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灯”与情感操纵；“西方”与围墙世界

 “煤气灯”与情感操纵

近日，微信公众号“社會學會社”摘译了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 2019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的一篇论文：“煤气灯”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aslighting），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煤气灯下》（1944）电影海报。

“煤气灯”操纵法（Gaslighting）的命名源于英国剧作家Patrick Hamilton1938年的同名剧作（Gaslight）以及稍后两部的电影改编作品（1940，1944）。该作品中的丈夫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活动，试图让妻子相信她自己失去了理智，采取的方法就是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当妻子询问时则坚称是她的幻觉。这一术语后来被用于指代一种通过创造“超现实的”人际关系从而让受害者觉得自己“疯”了的精神虐待，在精神病学、政治评论乃至流行文化中都有所使用。

斯威特的研究认为，“煤气灯”操纵法是一种社会学而非心理学现象，根植于包括性别不平等在内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是施害者运用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受害者所面对的结构和制度不平等来操纵现实的结果。文章试图说明“超现实”是如何在充满权力的亲密关系被创造和维持的，以及社会不平等问题和文化刻板印象如何为精神操纵策略提供了基础。

斯威特共进行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包括对女性主义行动主义（feminist activism）的档案研究，对家庭暴力研究专家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以及对家庭暴力幸存者的生命故事访谈。她绘制了“煤气灯操纵法”微观策略的情景图，从中可以看到施害者使用的种种策略——不断反转的故事、社交网络入侵、叫她“疯婊子”、声称权威机构在看着她、可以令她混淆、在细节处撒谎、指责、否认事件、经济控制、对女性气质的微观规制、告诉他人她情绪不稳定——都源于与性别、种族等相关的刻板印象（非理性、愚蠢、歇斯底里、性方面“不端”、“粗心大意”需要男性管制、对事件的观察不可靠、“坏”母亲，无知的移民，具有攻击性的黑人女性），以及会对受害者产生极大影响的制度性背景（心理健康体系、警察、法院/儿童监护、移民体系），并最终导致了“超现实感”的产生。

文章指出，“煤气灯”操纵法将心理虐待和口头辱骂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作为以性别为基础的权力和控制模式的一部分时，这些操纵策略会变得非常有效，受害者会形成一种丧失了现实感的整体感受。施虐者往往通过男性气质赋予的“理性”，将受虐者和缺乏理性的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还会通过“具身化”利用女性的一些生理现象将其塑造为“不理智”的形象，例如一名受访者表示她怀孕时，男友总是说她“疯了”“不可理喻”，并坚持说孕吐等症状都是她编造出来的。斯威特所访谈的女性都曾为了避免“煤气灯操纵法”的影响而采取极端措施，一些受访者还表示相比于心理虐待，她们宁愿遭受身体虐待，甚至会通过自残来避免发疯。并且在这种控制模式中，施虐者会通过颠倒黑白等方式切断受虐者与外界的联系，使其无法和自己的社交网络和其他救援机构取得联系。

斯威特进一步指出，“煤气灯”操纵法根植于性别化、种族化的有关“性”的社会结构之中。由于女性的“性”被认为和欺骗、危险、威胁有关，施虐者经常对她们的性尊严进行攻击。一位41岁拉丁裔受访者说，她的前夫编造了一段她出轨的故事，并说服她这是真的，然后以此为由跟踪、殴打她。还有丈夫迫使妻子相信自己的穿着和妆容吸引了太多目光，迫使她们放弃打扮和外出。通过攻击女性的“性”，“煤气灯操纵法”制造了一个限制女性自主性和行动力的超现实环境。施虐者还常常利用女性对于移民制度、警察和法院、精神卫生系统等权威制度的恐惧（这些机构内部往往存在制度性歧视），让受害者觉得孤立无援，加剧她们对现实认知的失真感。

为了将上述理论框架运用于非家庭暴力的情景中，斯威特设想了一种发生在白人学术导师和非白人工薪阶层研究生之间的关系：导师没有使用暴力，但让学生当“学术劳工”，将学生的学术观点占为己有，如果学生抱怨就对说他过分敏感，并告诉同事该学生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可能对自我产生困惑，并且不敢寻求帮助。在这一情景中，这位导师就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使用了“煤气灯操纵法”。

总之，无论是在家庭亲密关系的情景中，还是在高度科层化的背景下，从性别刻板印象、交叉性不平等和制度脆弱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煤气灯”操纵法运用并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关系中和制度背景里的权力不平等。而要保护受害者免受“煤气灯操纵法”的迫害，则需要增强她们的文化与经济资本，以及女性在机构和制度中的可信度。

