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巫术类著述经眼录

岁末年尾，翻检一年来所读所购之书，发现其中有不少关于巫术研究的著述。这多少与我近年的阅读趣味有点关系，看所谓专业书籍之余，翻阅点此类有趣的书作为消遣。近来得几日闲暇，遂对2019年新出巫术类著述书目稍作整理，成此经眼录，以备来年检索之用。略需声明的是，以下书目，仅是我有限的阅读所及，而未及看到的大作定然不少，这决非本人有意忽略之。书目下有数句评述，多是照搬书中内容，零星有所点评，也仅代表本人在粗略经眼后的一点感受，若有不当之处，尚祈作者谅之、方家正之。

一、译著类

1、J.G.弗雷泽、丽莉·弗雷泽《金叶》

[英]J.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著，[英]丽莉·弗雷泽（Lily Frazer）编，汪培基译：《金叶：来自金枝的故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的《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当属巫术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经典。这是一部关于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巨著，被誉为“人类学的百科全书”。1890年，弗雷泽出版了《金枝》二卷本，后来扩展成十二卷本（1907-1915），因卷帙浩繁，弗雷泽继而又写了一卷的节本（1922），这也是广为流传的《金枝》。弗雷泽的夫人丽莉·弗雷泽（Lily Frazer）从十二卷本中摘取了一些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用清新优美的文字加以改写，即为这本《金叶：来自金枝的故事》，其中有些内容是通行的一卷本所没有的。英国著名插图画家H.M.布洛克（Henry Matthew Brook，1875-1960）为《金叶》绘制了一些精美的插图，十分精美，为本书增色不少。

《金枝》中译本的译者主要是徐育新和汪培基，完成《金枝》翻译之后，汪培基先生又完成了《金叶》的翻译，199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新版乃是汪培基译本的重版，内容一仍其旧。

2、基思·托马斯《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

[英]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芮传明、梅剑华译：《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

本书应为2019年关于巫术研究的著述中最重要的一本。本书英文名字为Religion and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1992年，中文节译本《巫术的兴衰》出版（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在中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此次全译本，因种种原因以副标题为书名出版。全书篇幅巨大，中译本有900多页。

作者利用了大量的档案，运用了海量例证，向读者展示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科学和理性与巫术的关系及地位的升降。正如艾伦·麦克法兰所评述的那样：“本书为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早期现代英国的理解……书中用精彩的论述和丰富的案例，展现了‘世界的祛魅’这一韦伯经典命题。”该书为二十世纪史学经典之一，被称为历史人类学流派的开山之作，曾获得首届沃尔夫森历史奖。1988年，基思·托马斯也因其对于早期现代英国历史的卓越研究，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骑士爵位。

3、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米尔恰·伊利亚德是著名的宗教史家，也是国家学界研究萨满教的首屈一指的专家，其所著的《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是萨满研究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正如作者所言，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只有我的全部作品才能揭示我工作的意义。……除非看我的全部作品，否则谁也不能理解我生命的意义以及我所做的一切。”这本《神圣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伊利亚德的宗教学理论及巫术、萨满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本书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宗教；第二，我能够在何种深度上谈论宗教的历史？我相信，在一开始就给宗教现象下一个定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只是打算考察各种‘神显’（hierophanies）——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就是指任何显示神圣的事物。”他反对对宗教进行化约的理解，也反对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宗教，这些理论立场对于我们在宗教史的背景中讨论巫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比如，在许多宗教史著作中，巫术都是被放置在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的多神信仰阶段，属于原始宗教时期，此后随着一神信仰的出现，宗教走出了巫术迷信，走向了高级宗教。伊利亚德对于这样的叙述模式表示反对，“这样一种布局过分随意了。它预设宗教现象有一种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进化过程，而这种进化不过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而已。”

