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一场瘟疫的表与里

郭宇昕 2020-02-02 来源：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这些天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人心，一部七年前的电影《大明劫》也被频频提起。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在明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十室九空，李自成起义军又猛攻开封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

这些天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人心，一部七年前的电影《大明劫》也被频频提起。

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在明崇祯十五年，全国瘟疫，十室九空，李自成起义军又猛攻开封，崇祯帝不得已重新起用孙传庭赴陕领军平叛，期间偶遇医士吴又可。吴又可治病，孙传庭治军，两人在末世之变中发生交集，共同经历这场“大明劫”。

这部电影在2013年上映时并不叫座，但今天看来，无论是剧情、道具还是演员的演技都堪称上乘，其中反映的历史及和刻画的故事也引人深思。

电影《大明劫》海报，冯远征主演

一、治疫

吴又可是明清之际的医生和传染病专家，南京震泽人，“又可”是他的字，大名是吴有性。他出生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卒年不详，通行的说法是1652年即清顺治九年。由于古人对医者多记载不详，流传下来的事迹也远没有政治人物丰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度百科将吴又可的卒年记为1644年，声称其与妻子一起殉国，竟没有人发现。

冯远征饰演的游医吴又可

在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末大瘟疫盛行。吴又可亲身经历了这场大瘟疫，目睹了瘟疫对社会和人民的危害。在以医术济世的过程中，他继承了中国历代传染病知识，结合自身经验，对过去的传染病学进行了总结和批评，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著成《瘟疫论》（亦作《温疫论》）一书，对清代的“温病学派”影响很大。

《钦定四库全书》所收的吴又可《瘟疫论》提要页书影

《瘟疫论》在对瘟疫病原的解释上，超越了中医传统的时气说和瘴气说，而提出了疠气说。吴又可认为，与“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不同，“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即所谓瘟疫，与过去的伤寒、中暑不同，应辨征而治，“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将这种气称为“疠气”，认为其虽不可见，但确实存在，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

他对这种疠气特征的描述已经很接近现代传染病学了。

史料其实没有详细记载《大明劫》里吴又可前往陕西治病的故事，但这部影片里的情节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吴又可的事迹中阐发出来的，符合这位温病学派先驱的人物形象。

吴又可出场时是以一个江湖游医的形象出现的。在给一名垂危病人治病时，吴又可发现病人舌苔黄厚、心腹脾满，故诊断为邪毒入里，果断开了大量泻药以去邪正安。病人服药后腹泻不止，家人自作主张给病人换上了人参、黄芪等温补之药，结果反而把病人给补死了。于是瞬间这家人便化身为“医闹”，拿着吴又可的药方、揪着吴又可上了衙门。吴又可自信满满，呈上病人服用的药渣，对县官解释了一番。县官竟是难得的清明，听取双方陈词，又仔细辨别药渣后确认是病人家属私换药方，便确认不是吴又可的责任，予以销案。——但说了这么一番话：

吴又可，你行医用药异于常规，这次算你侥幸。从今日起，不许你在本官所辖境内行医。

县官确实不是昏官，他知道这次医疗纠纷是谁的责任，可他又不能容忍吴又可“异于常规”的疗法，于是只能将他赶出自己的辖区了事。

是的，理由仅仅是“异于常规”。这个理由几乎贯串了整部电影吴又可的行医故事，当然他本人就是一个异于常规的医者，否则也不可能超越传统而提出新的医学理论、找到更科学的疗法了。不过他的“异于常规”却不容于当时的社会，即使县官明白这个道理，也不能再让他待下去。显然，如果吴又可再因为异于常规而出事儿，很可能就牵连到自己。既如此，那还是把他赶出自己的辖区，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可是，这已经不是一个常规的时代了。

据学者赵献海研究，明代各时期瘟疫频度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至明末达到最高峰。而《大明劫》发生的年代，自崇祯六年起的一场大瘟疫已经愈演愈烈，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都未能结束。瘟疫始于山西，迅速扩展至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传染速度与死亡率远超以往，如崇祯十四年，开封府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其惨烈程度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官出于自保，把吴又可以“异于常规”的理由赶出了自己的辖区。

《大明劫》剧照：满城瘟疫弥漫，士兵屠宰战马

于是吴又可背起行囊，一步步走到了潼关，去投靠他的师父赵川赵提领，而赵提领正好在孙传庭军中治疗疫病。孙传庭、吴又可，本片的两大主角的故事线终于交汇。

孙传庭于潼关治军，而肆虐华北的瘟疫已经悄然降临潼关内外，甫一阅兵，已有受阅官兵因病当场昏倒。赵提领在惠民药局施药，已经到了几乎无药可施的地步。而闯军同样没能逃过，吴又可前往潼关的路上便意外遇到了罹患瘟疫的闯军将领……

