅是一位解救者，而是天上的神明，是一位全知全能的主宰者。她知道一切，安排一切。宋江拜倒在九天玄女的帘前御阶之下，实现了由逃亡者向皈依者的转变，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同时，九天玄女还是一个语言表达系统的制造者与解释者。她手握天书，口吐天言。宋江则是这个语言表达系统的接受者与顶礼膜拜者。“娘娘”向宋江下“法旨”曰——“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于心，勿泄于世。”

与这一语言表达系统相对应，则是一整套权力秩序的设定。宋江在天上被安排了位置，却派遣到凡间完成重任。依九天玄女的说法，“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宋江实现了权力网络的一个连接点的功能：在江湖世界，宋江是义气的化身，好汉们精神与情感的寄托；在天上，他则是一位星主，自觉接受“天”的身份规训与实践，所谓“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经由宋江这样一个意义与情感的通道，一众承载着双重身份想象、从一个权力网络中脱逃的英雄好汉，又进入一个新的权力体系当中。九天玄女所说的“去邪归正”由此而实现。

天书天言，以及天的秩序安排，无非是人间的想象与期待的结晶。平民百姓的精神与情感世界里，本来就给“天”这样一个超自然、超社会的人格化的意象，留下了位置。一个洞察一切，公正无私的超越的权力的存在，凝聚的正是平民社会的朴素愿望。统治者则借用了“天”这一能指，把“天”及其相连接的权力体系进一步符号化与神秘化。小说第一回，伏魔之殿中央的石碑上前面的碣文，便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九天玄女三卷天书，则“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且“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事实上也如此，宋江上山以后，“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仅“与吴学究看习天书”。小说一百零八单好汉聚会时，宋江办罗天大醮，由上天的指示，从地下掘出一个石碣，上面仍旧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

所谓的天书天言作为一个语言表达系统，通过隐藏表达的制造者的身份，神秘化表达的媒介与手段，圈定表达的通道，限制接受者的范围，把普通的人间社会排斥在系统之外。与其相关联的权力的运作，包括权力的获得、更替、分配，不仅拒绝了平民社会的参与，甚至远离普通百姓的知识、经验与视野。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这石碣上的天文便只有一位姓何名玄通的道士可以辩认。宋江吩咐萧让依何道士翻译从头至尾全部抄录下来。众人看后，都惊讶不已。宋江则随即发表就职演说，阐述权力的获得、分配的源头与依据：

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今者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天”的概念及其关联的语言表达系统，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与复述，来实现与维护它的功能。小说里，记梦、占卜，宗教仪式以及宗教人物的活动，是其主要运作方式。小说记录了宋江两次梦中拜见九天玄女的情景。第一次是宋江躲在还道村玄女庙里避难，九天玄女把宋江从官兵的追捕中救了出来，又以梦境为媒介，在小说里首次提出了“替天行道”的说法。第二次，乃宋江遭遇辽国兀颜统军的太乙混天象阵的危急时刻。这一回九天玄女与宋江对话，则把“天书”“天子”“天阵”连接了起来。九天玄女随后教给了宋江破阵的方法，让宋江再一次渡过难关。之后宋江南下征剿方腊，在乌龙岭被郑彪魔法困住，又有庙神邵俊救他脱离绝境，且于梦中告诉宋江“睦州指日可破”。宋江依梦行事，立即发兵攻打睦州，果然大获全胜。

占卜也是宋江与“天”交流的另一个重要的符号与仪式手段。梁山泊三败高俅以后，宋江派戴宗、燕青去东京到李师师与宿太尉两处打通关节。宋江既想起了九天玄女的“遇宿重重喜”的天言，又在两人出发前，卜得了一个上上大吉之兆。戴宗与燕青完成任务之后回到梁山泊，宋江又取出九天玄女课来，卜得个上上大吉之兆。数天之后，宿太尉果然奉敕来到梁山泊招安。在奉旨征辽的途中，宋江也两次取玄女课占卜。一次得了个上上之兆，宋江由此判定辽国必来招安宋江将士。另一次兵陷独鹿山，又卜得所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阴之处，急切难得出来”的说法。直到梦中获得九天玄女的破阵之法，打败辽军，宋家军兵临城下，逼迫辽军投降。如此种种，“天”的意志通过占卜与托梦的途径传递给了这位人间权力的执行者。