4、I.M.刘易斯《中心与边缘：萨满教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英]I.M.刘易斯（Ioan M.Lewis）著，郑文译：《中心与边缘：萨满教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I.M.刘易斯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被称为英国人类学第四代领军人物，他拓展了由伊利亚德开创的萨满教研究的领域。刘易斯长期在索马里进行田野调查，他把非洲纳入到了萨满教研究的视野之中。另外，“学界对这本书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将萨满迷狂状态、神灵附体现象解读为来自社会的压力，给予高度的赞扬，认为这种研究给萨满教研究带来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译者序）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刘易斯所说的中心型神灵附体类型上，与之相对的是边缘型神灵附体。

刘易斯尤其关注到了附体与精神病学间的关系，他反对将萨满视为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认为萨满“绝大多数人心理健全、意识清楚。在他们身上,展现的不是屈从和绝望，而是独立和希望的象征。通过他们，人类表达出可以控制那些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超自然力量，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可以平等地与神灵对话，并把它们转化为对社会有益的力量。”

5、西塞罗《论占卜》

[古罗马]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著，戴连焜译：《论占卜》（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古罗马的西塞罗以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名世，他的许多政治、思想类著作已被翻译成中文，但他关于宗教、神学、占卜、预言等方面的著述则鲜为中文学界所知。《论占卜》共两卷，写作始于公元前44年。在本书中，西塞罗“分析了占卜的起源、功能和样式，提出占卜在其时代公共和私人生活皆占据的重要地位。”（译后记）

正如译者所言：“占卜现象本身存在历史悠久，各种各样的占卜在决策过程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力。”西塞罗在本书第一节中就提到：“有个从神话时代就开始流传至今的古老信仰,它受到了罗马人和所有国家的普遍接受,从而得以牢牢确立,这种信仰认为人类中总是存在某种样式的占卜……即对未来事情的预测和认知。它真是一个极好、极有助益的事物——如果这种能力真的存在——因为通过这种能力,人就可以非常接近诸神的力量。”

6、儒勒·米什莱《中世纪的女巫》

[法]儒勒·米什莱著，欧阳瑾译：《中世纪的女巫》，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作者儒勒·米什莱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法国史学之父”。中文译本是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特罗特的英译本翻译而成的。女巫的话题总能引起大众极大的兴趣，不管是童话故事，还是历史小说；不管是宗教史研究，还是史学著作，加上近些年兴起的女性主义话题，都会把女巫作为关注对象。本书涉及的主题包括如何成为女巫、女巫的生活世界、女巫的污名化，以及对女巫的残酷审判及猎杀女巫运动等。书中包含的内容虽在其他著作中被反复研究过，但米什莱的著作自有其魅力，尤其是语言和叙述风格。正如英文译者特罗特所言：“它将狂想曲与充分的理性、历史与浪漫、粗糙的现实与动人的诗意古怪地结合到了一起；这样的一种风格，就算是在法国作家当中，除了米什莱先生，也少有人能够做到。尽管以真相与细致的研究为基础，但本书读来更像是一首诗，而非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这种风格，可以说是该书的优点，也可以说是该书的缺点。

7、乔瓦尼·莱维《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

[意]乔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著，谢宏维译，马小悟校译：《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本书作者乔瓦尼·莱维是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微观史学的代表之一。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一处很不起眼的小村庄，和一个极为普通的故事，主人公基耶萨也是个小人物，“一个不老练的神父和驱魔师”。基耶萨神父在一个小村庄为人驱魔和治疗，被都灵大主教认定为不合法，遂将基耶萨召到都灵接受审判，村子里很多受益于神父的普通人尾随至都灵，并在法庭外集结。基耶萨最终被免去教区神父职务，禁止再从事驱魔活动。但他在接受审判之后，仍旧为人驱魔，以至于再次被捕，经过再次审判，他被禁止所有活动。就如有读者所说，自己被标题中的“驱魔师”所误导，实则本书的重点并非在驱魔事件上。作者透过这一事件，展开的是桑泰纳一地所展现出的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斗争，从中探讨欧洲现代性的起源。

