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与军队所处的“大正民主”状况，陆军大致上采取了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灵活应对方式，而这同时也反映了陆军强烈的危机意识，即在军队内外秩序出现变动的状况下，军队“面临着未曾遭遇之危险”，正可谓“站在破坏与建设的岔路口”，“如果军队依然采取冥顽之态度，则其前方唯有破坏一途”。但是，陆军的此番应对并非仅由上述状况所导致。关于这一问题，本小节将围绕总体战的登场和俄国、德国（两国军队）的崩溃等一战带来的教训进行探讨。
1914年日军进入青岛城区
总体战的冲击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远超战前预想，演变为国家总体战。通过临时军事调查委员等陆军内部机构的调查和研究，陆军深刻认识到构筑总体战体制在应对未来的战争方面的必要性。为此，陆军总结出了各种教训，其中与本小节内容相关的教训在于国民在未来战争中的较高地位与重要性。陆军十分强调这一点。陆军认识到，在人力、物力资源被总动员的总体战中，精神上与肉体上均以国民为基础的“国民之国防”和“国民之军队”不可或缺。因此，军队对于举国一致，尤其是军民接近、军民一致的要求胜于以往，出于“军队即国民”“国民即军队”的观点，社会和国民的军队化及军队的社会化被视为必要之举。
尤其就后者而言，总体战关乎内政外交全局，“与经济事务、社会现象有密不可分之关系”，是仅靠军人无法担负之责任。因此，军人被要求改变独善其身的态度，扩展自身的关注面，对于“政治、法律、经济相关知识”和“产业、社会状况”要有“相当之理解”。也就是说，军人被要求改正超然态度，增加常识，以及具备作为社会一员和国民应有的素养。
此外，为达成举国一致并在未来战争中获得胜利，唤起国民的自发性也是必要之举，并且由于“自觉之良民与绝不盲目之良兵”的主张，唤起士兵的自觉性同样被视作最为重要的事项。
俄德两国（军队）崩溃的冲击
与日本同为君主制国家的俄国与德国的崩溃，特别是当时被称为世界最强的俄、德军队参与革命和叛乱，并从内部崩溃的事实，带给日本陆军巨大的冲击。那么，日本陆军从两国（军队）的崩溃中获得了什么教训呢？
第一条教训在于举国一致的必要性，即国民对于军队的理解与支援及军民一致的必要性。
第二条教训在于对坚定的军人精神和严肃军纪的新认识。陆军认为俄、德崩溃的原因在于“民主自由思想”“浸润到”军队内部，“军人对于自身的本分及义务的认识出现问题”。“军队之所以为军队”在于其拥有“组织和军纪”，而俄德两国在这一最重要的部分产生了问题。而日本陆军受到“大正民主”风潮与出兵西伯利亚的影响，军纪和军人精神同样日益涣散，在这种状况下，用何种方法对其进行重塑是一大课题。
在这一方面，为日本陆军提供了重要参考的是外表看似软弱的英、美、法军队为何能够战胜被称为“军纪严整之模范军队”的德国军队，以及俄国军队为何会参与革命和叛乱，从而导致内部崩溃的问题。简而言之，讲求“强制下之服从”的俄、德军队与讲求“共鸣下之服从”的英、美、法军队，即因一战而明确分化的两种类型的军队进行了“大决斗”，最后前者败北（崩溃）。
也就是说，俄德两国的军队虽然服从心强、军纪严整，但士兵服从命令时毫无自觉，军队上下毫无温情，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信条”的有着“冷酷军纪”的军队，是虽表面上看似严整，但“一旦产生裂缝则会一举折断”的军队。
相比之下，英、美、法的军队则纳入了尊重人格、温情等国民性，防止军官与士兵情感断绝，其士兵“基于自觉而自发遵守命令规则，进而于诸军事目的方面同心协力”。因此，俄德一方的败北（崩溃）如实反映了“勇气无自觉则难以持久，是脆弱的一时之勇”的道理，以及强制式、注入式军队教育的缺陷与不合理性。
基于上述认识，日本陆军进而获得了以下三点教训。
（1）胜败的关键在于士兵的自觉程度，因此强制性的服从不可取，需要的是自发性的服从，这以士兵的自觉为前提。
（2）如果军纪冷酷，且军官与士兵间毫无理解和温情，二者关系反而近似压制与被压制的状态，那么“兵卒会对过激思想产生共鸣，且平素便产生此种不健全之氛围”。因此，军队需要尊重士兵人格并以温情态度对待士兵。
（3）“尽管英美军队平素之训练甚是不足，其能够保持团结”的原因在于“将校的文化涵养”高，“其绅士风度能够获得普遍之尊敬”。因此军官必须提高人格修养和能力。
关于最后一点，某军人做出了如下说明。
在指挥官与下属结为主从关系，绝对服从之道德得以确立之封建时代，“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即便“指挥官之品性并非很高，下属亦能对其心悦诚服”，上下亦能团结。但在今日，上官与下属间并非主从关系，“绝对服从之道德”于主从之间亦“不受认可”，“非指挥官之高雅人格不能赢得下属之服从”。虽然军队要求士兵绝对服从，且“对上官之服从可由服从至尊之理念加以保证”，但前者绝对无法发挥真正之凝聚力，且“以今日之时势，一味以对至尊之服从来保证对上官之服从”亦“不妥当”。