官军，百姓，闯军，此时全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

受官军之命，赵提领前往军中治疗军士，吴又可也随之前往。赵提领遵循世代医家的做法，认为军士率属“风寒暑湿，天之常气，入侵肌肤所感”，照《伤寒论》开方治疗。而吴又可却从病人脉象、经历判断军士绝非伤寒，而为瘟疫，并解释为“吸入了邪气”，开出了与赵提领完全不同的方子。

两个方子放在指挥使任琦面前，他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同样的症状开出了不同的方子，就去问赵提领。赵提领听完吴又可一番“异于常规”的解释后大惊，完全忽视了吴又可从成千上百病患中得到的经验，怒斥吴又可：

没有确凿证据，怎么能够妄加猜测！

随后，赵提领直接动用身份，告知任指挥使自己全权负责诊断，否定了吴又可的方子，并以“狂妄忤逆”“医家大忌”为由，不再让吴又可参与军中诊疗。吴又可再次因为“异于常规”而被赶了出去。

其实赵提领的做法我们也能理解，一方面是他遵循的方子毕竟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医圣”的方子，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如果一直照方抓药，无论有什么问题都不是自己的责任，但如果他有一点点改动，出了问题就要自己负责了！

那还是把不合规矩的人赶走吧。

于是疫情日甚一日，直到赵提领自己也被病人传染殒命。

临死前赵提领绝望地呐喊：

医家传统，祖宗疗法，就算不能救人吧，也不至于杀人呐！这是哪不对了！

可惜赵提领至死都还在墨守成规，更没能明白，有些时候，没有及时救人就等于杀人。

当然他也没想到，一味压制，自己也有砸进去的一天。

《新校宋板伤寒论》书影，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刻本。千载之下，《伤寒论》不仅仍然影响着中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依然强大

吴又可又来了。

可惜他来晚了一步，赵提领已经死了。任指挥使也不想听他“瘟疫传染”的道理，更不理解他“隔绝病患、开窗通风”的做法。可无奈孙传庭把照着《伤寒论》开方而总不见效的医生杀完了，不得已才又找到了吴又可。吴又可告诉孙传庭，伤寒之邪浅，仅通过肌肤传入，下药即除；而瘟疫则因人呼吸间吸入疠气，转化为疫邪后盘结在体内的“膜原”，根深蒂固。孙传庭显然并不懂他说的这些理论，他只想着不要重蹈七年前潼关总兵龙世威因大疫而兵败的覆辙，便要求吴又可赴军效命。吴又可起初瞻前顾后，不愿前往，但最终没有逃避，还是前往军中。

吴又可显然知道孙传庭做好了杀他的准备，无论他是要逃，还是没治好瘟疫。

军营中，官军严格按照吴又可的办法进行了瘟疫防治工作，按患者病情轻重分别隔离治疗，并照吴又可“异于常规”的方子熬制药物，终于控制住了疫情扩大的趋势。

不过疫情最终不是吴又可解决的。

孙传庭直接把染病的士兵按隔离区消灭了，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吴又可只能痴痴地说：

督师控制疫情的方式，实在比吴又可有效。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孙传庭率军出关在即，不可能任由疫情发展，而从肉体上消灭患者无疑是最快消灭疫情的办法。

只是这并不是医者所能采用的，吴又可想到的最坏结果，也不过是：

倒不如像先生那样以身殉职，死得其所。……大疫之年，也许这就是医者的宿命吧。

医者仁心，古今如此。

二、治军

本片的两名主角里，孙传庭是早于吴又可出场的。作为他出场的铺垫，影片一开始就是大明糜烂的局势，开封告急，京师震动。而除去片尾介绍吴又可著成《瘟疫论》，本片的主线故事里，孙传庭也比吴又可结束得要晚。

吴又可临走前，给孙传庭留了一张字条：

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又可有心无力，唯有不辞而别。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在和孙传庭夜间谈话时，吴又可也说：

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如果把国家比作人体，此时的大明已经病入膏肓。吴又可受孙传庭的委托治疗军中的病人，而孙传庭则是受崇祯皇帝的委托，治疗整个大明。只可惜大明的病情远比瘟疫重，片中的瘟疫最终被解决，可孙传庭这味猛药，已经无法使大明痊愈了。

而孙传庭的起用已经是崇祯皇帝病急乱投医的表现，在此之前他已下狱三年，只是因为朝廷将领对闯军屡战屡败，无人可用，不得以方重新起用。

崇祯皇帝：“需多少人马可以荡平流贼？”

孙传庭：“五千精兵足矣。”