8、多米尼克·赛尔伍德《间谍、施虐狂和巫师：被教科书忽略的历史》

[英]多米尼克·赛尔伍德著，任方言译：《间谍、施虐狂和巫师：被教科书忽略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这本书并不像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值得做特别的推荐，原因之一是其中关于巫术的篇幅并不大，之二或许是因为拗口、难解的译文。但之所以还是做个推荐，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书名。另外的原因是，书中追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英国人尤其迷恋巫术？英国人迷恋巫术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在大众的阅读书单中，J.R.R托尔金的《魔戒》、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J.K.罗琳的《哈利·波特》等，都是常年占据榜单前列。作家的才华自不必说，但就如本书所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着迷于神秘的东西。”（255页）他试图给出解释：

最终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英国?是什么让英国拥有如此之多涌向这些主题的作者和受众?

这回，只要记住“异教徒”一词出自意为来自乡村的人们的pagani，答案就如同望向窗外的英国景致那般明朗了。

无可避免的现实是，诸岛与自然气候的搏斗，让我们对四季轮替这出戏剧有了一种出于本能的意识。伴随着冬季的漫长黑夜和夏日的欢愉，英国人总是有一种亲近自然世界及其随时成就或毁灭我们的力量的与生俱来的意识。

结果就是对大自然的变化的一种可以理解的迷恋。（第258页）

9、赫伯特·雷布汉《巫医、动物与我》

[澳]赫伯特·雷布汉（Herbert Rebhan）著，林小绿译：《巫医、动物与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这是一部如小说一般的游记，作者以兽医的身份去非洲行医，从而走向了一个对西方人来说神奇又神秘的世界。这种神秘性尤其是通过他在非洲所结识的一位巫医体现了出来。在作者刚到达非洲后，即遇到了一位当地的巫医来为一窝刚出生的小狗看病，见面之后，这位巫医就说：“我已经等了你十六年。……十六年前，当你决定要来的时候，我就见到你了。”从此作者就开始全然不同的生活体验。“文明人”的旅行，总有着猎奇的意味，他或是带着优越感去批判落后社会中的种种风俗习惯，或是将落后社会乌托邦化。巫术在作者的笔下，不再是落后的象征，倒是有了医治西方社会疾病，净化心灵的效用。此书虽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却提示我们关注巫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功用问题。

10、蒂齐亚诺·泰尔扎尼《占卜师的预言》

[意]蒂齐亚诺·泰尔扎尼著，潜彬思译：《占卜师的预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作者是意大利记者、作家，他曾任德国《明镜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二十五年，在东南亚及中国居住逾三十年。与《巫医、动物与我》一书作者立场类似，他在西方以外的世界寻找着神奇的体验。他的神奇之旅开端在香港，一位神秘老人告诉他，1993年不能坐飞机，否则可能会死。他竟然听从了老人的忠告，整个一年没有坐飞机，由此却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除了不坐飞机，我还下了另一个决定，作为对这个游戏的逻辑性延伸。这一年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找到当地最有名的占卜师，最强大的魔法师，最灵验的神使、预言家、先知，让他们推算我的未来，解读我的命运。”

与其说作者“迷信”了东方的占卜师和萨满，不如说他在异域文化中找到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游走于文化之间的文化对视，是文化间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径。作者清楚这种生活背后的文化因素：“世界的历史本身就带有各种预言和先兆，但是我们下意识地觉得那都属于过去，在西方世界尤其如此。然而，在亚洲的种种事件中，玄学几乎和经济、意识形态发挥着同样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我们称之为迷信的东西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星学、手相学，从一个人的面相、脚底甚至茶杯中喝剩下的茶叶解读未来，这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也包括巫医、萨满和风水师。”（第9页）

