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9月）是一部关于中国鼠疫传染病史的重要著作，它没有局限在疫情的起源、传播和防治的“内史”研究中，而是把鼠疫防治史放置在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国家政治的变化语境中进行研究，对鼠疫流行与环境变迁及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度阐释和相关的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该研究的难度在于对象的双重性质及其在空间上的分布性和时间上的传播性。鼠疫既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又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这双重性质决定它既涉及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同时涉及疾病防治与国家政治及社会管理制度的关系。而中国各地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的种种困难，也决定了一部中国鼠疫传染病史必须把自然疫源、人口状况、社会经济以及国家政治结合起来论述。两位作者在自己长期研究中国人口史和历史地理学以及充分继承前人中国鼠疫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疾病社会史和历史学研究为中心，综合性地运用了自然地理学、现代生态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该书叙述结构有四大块：研究缘起及背景与概念、战争与灾荒中的疫情、和平年代的疫情、国家医学对疫情的应对，最后从比较视角做出结论，反映出试图建立一种较有系统性和阐释性的鼠疫史研究模式的努力。从专业角度来看，该书大量运用和精心辨析了来自地方档案馆、政府防疫部门、专业调查报告和中外媒体报道等方面的史料，在疫情判断、病名考释、疫情传播、病理症状以及对应措施等诸多专业性很强的议题上做出了阐释。但是，对于今天处于疫情危机时期中的读者来说，该书所论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政府如何应对鼠疫传染病危机，可能是更令人关注的内容。
1894年，香港和广州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这一年也是中国现代公共卫生的肇始之年。眼看鼠疫横行，而广州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应对举措仍然是传统的祈祷天帝、迎鬼酬神。作者关注到，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舆论由起初的猎奇心态逐渐转变为对这种做法的批判与否定。“上海舆论还将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与租界进行对比，将中国地方官员与租界工部局官员进行对比。当公共卫生事业被提高到‘爱民’的高度来认识时，中国传统国家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351页）毫无疑问，疫情的扩散和政府愚昧无能使中国传统社会及国家制度的合法性面临严重的挑战。因此，接下来的1910年东北防疫，可以视作中国政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在我们的现代史叙事中，这恰好是很容易被忽视的。
1910年秋，席卷东三省的肺鼠疫流行来势凶猛，源头出自盲目捕猎草原上的旱獭，而新出现的铁路与城市加速了疫情的传播。清政府任命在英国留学的伍连德医生担任防疫总负责，并提供资金和派出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医生。伍连德采取的防疫措施是：一、将疫区分隔为四个区，在高级医官的领导下由医生及助手逐房进行防疫检查，将发现的病人强制送入鼠疫医院，将病人的亲戚和接触者送入隔离病房；四区居民不得跨区走动。二、原来由警察担任的消毒、测量体温等日常检查工作和疫情报告工作改由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来担任，另有六百名警察接受防疫工作训练后在医生的领导开展工作，连地方官也要接受医生的指挥；从长春调入一千一百六十名军人，以加强区域警戒，严禁人口自由出入疫区。三、已经关闭的学校、旅馆、车站等公共建筑被征用作为防疫办公室、检查站和隔离室等；从哈尔滨的俄国铁路当局租借一百二十节火车车厢，改作隔离收容营，可以容纳3000人。被隔离者如果5天没有出现发病的征兆，即可离开。四、两千多具因天寒而无法掩埋的尸体，被集中火化。另外，铁路方面也采取了严厉的检查及禁运措施。在今天看来，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措施无论在专业性和社会管理层面上都是很现代型的。但是，即使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下，东北三省以及关内染疫地区仍然有大约六万人口死于此次鼠疫。
1920年东北鼠疫再起。“尽管哈尔滨的城市建设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一个新性质的城市却已经形成了。这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城市，市民代表、商人、官吏、侨民、各国领事团和医生共同成为防疫的决策者与领导者。”；（245页）“由于防疫得力，疫情向铁路线以外地区的蔓延甚为少见。合而计之，是疫疫死人口8000余人，大大少于十年前第一次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在同样医疗条件下进行的防疫工作，后者显得更有经验，也更有成效。”（246页）再下来是1928年，以通辽为中心的鼠疫流行。“在经历了1910年代初期短暂的惊慌失措以后，到1928年，东北三省及东蒙地区铁路的检疫防疫体系逐渐完备，铁路当局对疫情的反应也更加敏捷。因此，1928年的疫情，造成的死亡人口不足千人，人口死亡的规模较以前更小。从这个意义上说，铁路确实有利于传播疫情，但同样也使得防疫工作速度更快，更有效率。”（253页）该书作者指出，“清末实施新政以来，传统的帝国政府开始了艰难而缓慢的现代转型。对于清政府的现代转型，学者们由不同的观点。然而，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在处理东三省鼠疫疫情一案中，宣统时代的清政府扮演了一个还算称职的领导者的角色。”（307页）值得注意的是，从1910年到1928年的三次东北疫情防治效果来看，非常明显是一次比一次进步。