“西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社区

本周，Big Think网站刊登弗兰克·雅各布斯对全球隔离墙的反思。

这张地图已经有十年历史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认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生活在一个围墙世界中。即使地图上的统计数据可能有所更改，但其要点仍然没变：实际上，世界上的富裕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社区。而这种世界范围的栅栏很少被完整地呈现给人们，美墨边境距“欧洲要塞”很远，而且不同于以色列的安全墙，其他类似的障碍也有其独特之处，人们很难意识到它们属于同一问题。但这些隔离墙都做着同样的事情：让贫民窟、拥挤的群众远离第一世界修剪整齐的草坪。

冷战结束时，只有15堵墙将国家彼此隔开。现在，全世界至少有70个围墙边界。自隔离墙倒塌以来，数千英里的钢和混凝土墙在国际边界上耸立起来。

如上面的地图所示，围墙世界在北美由美国和加拿大（在北美）组成；在亚太地区由日本和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加上基本上整个欧盟；还有以色列。在2009年，这个国际俱乐部仅占世界人口的14％，但获得了世界收入的73％。相反，墙外的“灰色地带”是86％人类的家，仅占世界收入的27％。隔离墙内的平均月收入约为2500欧元。在外面，只有150欧元。

作者列出了一系列隔离墙：

A.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

双方在技术上仍处于交战状态。小规模冲突使数百名韩国人和至少50名美国人员丧生。

B.澳大利亚国防军

负责澳大利亚防御的国防军在澳大利亚北部水域巡逻，防止乘船的难民进入。

C.美墨边境墙

尽管特朗普通过承诺“建造那堵墙”而当选，但早在克林顿政府领导下，已经开始在3145公里的美墨边界上有条不紊地建立物理屏障。起初，它集中在城市过境点。9·11之后，在小布什和奥巴马的领导下，墙出现在更多的农村地区。数十年来，成千上万的移民跨境丧生。

D.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界围栏

欧洲与北非的交汇处是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城市是摩洛哥的西班牙城市。1993年开始，欧盟资助建起了很高的带刺铁丝的坚硬围栏，上面装有运动传感器，试图阻止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

E.欧盟申根边境

上面的地图介绍写道：“欧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就用1995年的《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新的分裂，距柏林以东仅80公里。” 26名申根区成员取消了所有“内部”护照和边境管制，并加强了对外边境管制、和非申根国家的共同签证政策。

F.西岸壁垒

以色列于2002年开始在隔离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混凝土屏障上开展工作。以色列说，这是为了阻止恐怖分子入侵以色列。隔离墙的放置基本上越过了绿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土之间“官方”边界，这意味着西岸和东耶路撒冷领土的9.4％现在被包括在以色列一侧。巴勒斯坦人抗议，隔离墙是对土地的攫取，构成了事实上的边界。将近90％的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绿线和隔离墙之间。

当然，还有更多的边界墙。

以埃夫罗斯（Evros）墙为例。修建于2012年的和边境河同名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墙，其目的是阻止非法移民越过两国之间唯一的陆地边界进入欧盟。

并非所有的边界墙都在第一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印度正在孟加拉国周围建造一个2500英里的铁丝网，印度表示，“孟加拉墙”能阻止走私者和恐怖分子的袭击。但它实际上主要是阻止逃离贫困和气候变化的人们。

有些边界墙甚至不在国家之间，而在邻居之间：在贝尔法斯特，有99座“和平墙”，将天主教社区与新教徒社区分开；在巴西，靠着如圣保罗的阿尔法维尔（Alphaville）这样的封闭社区，富裕人群与该国的贫困人群隔离开来；在塞浦路斯，几十年前的隔离墙将尼科西亚分为希腊和土耳其两半，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尼科西亚现在是唯一仍被隔离墙分割的欧洲首都。

边界墙既旧又新：1975年，摩洛哥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西撒哈拉，但并未批准当地人进行独立公投。随后发生了武装叛乱。摩洛哥的回应是建造屏障。世界上最长、最老的安全障碍将西撒哈拉分隔开来，西边是一个由摩洛哥控制的面向大海的大片地区，东边只有一小片沙漠留给西撒哈拉人。

还有近年来，在喀布尔、巴格达、开罗和叙利亚建起的数量庞大的“安全墙”。

马赛之春：法国左翼终于团结起来

本周，记者科尔·斯坦格勒在《雅各宾》杂志的文章展现了在马赛左翼正在表现出的令人惊讶和充满希望的团结。在法国第二大城市的马赛，多年来左翼的分裂一直帮助着马克龙和勒庞的统治，现在底层的压力迫使他们团结起来。

马赛一直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港口城市，左翼活动家们由于担心被挤出竞争，在地中海沿岸这个古老的熔炉中搁置了分歧，共同努力。在即将于三月举行的市政选举之前，社会党、不屈法兰西、共产党和前总统候选人阿蒙的Génération.s将联合起来以一张选票——“马赛之春”——竞选。