宗教仪式与宗教人物也参与到“天”的语言表达系统的运作当中。前者有宋江的罗天大醮。宋江举办这个仪式的目的，便是要与“天”交流，“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其结果是，由上天“启示”，得天书一册。宗教人物罗真人与智真长老则是“天机”与“天言”的掌控者与传递者。宋江打唐州要破高廉的妖法，只得上山请回公孙胜。公孙胜出发前，师父罗真人给他的临别赠言，便复述了出自九天玄女之口的“替天行道”一词。宋江统兵破辽，来到蓟州。与公孙胜前往九宫县二仙山，参省罗真人。罗真人又对宋江强调了“替天行道”的意义：“将军上应星魁天象，威镇中原，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名千秋不朽矣。”罗真人还赠宋江八句法语。宋江不晓其意，罗真人也不解释，只强调“此乃天机，不可泄漏”。宋江随后把这八句法语藏于天书之内。宋江五台山参禅，智真长老也给了他四句偈语，并解释说：“此乃禅机隐语，汝宜自参，不可明说，恐泄天机”。

四、空间难题

小说家所刻苦经营的空间难题便在这一“天”的概念及其关联的语言表达系统的包裹之下。小说几次写到梁山泊作为一处空间存在的意义。最早是柴进向走投无路者林冲推荐这个可以逃亡的去处——“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在柴进的简短的介绍里，梁山泊只是一个地形特别、便于躲藏，却面目模糊的地理位置。待林冲上了梁山，八百里梁山泊，呈现给这位初来乍到者的，则是一派骇人的景象了：“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阻当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径林峦。”很显然，在作家的笔下，这已是一个逃亡者理想的归宿。这也对应了金圣叹所阐明的“水浒”的意义：“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

这“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恶物”的聚集，破坏力却远远不止于“阻当官军”与“遮拦盗贼”，水浒好汉们有更高远的理想在。而口无遮拦地要把内心里压抑的想法和盘托出，则非李逵莫属了。宋江上了梁山，与大伙说起江州街市的童谣，以及这童谣如何被黄文炳胡乱解释，李逵便立即跳将起来说：

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纵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杀得快活。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在李逵的内心世界里，“快活”是行动的根本动力与归宿，梁山泊连接的“鸟位”应当是不受约束、不被监管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即便是在山寨里，个体的言行也必须服从整个权力体系运作的需要。李逵这头一回的“胡说/口误”，立即被戴宗制止：“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亦不许你胡言乱语，多嘴多舌。”

李逵却常常无视这些约束。晁盖中箭身亡后，林冲等人便推举宋江做山寨之主。宋江先是一番推辞，最后也答应“权当此位”。在侧边的李逹见状，又大叫起来：“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再后来，卢俊义被赚取上山，宋江要让位与他。李逵又闹了起来。声称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子”。之后，朝廷李虞候、张干办一行来梁山泊下诏书招安，李逵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李逵的说法是，“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就是宋江破辽凯旋回朝以后，李逵仍旧大喊着要“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小说末尾，当李逵知道宋江喝了朝廷差人赍下的毒酒，又大喊起来。尽管李逵也被宋江在酒里下了慢药，小说家却仍旧让他喊出了——“哥哥，反了罢！”——的绝响。

事实上，小说家也为读者预备了一个李逵所呼喊与向往的选项。方腊的清溪县帮源洞便是。依小说家的说法，方腊“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头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这里的潜台词无非是，方腊造反，也源于他的一个白日梦——内心里的被压抑的权力的欲望。方腊起义不久，便弄出了大事业。在清溪县帮源洞里，“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也内相外将，一应大臣”，一个指向终级权力的庞大体系，包括建筑、仪式、人事，初步建立了起来。