11、娜塔莉·塞姆努伊克《神秘的黑猫：象征与迷信》

[法]娜塔莉·塞姆努伊克著，祝华译：《神秘的黑猫：象征与迷信》，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严格说来，这本书不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且就黑猫的文化史研究这一主题来说，也是稍显简单的。关于黑猫与巫术这一主题，足以写出一部更大的著作。但这本面对大众读者的书，确实选择了一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题目。关于巫术中的动物这个主题，是一个极为开阔的研究领域，著述甚多。猫在巫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黑猫。人类一直怀有对黑猫的恐惧，中世纪之前人们就开始认为黑猫与巫术有关，自十三世纪起，欧洲社会广泛地产生了对黑猫的恐惧。

在中世纪时代的所有象征物中，黑猫往往与一种诅咒的形式、女人和阴险手段相关。在这一时期，它是撒旦的动物，也是女巫的动物。这些女巫与魔鬼关系密切，因为她们的医治能力往往只能属于黑魔法，从而属于地狱之力。（98页）

在猎杀女巫运动中，几百万只黑猫及其他颜色的猫被猎杀。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对于猫的猎杀，造成了老鼠的大量繁殖，最终导致了黑死病的流行，欧洲因此失去了30-50%的人口。

12、利昂内尔·伊纳尔《巫术植物》

[法]利昂内尔·伊纳尔著，张之简译：《巫术植物》，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原始时代巫医不分，巫师即医生，许多在今日被视为草药的植物，那时更多承担了巫术的功能。比如大麻，具有致幻作用，在古代被广泛地运用到巫术之中。中国的《神农本草经》记载：“麻蕡，味辛平，有毒。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麻蕡即大麻籽。而在西方，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就提到，把大麻“与没药和葡萄酒同饮，可以让人产生各种幻觉，笑个不停。”（本书第80页）古罗马的迪奥斯科里德在《药物论》中也说：“这种植物让人眼前浮现幽灵，产生让人感到有趣和愉快的幻象。”（第80页）通过药物，令人兴奋，歌舞不止，以进入到伊利亚德所说的“入迷”状态，从而达到“以舞降神”（《说文解字》）的目的。

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盘点了自古以来巫术植物所参与的人类历史，揭示那猖獗一时的巫术和迷信、巫师和魔法如何谋害人性命的罪恶行径，以及所受到的毫不留情的整肃和镇压。”二是介绍了二十多种巫术植物，其中就包括槲寄生，也即弗雷泽作为其著作题目的“金枝”。

今年台湾的柿子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魔药学：魔法、药草与巫术的神奇秘密》（史考特·康宁罕（Scott Cunningham）著，王惟芬译，台北：柿子文化，2019年），介绍了许多魔法药草，但作者是以“信仰”的态度而非“研究”的态度来梳理这些药草的，此处就不对此书做过多介绍了。

13、理查德·罗吉利《梦幻之巅：迷幻文学集粹》

[英]理查德·罗吉利编著，彭贵菊、熊荣斌译：《梦幻之巅：迷幻文学集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这是一部文学选集，关于迷幻文学主题。迷幻的主题尽管不是全部与巫术有关，但就其起源和早期形态来说，却是与巫术密不可分。选编者理查德·罗吉利一直在做有关致幻药物与人类历史文化的研究，曾写过《文化之魔：瘾品社会》、《精神药物百科全书》等专题著作。据他的研究，人类使用致幻植物的最早证据出现在约13，000年前，而文学作品最早涉及这一主题的是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古代早期历史中使用致幻植物，多是用作巫术目的，以帮助巫师进入到入迷的状态。书中提到西方巫术中经常用到的“飞天药膏”，就是一种典型的致幻药物。“欧洲的女巫最常用于促使意识状态改变的药物是由多种精神类物质组合制成的，这种致幻膏就是众所周知的‘飞天药膏’。成分可能有鸦片、大麻、烟草、乌头、猫脑或蝙蝠血，但总少不了一种或多种颠茄科植物，具体要看她们能获得哪些物质，和个人偏好以及当地习俗也有关系。像天仙子、颠茄和曼德拉草这些茄属植物都含有相同的致幻物质，那就是莨菪烷生物碱。女巫们把这种神奇的药膏抹在身上，就会产生幻觉，体验到飘飘欲仙的状态。有女巫事后说,她们感觉到自己飞起来了，还见到了妖魔鬼怪，并参与了狂欢仪式，还有人说，她们被变形为动物。”包括《金驴记》在内的许多作品，就提到了这种“飞天药膏”。