这样的联盟与国家一级的主要力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由马克龙和勒庞主宰的。但马赛之春不仅是想有一个好的亮相，而是有望接管市政府。一个马赛之春的共产党支持者对《雅各宾》说：“我们在这里真正改变这个城市的事情。这意味着要有一个新的团队和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城市运作方式。”

马赛长期以来被讽刺为犯罪和腐败的灯塔。毫无疑问，这种声誉是不公平的，但是这座城市的现任市长让·克劳德·高丁（Jean-Claude Gaudin）完全没有改善这种声誉，他是现年80岁的右翼共和党成员，掌管马赛长达25后终于在春季辞职。高丁面临着有据可查的侍从主义（clientelism）的指控，据称他的政府根据个人关系提供社会住房和公共部门的工作。

这种情况加剧了人们对地方政治的犬儒态度，因为许多居民的经济困境十分严重。例如，马赛和附近的欧巴涅郊区的失业率达到11％（比整个法国大城市的数字高出近三个百分点），而某些社区的贫困率徘徊在高达70％左右。左翼联盟的支持者说，所有这些都可以改变。一个马赛之春的社会党支持者说：“我祖母的话很容易理解，当您要开始清洁楼梯时，请从顶部开始，然后从底部结束。使城市重回正轨，意味着攻击那些银行家，这些人不应从公共资金中牟利。”正如共产党代表所说：“马赛不是一个贫穷的城市，而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城市。”

争取左派团结似乎令人惊讶。社会党和不屈法兰西的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都相距甚远。前者被奥朗德的领导以及数十年的机会主义妥协所扰；另一个是宗派主义的（sectarian），他们一贯高估公共支持。共产党和不屈法兰西的关系也很复杂。但这些区别在地方层面上的影响较小。尤其是在马赛这三个政党都是反对派的情况下，尤其是当它们需要彼此的支持才能赢得胜利时。

尽管如此，马赛的左派联盟并不是单纯的敌对政党之间善意的产物。最重要的是，这是致命悲剧刺激草根产生的压力的结果。高丁市长的日益不受欢迎使得人们采取了行动，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出现在所谓的“欧巴涅街悲剧”。去年11月，两座破旧的建筑物在城市中心倒塌，死6人。这场灾难使得马赛的住房危机和底层的被忽视更加凸显。“这使许多人对我们城市所面临的危机深度达成了共识，其中包括那些对公共领域感兴趣但在日常中并不实践政治的人。”

悲剧发生后，Mathilde Chaboche和其他人组成了Mad Mars（Mars在法语里是三月的意思）。她说，他们的目标很简单：让左派有能力赢得下一次市政选举，从而建立最大规模的联盟。在2018年末，Mad Mars开始与其他左翼活动家团体“ 重塑左翼 ”和“ 马赛和我”合作。通过对话和公共论坛，他们寻求在2020年建立对统一左翼联盟竞选的大众需求。

“在一年前开始时，这似乎有点疯狂。人们会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考虑到政党之间的分歧、争吵，每方的自负，这似乎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说也许我们需要新演员加入游戏——没有党派帽子的公民，他们只是共享夺回城市这个想法。重新分配公共领域，由不一定与某个党派有联系的公民思考公共政策，这些方面恰好呼应了黄背心。”

在2019年前几个月，活动家组织的联盟扩大了，并扩大了与政党的对话，自称为“没有先例的运动”。然后在7月，他们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呼吁马赛左翼联票。此后，他们保持着独特的结构：决策由联盟议会批准，议会分为两个分支，“公民”分支和“政治”分支，前者使草根公民继续发挥影响，后者寻求政党的联盟。

形势要求着联盟。一个社会党人说：“当25万人生活在不稳定状态时，当10万人居住在对他们的健康或安全构成危险的房屋中，当每年有2600人死于污染……当这个城市缺少一切时，我们走上来负起责任。”

马赛之春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民的投票率。马赛是一个坚实的左翼城市——但只有当人们去投票时。例如，在上届总统大选的第一轮中，有75％的选民参与，比起其他候选人，选民更喜欢不屈法兰西的梅朗雄；而今年5月的欧盟选举投票率下降至43％，这使玛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获得了第一名。在城市的低收入北部地区，这种变化尤为惊人，那里不到三分之一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可以说本届政府使得选民对政治冷漠，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这正是马赛之春希望扭转的现状。

“我们可以创造大众的能量，也就是说，我们想与50％没有投票的马赛居民交谈，他们不是反对公民参与，而是认为政治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共产党市议员科波拉（Copolla）相信“马赛仍然是工人阶级和左翼占多数的城市”。

目前在法国，除了巴黎（由社会党、共产党和绿党共治）外，可以说没有其他城市的左翼选举联盟的运作规模与马赛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