方腊也同样致力于建构一个与实践中的权力体系相匹配的知识系统。小说家一面讲述方腊上应天书，应验了推背图上的句子；一面又设置了一段柴进伪装成中原秀士，为方腊讲述“天子气数”的情节。柴进假称“能知天文地理，善会阴阳，识得六甲风云，辨别三光气色，九流三教，无所不通，遥望江南有天子气数”。方腊便请他来到御前，要他细述这“天子气数”究竟“在于何处”。真柴进假柯引者，第一步的工作是空间定位，所谓“近日夜观乾象，见帝星明朗，正照东吴。因此不辞千里之劳，望气而来。特至江南，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圣颜，抱龙之姿，挺天日之表，正应此气”。第二步则是历史的贯通，“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属于陛下所统，以享唐虞无穷之乐，虽炎汉、盛唐，亦不可及也”。方腊深谙一个完整而周延的语言表达系统对于维护他的权力体系的意义。假柯引者，不仅被委以重任，而且被招赘为驸马——方腊希望通过自然的婚姻连接，进一步强化与这位权力讲述者的人身关联。

而在实际运作中，方腊巩固与维护权力最重要最有效的办法，却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亦即“同享富贵”的承诺。宋江攻打润州的前夕，扬州城外定浦村陈将士，便在暗中交通，企图通过献粮而获取方腊的官职。还有镇守润州的东厅枢密使吕师囊。他也是富户出身，同样因献钱粮与方腊，而获得东厅枢密使的官职。常州守城统制官钱振鹏，先前任清溪县都头，因为协助方腊，累得城池，才升做常州制置使。宋江攻克润州之后，钱振鹏在吕师囊面前夸下海口，要“直杀的宋江那厮们大败过江，恢复润州”，吕师囊则向他承诺，“如果克复得润州以为家邦，吕某当极力保奏，高迁重爵”。

正如此，方腊的权力体系的建立几乎翻转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与财富格局。诸如水寨里的四个水军总管，号称浙江四龙，原来便是钱塘江里的梢公。后投奔方腊，受了三品职事。睦州首将则是婺州山中猎户，自来随祖丞相管领睦州；守歙州的尚书王寅，本州山里石匠出身。方腊心腹骠骑上将军杜微，则是歙州山中铁匠。这些社会底层人物沿着方腊的权力结构，变身为“同享富贵”的统治阶层。后来宋江与卢俊义分别攻下睦州歙州，分兵两路进兵清溪，方腊召集两班大臣商议如何迎敌，他的开场白便是：“汝等众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贵。岂期今被宋江军马席卷而来，州城俱陷，止有清溪大内。”后柴进出阵，战败宋兵，连胜三将。方腊赖以鼓励这位假柯引者，仍旧只有“富贵”二字：“烦望驸马大展奇才，立诛贼将，重兴基业，与寡人共享太平无穷之富贵，同乐悠久，兴复家邦！”

如此，方腊的帮源洞，实质上便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当宋江率兵来到洞前，小说家细致描绘了一番这位“草头王子”的形象：“头戴一顶冲天转角明金幞头，身穿一领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一条金镶宝嵌玲珑玉带，足穿一对双金显缝云根朝靴。”小说家借此昭告读者这一夺得权力的幻象，尽管在每个人的内心里的飘荡，却像方腊早先在水中照见一般，只是一个脆弱的影子，转瞬间便可能毁灭于无形。宋军杀进了洞里，便四下举火，“龙楼凤阁，内苑深宫，珠轩翠屋，尽皆焚化”。方腊慌乱中“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脱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跑到深山里要逃性命。方腊所谓的“重兴基业”，事实上乃如小说家所言——苟图富贵虎吞虎，为取功名人杀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宋江聚齐一百零八条好汉，在山顶上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尤其几次击败朝廷的围剿之后，梁山泊已经以另一种气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七十八回，小说家有赋曰：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治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声闻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英勇将。……施恩报国，幽州城下杀辽兵；仗义兴师，清溪洞里擒方腊。千年事迹载皇朝，万古清名标史记。

在小说家的笔下，“水浒”已经不再是一处自然的疆域，而更是一股精神力量。这股力量洋溢于想象的天地之间，又规限在“替天行道”的观念之内。一众逃亡者由此不仅走进了“国”的话语框架，而且被推入了“史”的叙事纵深。

