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
在詹姆斯·鲍德温的诸多作品里，街道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小说《桑尼的蓝调》里，桑尼转身朝向窗户，对哥哥说：“楼底下那里有着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仇恨、苦难和爱，它没有将那条街道击散真是个奇迹。”
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
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中，鲍德温回想自己与黑人穆斯林领袖伊莱贾·穆罕默德的告别：“这个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刻感觉非常奇特，我们一起面朝着那些鲜活的、暴力的、问题重重的街道。”
作为一名黑人，一名以书写黑人境遇和种族问题为长的作家，街道在鲍德温眼里和笔下，远比它所能看到的、记录到的更深远，它所具备的象征意味是白人主导下的美国对黑人群体漫长的压迫，它现实存在，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见证者，也是无法开口的承受者。当鲍德温和他的黑人角色们凝望街道时，这凝望里源源不断产生的紧张、恐惧和愤怒，成为驱动故事的火药。他们想要回避，或者鼓起勇气反抗，最终不得不走上街道，踏入充满暴力的外部世界。
小说《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
小说《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正是这种行为的结果。在这部完成于1973年的小说里，鲍德温讲述了一对黑人青年在街头相识、相恋，女孩蒂希怀孕之时，男孩范尼被诬告强奸，落入监狱的故事。文字游走在苦难的现实和美好的记忆之间，在记录蒂希与家人对范尼近乎无望的解救的同时，也写下恋人遭遇劫难前的恋爱经历。爱是对抗恐惧的方式，也是鲍德温救赎这对恋人、完成这部小说的方式。
恋人的相识首先来自一次幼时的暴力行为，蒂希用钉子划破了范尼的脸，范尼把一口唾沫啐进蒂希嘴里，爱意恰好在这个粗鲁、甚至带有情欲气息的场景中萌发，回忆起这件事情，蒂希感慨：“我的生活就在那一刻改变了。”之后，两人从敌人变为朋友，接着是恋人，一直持续到范尼二十二岁，蒂希十九岁。
可以说，这种暴力之中诞生爱的方式并非偶然，在范尼和蒂希漫长的相恋过程中，他们要数次直面来自他们之间和他们之外的暴力。
1970年代的哈莱姆街头
蒂希把他们生活的纽约看作是世界上最丑、最脏的城市，有最坏的警察，临近地狱（鲍德温就出生在纽约哈莱姆区），施加给他们的暴力首先来自这座城市的街道，手里沾血的种族主义者整日游荡在屋外，踏上街道等于将自己暴露在无形的暴力中。小说中，鲍德温就塑造了一个名为贝尔，长着红发、肥胖的白人警察，一次街头打闹中，贝尔因为范尼被众人羞辱，之后将一起强奸案的罪名按在范尼头上。
有次独自上街时，蒂希碰到了贝尔，贝尔主动提出帮她拎东西，欺骗她自己不会把范尼怎么样。蒂希描述自己直视贝尔的眼睛，有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它非常有力量。它是一种勾引，并且包含着强奸的可能性。它是强奸，强奸中又包含着堕落和复仇：两者都有。”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电影剧照
在这里，来自街道的暴力被鲍德温化约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监狱里的范尼和好友丹尼尔被拷打、强奸，他们遭受的是肉体上直接、强硬的暴力。蒂希面对的则是精神上的暴力，虚伪又隐晦，躲藏在白人警察的话语和承诺背后，却同样危险。
除此之外，这对恋人还要受到范尼母亲的阻挠。小说里的母亲亨利太太是一个“只宽恕自己，无法宽恕别人”的基督教徒，她有着滑稽的外表和呆板的神情，当其他家人都在设法救出范尼时，母亲祈求上帝洗刷儿子肮脏的灵魂，诅咒蒂希肚子里的孩子、自己的孙子。