实际上，闯军势力何其浩大，五千精兵怎么可能足够！

但熟悉明史的人会发现这段对话有些耳熟。崇祯元年，袁崇焕对崇祯皇帝声称“五年全辽可复”，但实际只是因为“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时隔十四年，孙传庭也夸下此等海口，实在是因为崇祯皇帝一贯偏激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再接受自己谨小慎微、步步为营的战略了。

当然，袁崇焕还是补充了五年平辽的条件：“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崇祯皇帝也下令四部大臣“如其言”，可惜的是四部大臣并未真的“如其言”，而崇祯皇帝也未能等够五年，在崇祯三年就把袁崇焕杀了，“辽事遂不可为”。

明知如此，孙传庭也仍然别无选择。当然，“五千精兵足矣”也是有条件的，虽未明言，但从本片后来的剧情可以大概猜到，就是对地方军队的绝对控制，土地的绝对掌控，和官员的生杀予夺。

到达陕西后，孙传庭第一副药方针对的是斩杀率部哗归、杀良冒功的总兵贺人龙及其部将，以此树立自己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同时整肃军纪。

一条血颡光连肉，顿落金鍪在堂前。贺人龙伏法。

只可惜，这只是孙传庭面对的病体里最轻的病。

军械朽烂，不堪使用；火枪火炮，屡屡放哑；官兵之中，瘟疫盛行；军粮仓廒，处处皆空……

这些都不是孙传庭杀几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了。

而后方，孙传庭一再请求增加钱粮，崇祯皇帝一概置之不理，粒米不给，反而不断催促出兵。

已经失去耐心的崇祯皇帝

前有围困开封、声势浩大的闯军，身后更有不断催促的崇祯皇帝，身边则是各怀鬼胎、敲骨吸髓的官吏士绅，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军队更是罹患瘟疫……孙传庭的处境，像极了无计可施的医生。

可孙传庭终究不能无计可施，他必须拿出办法，对症下药。

没钱没粮，根源在于土地悉数被士绅兼并，那就去清丈土地、造册纳粮；士绅明里暗里多方阻拦，那就杀鸡儆猴，再将他们家产充公；瘟疫横行，那就去找医生，一个没用，杀了再换一个……

唯独崇祯皇帝，孙传庭解决不了。

崇祯皇帝一催再催，孙传庭无奈，简单粗暴解决完军中疫情，率军出关。

孙传庭出关，服装道具考证到这个水平的电影在2013年很少见，当然今天也不多见

历史上的孙传庭实际上打了两仗，第一仗孙传庭以“兵新募，不堪用”请求崇祯皇帝暂缓出战，奈何崇祯皇帝不听。不得以出战后，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即所谓“柿园之役”。此战败后孙传庭回到陕西，打算死守潼关，日夜募勇练兵，屯田缮器。而崇祯皇帝竟继续“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气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自知必死，仍然出战，此次战役依然大败，孙传庭“跃马大呼而殁于阵”，终于战死沙场。随着孙传庭的战死，明朝也走向了末路，是《明史》所载“传庭死而明亡矣”。而讽刺的是，多疑的崇祯皇帝甚至以为孙传庭还没死，最终也没有给予赠荫。

历史总是相似的，甚至有时让人觉得是蹩脚的作者江郎才尽，把同一个剧本换了个名字再次上演。同样在潼关，安史之乱时哥舒翰被唐玄宗一再催促出关与叛军决战以致大败。而同样是崇祯皇帝，仅仅一年前的崇祯十四年，他要求在辽东与清军作战的洪承畴速战速决，挥师决战，导致松锦大败。

历史如此相似，而无人吸取教训，以致悲剧一再重演，令人扼腕。

剧照

片中把孙传庭出关后打的两场战役缩成了一场，而且也没有正面反映战争场面。上一场景明军整队出关、鼓噪而东，下一场就是闯军收拾战场、孙传庭死于马下了。对于这一处理，有人认为是经费所限，无力再拍摄耗资巨大的战争场景。但我倒愿意相信是编剧的暗示——大明劫，并不是一场战争能够左右的。

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孙传庭治军，最终是没有治好。

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也治不好了。

三、治国

崇祯皇帝在本片的出镜率其实不算高，甚至还赶不上吴又可的老师赵提领。但其实他才是“大明劫”真正的主角。

剧照：崇祯皇帝

不是《大明劫》，是“大明劫”。

如果说吴又可是在治疫，孙传庭是在治军，那么崇祯皇帝毫无疑问就是在治国。

不是“治理”，是“治疗”。

之所以说崇祯皇帝是“大明劫”的主角，是因为无论吴又可控制瘟疫，还是孙传庭整治军队，归根结底都是崇祯皇帝为了治愈这个千疮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