14、伯恩特·卡尔松-德克尔《医药文化史》

[德]伯恩特·卡尔松-德克尔著，姚燕、周惠译：《医药文化史》（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

如今出版的医学史、医药史类著作，都会关注到早期医学与巫术的关系。《医药文化史》中就首先提到“氏族巫医的魔力无所不在”，巫医之所以具有巨大效力，是因为早期人类对于疾病的理解与现代人不同，他们认为“疾病是魔鬼降临侵入人体所带来的不幸。人们认为只有与氏族和神灵们有着联系的氏族巫医才能消除、驱赶病魔的力量。”（2页）早期的医药都可以成为巫药，就像书中所说：“中世纪甚或近代之前的药物治疗均可以用所谓的巫药来形容。”（54页）《DK医学史》（[英]史蒂夫·帕克著，李虎译：《DK医学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也提到了在部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萨满医学。这些内容虽然只是作为医学史的开端部分来论述的，所占的篇幅也有限，但对于读者去理解医学及医药观念的演变，还是十分有益的。

15、山下克明《发现阴阳道：平安贵族与阴阳师》

[日]山下克明著，梁晓弈译：《发现阴阳道：平安贵族与阴阳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如作者所言，近些年受影视、动漫等的影响，在日本阴阳道和阴阳师突然之间成了大众瞩目的焦点。阴阳道在前近代的日本，是与佛教、神道教并称的三大宗教之一。作者为阴阳道做了一个概括：“阴阳道是以阴阳寮为母体，以咒术宗教活动家——阴阳师为核心，在从九世纪后半期到十世纪之间形成的职业与咒术宗教的代名词，同时也是由阴阳师构成的学派名称与集团名称。”（第12-13页）按日本平安中期的学者藤原明衡在《新猿乐记》中的说法，阴阳师“形虽禀人体，心通达鬼神；身虽任世间，神经纬天地矣。”这些特点实与巫师相似。“阴阳师使用咒术的目的是达成委托人的利益，为此或是向神灵祈祷愿望的实现，又或是抵消祛除敌对人士所施加的诅咒。”（第9页）也类于巫术的功能。

顾名思义，阴阳道源自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道对日本的政治、社会、生活、信仰等都有巨大的影响。明治三年日本废除了阴阳道，但其在社会文化中，作为风俗习惯，已融入到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中文著述类

1、关长龙《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

关长龙辑校：《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数术知识在古代大众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论者所言，“数术作为一种把握现实生活和预测未来吉凶的知识与技术，其目的也在于建立一种日常生活的秩序。”（前言引杨秀清语）有关敦煌数术文献的研究和校录，学界已有多种成果问世，本书辑校者评述了以往敦煌数术文献的分类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分类系统。首先分为巫史两大系统，史类数术文献分为四类十目，分别是：拟象卜（栻占）、拟数占（易占、拟易）、本象占（占候、堪舆、相术、杂占）、本数占（阴阳、禄命）。巫类文献（巫祝类）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巫术与其他数术文献关系十分密切，如辑校者在“前言”中所强调的那样：“从儒家立场言之，盖巫统乃是以天赋感通本体的‘幽赞于神明’之学，而史统则是以理性认知本体的‘参天地而倚数’（《周易·说卦》）之学，至于‘通天地人’之如须打通天赋与理性而用之，所谓‘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中庸》），乃得‘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之结果。”（第12-13页）