鲍德温对这个角色的丑化初读时让人略感吃惊，背后则跟鲍德温儿时从教的经历相关。在继父的影响下，十四岁的鲍德温成为当地教会的一名牧师，十七岁时他主动离开教会。散文《下一次将是烈火》中，鲍德温描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初入教堂时逐渐累积的内疚和恐惧，偶尔获得的解脱，在这之中他意识到，这些习俗与仪式的原则不是信仰、希望和宽容，而是通过培养盲目来否认孤单和恐惧。
更能传达鲍德温内心的疑惑与失落的来自这个问句：“上帝也是白人。如果他的爱那么伟大，如果他爱他所有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这些黑人被抛下这么远？为什么？”
小说里，鲍德温写亨利太太，写蒂希幼时见过的一些教徒在她长大后如何死去，或者失心疯。他写亨利太太带着范尼和蒂希第一次进教堂时，狂欢的人群和恐怖的气息致使这对恋人此后再没有去过教堂。蒂希回想自己第一次去监狱看范尼：“走上那些台阶、穿过那些大厅时，我觉得就像走进教堂一样。”
这些角色和情景都来自鲍德温对宗教的思考，对大多数黑人来说，那不过是自我麻痹的手段，就像贝尔告诉蒂希的安慰话。亨利太太出于对困苦现状的逃避，放弃了自己与儿子、与丈夫间真实的爱，将自己献身到对主虚无的爱里，甚至不能称作爱，而是迷恋，是错觉，也是暴力，她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如何伤害到自己和周围的人。
即便遭遇种种危险，白人警察、教徒母亲、监狱，范尼和蒂希的恋情始终没有被击溃。在获救的希望变得渺茫时，范尼不再像之前那么沮丧和焦躁，开始正视自己周围的一切。鲍德温写：“他的眼里在腹中冻结了。但是，他已经跳出绝望的海角。他在为他的生命而战。”恋人依靠彼此爱走到这里，暴力反而将这份爱磨砺得更为坚固。小说之外，或许爱与困境就是一个在交叉中互相递进的过程，唯有困境才能检验爱，就像身处迷雾中的恋人四下里寻找镜子，太过顺畅的，太容易相信的都不是真的，爱只有越过困境才能看到它在恋人脸庞的样貌。
《吸血鬼》，爱德华·蒙克
小说里，蒂希回想自己第一次跟范尼发生关系，这个过程充斥着双方肉体上的疼痛和撕裂，像是他们相识之后又一次施加给对方的暴力，让人想起爱德华·蒙克画作里拥抱在一起的男女，扭曲的肢体，看不清的表情，身体的界限消失在对方身上。也恰恰是在这样的状态里，恋人间的爱上升到忘我与纯真，他们忘记自己，接着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一如蒂希写下：“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的肉体是对方的肉体——这意味着我们太笃信对方，从来都没有想起肉体。”
如果在私人意义上，爱与暴力可以充当彼此有益，或者不可分离的一面，当这两个词来到种族层面上，带给鲍德温的更多是困惑和抉择。
1957年，因对美国种族现状感到失望的鲍德温从法国重回美国，投入当时火热的黑人解放运动。他认识了两位黑人领袖，一位是宣扬以爱对抗暴力，感化白人的马丁·路德·金，一位是黑人穆斯林组织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认为白人是敌人，要求黑人建立自己的国家。
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
在根据鲍德温遗作改编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鬼》里，鲍德温形容自己是这场运动的旁观者，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背道而驰的理念，他都不认可。这也可以回答为什么小说里，将范尼送进监狱的是白人警察，帮助范尼脱罪的律师也是白人。在鲍德温这里，现实远比选择更加复杂。
迈克尔·翁达杰评价鲍德温是二十世纪艺术家中的圣徒。即便鲍德温的小说像黑人蓝调或是颂歌，简洁轻盈，字句背负的现实和思绪如此深沉，但“圣徒”一词，与其说给予了持续书写种族问题的作家鲍德温以光环，不如说借这个不存在的光环，让我们留意作为人、作为黑人的鲍德温，他放弃宗教幻想，放弃不切实际的选择，对现实完完全全的接受，写作为了反抗，也为了接受。
回到小说，蒂希坐在椅子上：“从窗户外望着这些可怕的街道。”知道自己预产期到了，而范尼还在监狱中。小说结尾，蒂希在临产时，看到吹着口哨、微笑着的范尼向自己靠近，紧接着变成孩子的啼哭。等待新生，也是在等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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