只可惜大明已经病入膏肓，已绝非他一人可救。孙传庭一人难以支撑明末战局，崇祯皇帝也无法一人解决晚明至当时的糜烂政局。也是因此，民间流传了种种崇祯皇帝的传说，比如他临死前怒斥群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比如清朝的顺治皇帝在祭扫崇祯皇帝陵寝时动情连呼“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总之都对这位亡国君表达了同情。

曾有网友戏言，外有清军，内有义军，时值小冰期，又加上鼠疫横行，哪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够统治者焦头烂额的，可崇祯皇帝同时赶上了四样。言下之意，和前面一样，好像都是外因。其实还有一样在这四样之上，是覆盖在明朝以至历朝历代都存在的、帝国体制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旦时机成熟，便足以掀起惊天巨浪。

是官僚。确切地说，是痼化的官僚体制。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经典之作

王亚南指出，自科举制、两税法实施，中国的官僚体制便基本成型。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社会的一切几乎都寄生、依附于这个体制之上。官僚因身份而获得权力，因权力而攫取利益，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可能是因地缘而形成，也可能是因学缘而形成……而一旦形成，便自发不自发地垄断上升渠道，侵占社会资源，直到这个利益集团变得颟顸无能而被消灭。

我们以防疫体制为例，在《大明劫》中，完全看不到国家对瘟疫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但如果翻看前朝，梁其姿的研究告诉我们，从中唐到元代，“在创办和维持公共卫生机构方面，朝廷有时扮演了积极角色，其范围不限于首都而遍及整个帝国”。但到了明朝，国家衡策转向消极，官府积极介入公共卫生事务的传统衰退了，晚明国家已经不再担当传统的、将提供健康照顾作为百姓福利的一个方面的角色。宋元时期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虽然继承了下来，但自明中期以后也基本没落，变成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我们在片中的赵提领可以看到。明清鼎革后，清朝继承了这一趋势，大多数惠民药局变成了瘟疫时临时施药的机构。而与此同时，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势力兴起，乡绅力量增强，民间主持的医药救助事业弥补了这个缺陷，瘟疫中更经常由乡贤来处理了。梁其姿指出：

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角色的下降和有组织的活跃的民间力量的兴起，在中国之所以重要，更多的是出于社会而非健康方面的原因。对地方精英来说，这指明了一条可以确保他们在国家权力力所不逮的领域保持其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的途径。

但实际上，乡绅势力的扩张并不能代表社会救济的有效，相反，他们会利用对资源的垄断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我们在片中看到，以顾清远为代表的乡绅侵吞大量军田，隐匿户口，拒不缴税，即使面对明朝即将灭亡的局面，仍然不愿做出一点贡献——又如何指望他们去赈灾救济？

而乡绅所依赖的，正是大明朝的官僚体系。顾清远他们之所以横行，是因为在地方他们有为他们烧了经历司的任指挥使，在中央则有为他们给皇帝递折子的“周阁老”，这个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即便是京师来的督师，他们也敢不放在眼里，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王法。这些人看似没有官身、实际在地方却具备官府的威权。

一群侵占军田、隐匿户口的违法乡绅，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这大明朝到底有没有王法”

除非他们肉体上被消灭，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挽救不了大明朝的命运了。事已至此，崇祯皇帝也只能被发跣足上煤山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痼化的官僚体制的阴影从来没有离开过帝国的上空，一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面对波及数省的“叫魂案”，也深刻感到了官僚体制痼化的威力。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四、余论

瘟疫的应对从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问题，更不是医生就能解决的，应对大规模瘟疫需要国家力量的保证。杨念群教授回顾近代以来的防疫体制后指出：

清代的历史已经证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和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而不完全取决于医疗对个体病患者的实际治愈水平。或者也可以说，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应对策略决定着防疫的成效和水平。

与明清以来国家在防疫事业的缺位相反，近现代中国开始努力建立起国家防疫体系。1911年东北地区鼠疫的爆发给中国防疫事业带来了极大发展机遇，在防疫专家伍连德的指导下，东三省总督锡良动用官府力量，有效控制了东北鼠疫扩散，这也成为国家力量参与防疫事业的开始。而公共卫生体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则得益于1928年起国民政府前后三任卫生部部长——刘瑞恒、颜福庆、金宝善主导下近20年的努力，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未停止，全国范围内的省、县、乡卫生系统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全面、有效地推广，成功推行了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活动，陆续消灭了鼠疫、真性霍乱、血吸虫病和天花，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医学奇迹。

如此一正一反，足以证明大型群体性公共医疗卫生事业需要长效、大范围的体制保障，而在中国除了国家力量很难做到。在推广的过程中则必须警惕官僚主义作风的复辟，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注意信息的通达，以避免信息壅塞和谣传。在大疫当前的局势下，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坚定必胜的决心。毕竟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以一首《送瘟神》作为结尾吧：

送瘟神（其二）

毛泽东

1958年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