2、杨栋《夏禹神话研究》

杨栋著：《夏禹神话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大禹是上古传说人物，兼具神性和人性，晚清以来，受疑古思潮影响，许多学者质疑大禹是否真实存在过。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1923年顾颉刚提出“禹为动物”。但亦有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大禹传说的真实性。一般认为，在人神杂糅的时代背景中，“禹本是一个人，但他拥有王权，很可能又是一个巫，从而具有巫的神性。后世有关禹的传说中便有了神话色彩的特征，比如禹治水传说、禹步传说中禹所具有的超人能力、神异之举，都是巫觋文化神话思维的遗留。”（89页）本书对夏禹史实和神话做了详实的考辨，虽不是专门的巫术研究著作，但对于我们理解大禹的巫师身份及其所处时代的巫术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3、王青《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

王青著：《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有两类：古代玉器和嵌绿松石青铜牌饰。所涉及的时期主要涵盖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至商周这段时期。本书“以考古出土的玉器和镶嵌铜牌饰为基本素材，并结合古代文献记载，集中探讨了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及其演变历程，深入探索了这一历史阶段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的形成过程。”本书所研究的玉器和嵌绿松石青铜牌饰，多与巫术有关。有关巫术与玉器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经典的研究成果，如张光直对玉琮的研究，杨伯达的《巫玉之光》及《续集》中对于“巫玉”的系统梳理等。本书所提到的神灵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等说法，也颇有意味。

4、耿雪敏《先秦兵阴阳家研究》

耿雪敏著：《先秦兵阴阳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本书综合前人之说，把阴阳家分为阴阳原理、月灵、数术、方技、五德终始和兵阴阳等六个流派。兵阴阳家的说法来自《汉书·艺文志》：“（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也。”兵阴阳家与巫术密不可分，“假鬼神而为助”，其背后主要就包含着巫术的成分。即如本书所言：“兵阴阳家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以运用多种数术及巫术为特征的兵家流派。”（22页）本书分析了兵阴阳家所运用的卜筮、天文气象占、式占、风角音律占、时日、地理占、杂占等形式，并梳理了它们是如何被运用到战争及各种军事活动之中的。

5、李楠《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文化研究》

李楠著：《北美印第安人萨满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这是孟慧英研究所主编的“萨满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前此已有多种著作出版。在全球范围内，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美洲印第安人、北欧萨米人、南亚地区的一些族群，及东北亚的诸多民族，是信仰萨满教的主要地区。从500多年前欧洲殖民者进入北美开始，印第安人的萨满信仰就开始被西方人所关注，其后学者利用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萨满教进行了大量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北美出现了印第安文化复兴运动和萨满灵性实践活动，许多萨满也开始书写或口述作品，在社会中有较大的影响。虽然西方学界对印第安人萨满信仰研究甚多，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所涉较浅，本书有其开创意义。

6、孟盛彬《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

孟盛彬著：《达斡尔族萨满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本书亦为“萨满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达斡尔族是中国北方的一支历史久远的民族，主要信仰萨满教。有关东北地区的萨满研究甚多，经典者如俄国学者史禄国有关通古斯的研究，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其中都关注到了达斡尔族。关于本书的内容，如作者所概括的：“本书是一项基于具体地区、具体民族的研究，通过探析达斡尔族萨满教具体形态和内容，来把握历史上萨满教发展的基本脉络。通过萨满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展示与分析，剖析萨满教与达斡尔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还原与重构萨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针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较少民族在文化变迁、文化冲突中出现的问题，探寻民族地区各种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7、陶磊《神秘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论稿》

陶磊著：《神秘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论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作者陶磊一直从事巫术领域的研究，有多种论文及专著问世，本书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哲学与思想深受神秘主义影响，其实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萨满主义特质决定的。萨满主义的宇宙观，最核心的是所谓气生主义。”（第14页）作者在此前的著述中提出了巫统与血统的分疏问题，并以此为基点重新阐释早期中国的思想与文化。他认为儒道之别，即血统与巫统之别。巫统和血统分别以自然崇拜和祖宗崇拜为其信仰核心。作者还反思了张光直提出的连续与破裂的命题，认为张光直对于东西方宇宙观的判断“正好弄反了”。西方早期宇宙论是连续的，而中国的血统宇宙论反倒主要是破裂的。本书纵横捭阖，出入东西，有极强的理论建构意识，尽管许多观点颇有可商榷之处。