此外，军队之所以会要求基于自觉的服从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战争的惨烈化（“现今火器之进步”“招致牺牲之增大、战斗之惨烈及绵延、战争之持久且凄苦”）使得持久战斗能力的必要性增加；第二，战法的变化导致战斗单位缩小，进而导致普通士兵独立自主行动范围的扩大。
综上所述，日本陆军在一战的冲击下获得了颇多教训。日本陆军认识到，自身的现状与俄德两国相同，“迄今为止单纯靠强制来维护组织，其结局是如今我国军队之组织毫无活力，在强制力减弱的同时，甚至组织自身亦正在动摇”；陆军也认为“最近国民之进步发达较优于我等”，且“对于人类之发展潜力大为信赖”。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日本陆军而言，一战的教训可谓珍贵。此外，这些教训使得陆军认为“我等应意识到自身正站在火山口之上，须通过断然之改革，努力使前途出现新的光明”。最后，这些教训也是陆军萌生变革意识的一个原因。
在这一意义上，军队对于社会与自身所处的“大正民主”状况的此番应对，并非单纯由状况本身所致，同时也是出于受到一战教训后理论层面的需求。可以说，一战之后日本陆军走向这个终点是具有合理性的。
陆军对“大正民主”认识
本章最后将从制度层面探讨陆军对于“大正民主”的认识。
从一开始，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演讲带来的冲击便被认为是导致思想界动摇的最重要契机，他以拥护“德谟克拉西”为名率领美国参战。此次演讲正是以“此战争是共和政治针对君主政治之战争”的内容而广为人知的，又与俄、德等君主制国家崩溃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在君主制的前途方面带给日本深切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意识自然出现在整个统治阶层，同时也迫使军人为君主制（天皇制）的存续提供正当化支持。
就此问题，军人提出如下逻辑。（1）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并无实质性差异，任何一种体制均能实施为民之政治。（2）天皇制与其他的君主制在根源上存在差异，并且天皇制始终实施为民之政治，因此亦少有弊病。“近来君主国逐渐变为共和国……并非由于君主制劣于共和制，而是由于没有能通过世袭来代表国家的合适君主”。“随着国民知识的发达，以往被认为能够通过世袭而代表国家的君主，现今亦不被认为拥有资格。因为其中的许多君主或为征服者，或为簒夺者”。但是天皇制因君民“自然血亲般、道义情谊般的结合而成立，与单纯基于权力问题、约定问题或便宜主义”的君主国根源不同。也就是说，“我国皇室乃建国伟勋者之子孙，乃绵延二千五百余年之皇统，乃全民族之本宗，因此无论人智如何发达，其国家象征之尊严不应有所变化”。并且由于这种根源，“于我国皇室而言，如同外国君主一般，根据自身亲疏而差别对待国民之行为，不存在于过去，今后亦绝不该有。因此君主国容易出现之弊病极为少有”。
就这样，天皇制的存续被视作自明之理，但其正当性终归是通过“德谟克拉西”式的解释而被赋予的。因此，在制度化方面，陆军也意识到要弥补不合理的缺陷，并进行总体战构想所要求的体制重组。在此背景下，陆军认为“只要不损国体之根本，则应努力适应近代思想，改革诸制度”，认识到与“大正民主”基本对应的制度变革（即形成新秩序）的必要性。
那么，陆军打算进行何种具体变革呢？军队内进行变革的意向已经于上文提及，下文将主要以军人对普选和政党政治的认识为焦点进行探讨。
上一节已提及，对于主张尊重民意、国民参政的政治运用论（民本主义），陆军并未予以否定。因此作为一种时代趋势，选举权的扩大亦为陆军接受。但是，问题在于陆军能否容许普通选举的实施。关于这一点，某军人做出了一段颇为有趣的发言来肯定普选和“民主主义”。其发言略长，以下介绍其主要内容。
首先，他认为专制政治“不论属于何种阶级支配之下，均无视组成国家之多数民众的意志，其弊病不在少数，因此是国民智识尚不发达之时代的遗物，即过去之遗物，绝不符合现今进步时代的要求”，对专制政治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民主主义加以肯定。
“民主主义令组成国家之国民伸展各自意志，并顺从于以获得自由与幸福为宗旨之多数自由意志。一国之政治必须奉行民主主义，此理清楚明了”。这是因为，如此一来“国民方能期盼自身与国家之共同繁荣，自觉承担国家生存发达所需之牺牲，舍弃小我，殉于大我”。此理通过身为民主主义国家的协约国一方之胜利亦清楚明了。因此，“现今之时代依靠英雄之力已不能左右时势，唯有依靠全部国民之发达才能救济时势”。