再看1918年山西省肺鼠疫的防治。1月5日，山西省疫情首先在右玉县发现，时任陕西省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迅速报告中央政府，防疫全面展开。主要措施是：一、军事动员。就在1月5日当天，政府下令“遮断交通，严密检查”，省督军公署立即组成防疫办公处，调动军队迅速建起防疫的三道防线，驻防关隘渡口四十八处。另外出动警察布置于三大防线之间的小路。时值腊月，南下回乡的务工人潮汹涌。“由于及时有效的军事动员，使得阎锡山在控制疫情传播方面，基本掌握了主动。疫情的控制也卓有成效。”（356页）二、行政动员。山西省政府召集省城各医院以及军警机关所有的西医医生及曾留学外国的医生，“无不优礼致之，派往各地担任检查”。中央政府特聘美籍医生杨怀德为山西“防疫总顾问，授以医务全权，领中外医员，以树设施上之模范”。参加防疫工作的中外医生及看护员共有六十七人，其中有三十六人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他们分别派往各防线所经之县，承担起检疫重任。行政方面，省督军公署防疫办公处、省防疫总局实际上都是由阎锡山亲自领导。当时的往来电报可以证明大疫期间政府行政的严格与效率，以及作为此役最高负责人的阎锡山的领导能力。如，1月28日，阎锡山致电保德知事：“原平镇早已严加防堵，李世方、李世荣等何以得此疫症，系由何处染来，应速查覆。”；2月1日，阎锡山电应县知事：“据调查报告，该县东关及贾寨、黄尾子，剪子铺等处，瘟疫甚烈，剪子铺死八九人，即弃尸野外，黄尾子死一人，亦四五日无人掩埋等语，此事关系多数生命，该知事何竟毫不过问，以致传染日烈，实属玩视民命，著先记大过二次，仰即派警迅将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严办。”可见疫情上报、循职严责的效率。作者指出，“上述两例可证：防疫无小事。这是因为，防疫过程中的任何失误，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毁灭性的。1918年的山西防疫，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359页）三、民众动员。疫事初起，阎锡山在通令全省遮断交通的同时，指示官民严格执行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等办法。1月21日，阎锡山致电全省文武长官，整份电文不足五百字，却详细阐明肺鼠疫传染途径和潜伏期、病人如何使用口罩、污物如何处理、死者住房如何消毒、病人及病家和疫村如何隔离等。省防疫总局专设防疫讲习所，于各县专设防疫宣讲员，组织防疫会，派宣讲员深入村庄宣讲。政府并散发四十万份传单至全身乡村，向民众普及肺鼠疫流行及预防之知识。（以上参见该书354—361页）作者认为，“及时上报疫情是1918年山西肺鼠疫防治工作的基本要求。”；“上述各种事实证明，1918年年初山西防疫的展开，是中央政府与山西阎锡山政府通力合作的结果。以此角度观察，1918年山西的肺鼠疫防治，属于国家的公共卫生。”（362页）这场特大疫情，虽然蔓延二十八县，导致两千六百六十七人死亡，但是疫情在爆发七十四天后即被扑灭。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有关疫情防治的过程并非该书的研究重点，在当时的卫生物质条件和社会化程度的制约下，所列举防疫措施的落实程度与实际效果肯定还有很多缺陷。作者回顾这段历史，想要说明的是自清朝末年对东北鼠疫的防治始，中国开始建立现代防疫制度，东三省的防疫经验被用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防疫之中，防治鼠疫也成为当时一些大城市的一项重要职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家医学之建立，最初只不过是社会应对危机时的一个应急措施，后来演变为一套国家体制的建立及运作。”（17页）1937年以后，中国各地县级卫生院纷纷建立，地方疫情、传染病等的汇报、控制和治疗是其重要职责。当发生较大疫情时，县政府、警局与卫生院联合组成防疫委员会。在逐步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过程中，“政府毫无保留地抛弃了传统中医界和民众长期形成的做法，开始设立县级卫生院和专门鼠防机关，调集警察、公私医生等力量，采用现代防疫办法进行防疫。官方的这些措施虽然还存在很大的缺憾，但使鼠疫得到一定的控制。”（328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疫情的确是从一个侧面唤醒中国国家体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但是，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硬体”方面，而在“软体”方面的传统价值系统的某些观念（包括正面与负面）仍然“死而不亡”。这些观念回到中国疫情防治史来看，现代国家卫生体制的建立固然是被疫情唤醒的现代转型，但是在价值系统中的现代转型却姗姗来迟。从这样的角度看，二十世纪初的疫情唤醒了现代体制的转型，但是仍然不停地敲响着价值体系转型的警钟。
该书第十五章论述五十年代内蒙古草原的“灭鼠拔源”的群众运动，肯定了这一运动取得了明显效果：“国家政权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计划地改造环境，灭鼠拔源，迅速且有效地达到消灭或控制鼠疫的目的。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鼠疫防治，虽然体现了公共卫生政治化的趋向，但却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社会制度的特定产物。这一趋向，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及其他地方的鼠疫防治中已不复重现。”（444页）从国家卫生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扇从历史观看现实与未来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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