8、陆锡兴《汉字民俗史》

陆锡兴著：《汉字民俗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胡适有《名教》一文，批判中国的名教崇拜，事物有名有实，中国人重视名，通过名来控制实，此风之流弊，即为名教。名教类于弗雷泽在《金枝》中谈到的模拟巫术。名包含语言和文字，在巫术中，语言和文字都极为重要。本书谈汉字民俗，其中很多地方都谈到了巫术文化。比如作者就说到：“巫术与文字有天然的联系，古代的文字最初就掌握在巫师手中，不仅古代史可以找到根据，就是现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字，也还要依靠巫师解读。”（第4页）就仓颉造字的传说而言，《淮南子·本经训》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释说：“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此即为语言文字的巫术威力。书中还有专章分析扶乩和符箓，这些都是利用文字来通神，可以说都是典型的文字巫术。

9、黄建兴《师教：中国南方法师仪式传统比较研究》

黄建兴著：《师教：中国南方法师仪式传统比较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首先来看作者所说的“师教”具体所指：“‘师教’指的是中国南方各地以驱邪为核心的各类法师仪式及其背后相关的一整套宗教文化，涉及神灵、法坛、庙宇、仪式戏剧、习俗、法器和传说故事等宗教事象。作为南方地区最为流行的宗教传统之一，它与我国民间的巫文化传统息息相关，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了所谓‘正统’宗教——‘儒释道’三教的影响而不断转化。”（第1页）劳格文认为师教可以作为儒教、佛教、道教、巫教之外“中国的第五个宗教”。该书有专章论述师教与巫觋传统之关系。

10、冯渝杰《神物的终结：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

冯渝杰著：《神物的终结：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本书考察法剑信仰之流变兴衰，所论问题十分有趣。该书首先梳理了楚地尚剑习俗与道教法剑信仰的合流，又考察了宋代以来法剑信仰受到了政府的打压与佛教的攻讦而逐渐衰落。作者尤其强调，“兼具浪漫的道家、巫术文化传统与崇剑尚剑文化习俗的楚文化，则为中国剑文化此后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路径和方向。”楚文化中的尚剑习俗是法剑信仰的源头之一，楚地巫风极盛，剑在巫术也是一种重要的法器。就如书中引述李丰楙先生所言：“大抵刀剑与镜,本具有实用目的，为现实生活中的使用物品。惟原始社会泛灵信仰、巫术信仰的观念深植人心，加以冶炼技术尚属科学发展的前期，因此，镜剑本身遂有巫术功能。”（第60页）

11、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

衣若兰著：《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

三姑六婆的说法始于元初赵素的《为政九要》：“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也；六婆者，媒婆、牙婆、钳婆、药婆、师婆、稳婆。”其中尼姑、道姑属于佛道二教，有时与巫术亦有关联。药婆乃民间通晓数术与医药秘方之妇人，多与巫师身份有关，而卦姑、师婆则明显属于师巫系统。可见三姑六婆之中，与巫师相关者不少。巫觋在上古时代均是精英群体，有时巫师和君王首领合二为一，地位可谓极高。汉代分官巫与民巫，民间巫师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后就越发低落了，至于明清时期，民间的一些巫师就成了骗子，陶宗仪《辍耕录》就记载了“三姑六婆”的危害：“盖与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奸盗者，几希矣。若能谨而远之，如避蛇蝎，庶乎净宅之法。”典型的形象即《红楼梦》中的马道婆，游走于大户人家，基本是以骗取钱财为职业。通过对这些民间巫师的研究，颇能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古代巫师地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