其次，如何了解“集聚成为国家的全体国民意志”便成了问题，而一味进行人民投票“终归繁杂而不可能”，因此现代的立宪民主政体“采取了国民选出自己信赖之人作为自身代表，并委托此代表宣布自己关于政治之意志的方法”。因此，“代表并非少数国民或一部分阶级之代表，而必须是广大国民之代表”。总之，“舆论政治中多数国民之意志，唯有通过普选选出的议员方能正当体现”，“自不待言，普选为必需之物”。
因此，“由于施行不适应现状的限制选举法，国民间出现不平之声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最终在国民督促或强迫下扩大选举权，或不得不保证将来扩大选举权是极为愚蠢之事”，“反而应预见大势所趋，先于时势扩大选举权并逐渐使其进入理想之境地。如此指引国民乃一国政治家当然之责”。
由此可知，虽然此问题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但陆军内部存在公开发表普选必要性言论的军人，更具备使其公开发表成为可能的环境。包括此种认识的发表时期（1924年）在内，这一事实极其值得重视。虽然这种倾向的影响力尚且不明，但考虑到陆军从总体战的观点出发并不完全把普选当作否定对象，我们能够假定其影响相当之广。
另一方面，陆军对于政党政治的认识又如何呢？这一问题同样与现实政治相关，因此十分微妙，要获取陆军的具体认识是颇为困难的。但至少陆军意识到“政党政治是世界流行之大势”。其中亦有军人对政党内阁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即“凡事均坚持国家本位，立足于国威国权的拥护和扩大，施行明确的国策并以此为主维持公开正直之政策的政党内阁……鄙人期盼着生命由国民所有，并拥有一定的主义和政策的政党内阁的出现”。
另外，如下这种认识也值得参考。即“吾人护国之任务非常重要，此事不需多言。但此外还存在众多机关分担重要国务，因此对于运转这些机关的人们，必须承认其地位，恰当示以敬意，并设法与其交换意见，保持圆满之合作”。可见，这种戒除军队独善自身的行为，保持与其他机构的协调性的态度也出现在了陆军的总体战观点中（“绝不可有以己为主的排他思想，此正乃国家总动员之基础条件”），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军队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关系中。
关于这一点，宇垣一成也明确表示了相同的认识，即“官僚、军阀、财阀与政党在为国家尽力的手段方法上多少有所差异，但在惦念国家繁荣与国民幸福上恐怕不存在高低之分。不知自派自党以外为何物的末流之辈敌视、仇视别派之事时有难免，但执彼等牛耳之首脑者则不可如此”。
同时，他也认为“不失骨气的妥协与协调并无不可”。在这个意义上，在超然态度被要求修正，且军部独裁不被认为是最上之策的状况下，陆军内部在愤慨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弊害”的同时，对于二者间“协调型”或“相互依存型”关系的必要性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
而令这种认识成为可能的一个原因在于军人的专职意识。例如，某军人论述如下：
我等乃立宪治下之军人，而绝非封建时代武士之后继者。不能因为同样配刀，同样为战争而训练就将彼我混淆。……我等仅是确立了四民平等制之立宪治下之社会中，根据分工之法则而以国防任务为专业之职业团体而已。……曾有人称呼将校与下士官为职业军人，当时该种称呼被认为十分离奇，但我等确为职业军人。
因此，笔者认为，自己身为军事问题负责人的专职意识，令军人能够淡化其独善其身的意识，并合理认知、评价其他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在总体战认识的深化令军人意识到军队地位和必要性降低的背景下，这亦是军人为显示军队的存在理由所需要的意识。同时，这也是该时期陆军在政治上从藩阀中独立并自立为官僚制机构的必然产物。
综上所述，因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陆军在制度层面上的“大正民主”认识问题颇为微妙。但总之，某种程度的“体制变革”（即形成新秩序）的必要性得到了陆军承认，而陆军意在进行的变革与“大正民主”基本对应。因此，在天皇制因“德谟克拉西”式的解释而被赋予正当性的状况下，陆军对于普选与政党政治的认识并非否定性的，反而是肯定性的。
本文摘录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陆军》，[日]黑泽文贵 著，刘天羽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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