宋江接到招安诏文，立即向众兄弟传令，“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图个荫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后带领军马前往京师，队伍前面便打出了“顺天”与“护国”两面旗帜。被赐为破辽先锋后，又有圣旨为宋江“全伙”圈定身份位置：“近得宋江等众，顺天护国，秉义全忠，如斯大才，未易轻任。”一如回首的诗句所言：“尽归廊庙佐清朝，万古千秋尚忠义”。后在征辽途中，又借辽国劝降宋江的情节，展示了宋江忠贞报国的坚决态度，所谓“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就在第二天，宋江的这一表述又在罗真人那里再一次重复：“将军上应星魁天象，威镇中原，外合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则归顺宋朝，此清名千秋不朽矣。”这一言说系统的不断复述，成为与平定方腊的情节平行的一条暗线。攻下润州时，有诗句曰：“今日功名青史上，万年千载播英雄。”兵临乌龙岭，又赞扬宋江等人，“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小说的结尾则有绝句一首，“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为宋江盖棺论定。

在梁山泊的空间里，“国家”与“历史”的话语不仅由上层的权力者所承载，底层百姓也被安排加入这一话语体的编织建造的任务当中。阮小二乌龙岭下被捉，为不受侮辱，自刎身亡。阮小五、阮小七得知消息后，一面挂孝，一面谏劝宋江：“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先锋主兵，不须烦恼，且请理国家大事，我弟兄两个自去复仇。”紧接着，解珍、解宝自告奋勇，要扮做猎人，扒上山去，放火乱敌。出征前，两兄弟亦如是向宋江表达忠心：“我弟兄两个，自登州越狱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荫，做了许多年好汉，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子，今日为朝廷，便粉骨碎身，报答仁兄，也不为多。”一丈青被郑彪镀金铜砖打落下马阵亡，也有挽诗一首云：“花朵容颜妙更新，捐躯报国竟亡身。老夫借得春秋笔，女辈忠良传此人。”宋江被害后，花荣自尽于宋江的坟前，也缘于他要“留得个清名于世”的心愿。

在事实上，小说里所设置的一处番夷与一伙叛敌的两段故事，正从外与内两个方位，贡献于“国家”与“历史”的时空建构。宋江一度以诈降辽国而攻下霸州。得胜后宋江教训辽国一众上当将领曰：“汝辽国不知就里，看的俺们差矣！我这伙好汉，非比啸聚山林之辈，一个个乃是列宿之臣，岂肯背主降辽。”到了攻打常州，又有方腊旗下的常州守将金节的妻子秦玉兰，劝说金节投降宋江：“你素有忠孝之心，归降之意，更兼原是宋朝旧官，朝廷不曾有甚负汝，不若去邪归正，擒捉吕师囊，献与宋先锋，便有进身之计。”金节投降后，史官有诗云：“金节知天欲受降，玉兰力赞更贤良。宋家文武皆如此，安得河山社稷亡。”秀州守将段恺，闻宋江军马到，不战自降，小说家也如是称赞他：“若段恺者，可谓知宋朝天命之有在矣。”

不钻帮源洞，就得朝天子。二者殊途而同归者，则是“同享富贵”。宋江受招安以后宣告“早晚要去朝京”，用来激励一众好汉的不再是“替天行道”，而是“图个荫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的实际的好处。李俊游说太湖榆柳庄四汉子投靠宋江，帮助攻打苏州，给出了两项条件：其一，见了宋江，即可做官；其二，待收了方腊，朝廷升用。柴进主动请缨，要只身打入帮源洞做内应，宋江也许下同样的诺言：“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贼巢，……生擒贼首方腊，解上京师，方表微功，同享富贵。”“ 水浒”作为一个空间存在，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精神理想。好汉们的第三条路便只有再次的隐退与离去。循宗教途径离去的有公孙胜、鲁智深、武松、朱武、樊瑞。李俊、童威、童猛则选择离开中国。纳还官诰退居山野的有燕青、戴宗、柴进、李应。还乡为农者有宋清、斐宣与杨林、蒋敬、穆春。一众好汉及其精神气质，终又回到了边远偏僻的乡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