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最负盛名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四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家。
经《巴黎评论》独家授权，《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拣选出版了国内读者较为熟悉、且此前未曾收入简体中文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的十八位诗人的长篇访谈。该访谈专辑由九久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12月28日，在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正式开业这一天，诗人王寅、沈苇、潘维与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来到这栋由东正教教堂改建而成的历史建筑，与广大诗歌爱好者分享他们阅读《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时的心得体会。
12月28日，上海思南书局·诗歌店正式开业。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诗人王寅（左二）、沈苇（右二）、潘维（右一）与九久读书人副总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左一）。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收录18位世界级诗人的访谈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且往往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奥尔罕·帕慕克曾说：“在我写首部长篇小说时，每次卡住，我都会本能地从桌旁站起来，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重读《巴黎评论》对福克纳、纳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或者厄普代克的访谈，努力找回对写作的信念，找到我自己的路。……多年后，在我自己也出现在《巴黎评论》上之后，再度重读这些访谈，是为了唤醒自己写作初期的希望和焦虑。三十年过去了，读这些访谈时我仍带着当初的热情。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被引入歧途：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学带来的欢乐和苦恼。”
2012年2月，简体中文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由九久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引进出版。目前“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出至第4辑，还特别出版了《巴黎评论·短篇小说课堂》与《巴黎评论·诗人访谈》。
《巴黎评论·诗人访谈》的内容源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栏目中诗人访谈专辑，收录了玛丽安·摩尔、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布莱兹·桑德拉尔、乔治·塞菲里斯、安妮·塞克斯顿、菲利普·拉金、约翰·阿什贝利、德里克·沃尔科特、W.S.默温、奥克塔维奥·帕斯、耶胡达·阿米亥、伊夫·博纳富瓦、切斯瓦夫·米沃什、特德·休斯、加里·斯奈德、谢默斯·希尼、罗伯特·勃莱、杰克·吉尔伯特这18位世界级诗人的访谈。
《巴黎评论·诗人访谈》由九久读书人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访谈是一种丰富且自由的文体
“访谈是聊出来的，其中涉及作家们的生活习惯、写作方法、对其他作家的评价等等，有真知灼见，也有诋毁重伤，非常有趣。”何家炜表示，《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中既有英语诗人，也特别照顾了“小语种”诗人。这样的选择和他策划的“巴别塔诗典”颇有相似之处——表达诗歌的共通性。
王寅提到，《巴黎评论·诗人访谈》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罗伯特·勃莱那一篇说到勃莱以“庆祝艾略特六十大寿”为由头在《哈佛之声》重印艾略特的诗歌，结果写成了“十六大寿”。还有一次，勃莱想翻译出版聂鲁达的诗，结果聂鲁达回信说：“你们当然可以出版我的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直接将一百五十美元寄给巴塞罗那的一位书商。我欠他许多钱。”
“其实诗人之间也容易‘文人相轻’，这里也有很多好玩的故事。”王寅笑言，比如做过全职图书馆员的菲利普·拉金被问及“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当代唯一有名的图书馆员兼作家吗”，拉金的回的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谁？我喜欢的作家兼图书馆员是阿契巴尔德·麦克里希。”
沈苇称，《巴黎评论·诗人访谈》里有许多他热爱的诗人。“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心灵是相互感应和呼应的，他们的访谈也是可以互证、互通、互鉴的。”
“访谈里有些内容，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譬如菲利普·拉金花了五个月，耶胡达·阿米亥花了三年，再由国内一流中青年诗人与翻译家翻译出来。作家访谈这个形式，在美国五十年代就诞生了，但在国内比较晚，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
沈苇提及，自己于1998年编过《中国作家访谈录》。“那应该是国内最早的访谈录之一。访谈其实是一种非常丰富、放松、自由、解放的文体，关乎诗人的心灵、写作、交往、艺术观点和情感经历等等。它是一种万花筒式的东西。我想我们读访谈的收获不亚于读诗人的作品，是一种额外的收获。”
为自己写诗，也为广大的少数人写
被问及“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菲利普·拉金说：“简单的回答是，你写作是因为必须。如果把它理性化，那就是如果你目有所视，心有所感，灵有所见，你就必须找到一种词语的组合，通过在别人内心里触发它来保存它。这个责任是对原初经验的。我觉得它不是自我表达，虽然看上去有点像。至于你为谁而写嘛，你为每个人写。或者说，每个愿意听的人。”
潘维感慨，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中，更生活在语言中。所有的现实从某种角度说都由语言引领的。“我们是按照语言来认识和建设世界的。比如，地球上有那么多河流，我们对每条河流都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而为什么黄河之水是天上来的，这就是我们民族诗歌语言的命名。”
沈苇在活动现场朗读了一段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的话：“我不相信生产和消费物品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所有伟大的宗教和哲学都说人类不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不能把生活局限于经济。如果说一个缺乏社会公正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那么一个缺乏诗歌的社会则是一个没有梦想、没有文字、没有诗歌这座人与人之间的桥梁的社会。我们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我们会说话，而语言的最高形式是诗歌，如果社会废除诗歌，那就是精神自杀。”
“其实每个阶段，为何而写是不一样的。但更多的时候，诗人是为自己内心而写，每一次写作都是从内心的困境出发的。这个问题简单又终极。”
沈苇说：“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时，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写诗是手艺，是工作，也是一种仪式，它让时间从在场者变成不在场者。我们焦虑往往是因为时间在场，深切感受到时光流逝。但写作和阅读能让我们忘记时间。每写一首诗，也是放下一个负重，我们可以变得轻盈。所以首先我们为自己写，然后也为显在和潜在的读者写，为广大的少数人写。塞菲里斯在访谈中说：‘即使只有三个人阅读我，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阅读，也就够了’。”
在活动现场，也有读者提问中国当代诗歌正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王寅引用了加拿大诗人、批评家蒂姆·利尔本的评价——“中国当代诗歌的世界地位很高，可以和西班牙‘二七一代’的诗作，甚至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作相提并论”。王寅说：“我们应该为中国当代诗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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