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与亚洲电影崛起；选电影还是选国籍

【国内】《寄生虫》代表了亚洲电影崛起吗？

在刚刚落幕的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韩国电影《寄生虫》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4项大奖。更是成为了奥斯卡92年历史中第一部斩获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片，也是第一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影片的影片，并且《寄生虫》也成为自1955年《君子好逑》之后第二个同时获得金棕榈和奥斯卡的影片。

作为2019年度引起热议的影片，部分影迷也将《寄生虫》视作韩国，乃至全亚洲，2019年的最佳影片。随着此次《寄生虫》勇夺四项奥斯卡大奖，部分影迷和评论也认为这标志着韩国，乃至亚洲电影的崛起。作者杜威在文章《奥斯卡借〈寄生虫〉实现“自我救赎”？》中表示，“在业内人士看来，奥斯卡显然希望弱化国别属性，“非白人”电影人，东方文化背景的电影从业者及其作品开始登上最高国际电影舞台。”毫无疑问，在全球化逐渐衰退的，孤立主义缓缓崛起的今天，电影或许可以成为传递不同文化，促进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但对于亚洲电影而言，如何在赢得来自全球的认可和欣赏的同时，不刻意地去模仿西方电影的模式，或为讨好西方观众而改变电影的独特文化视角，成为了亚洲导演们的难题。

在2001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赢得2001年的四项奥斯卡奖（不包含最佳影片）。然而，《卧虎藏龙》所提供的视角与《寄生虫》截然不同，《寄生虫》作为一部反映现实阶级冲突的类型片，显然选取了能引起更多观众共鸣的视角和主题。也正因为这样，部分观众会认为《寄生虫》作为一部韩国电影，却反映了全球普遍存在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但也正因为如此，《寄生虫》的本土化韵味稍显不足，除去影片中设置的几处政治段子外，似乎观众并不会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差异。如同Amy Wang 在《〈寄生虫〉得奖后续：票房、荣誉和争议》中写道，“它出生于韩国，但野心并不是表达韩国生活和文化。”

事实上，部分国外影评人也表示，《寄生虫》并没有做到巧妙地反映文化特色或文化冲突。Amy Wang 在《〈寄生虫〉得奖后续：票房、荣誉和争议》中写道，“有一位著名亚裔电影评论家在《纽约时报》上毫不留情地认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奥斯卡颁奖礼上获得代表的最大希望不是《寄生虫》（Parasite），而是王璐璐（Lulu Wang）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年轻的亚裔美国女性的故事，她在个人危机时刻，面临着自己与父母和祖母之间不断扩大的文化鸿沟。”影片大量取景在长春，也详细描写了中国家庭的种种文化现象。“遗憾的是，尽管《别告诉她》在金球奖（Golden Globes）和电影《独立精神》（Independent Spirit）奖上获得了广泛地成功和认可，但却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

事实上，同奥斯卡相比，诸如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欧洲电影节则对反映本土文化与现实的亚洲电影青睐有加。举例而言，演员王景春、咏梅凭借在《地久天长》中不凡的演技征服了柏林电影节的评委。电影《地久天长》的创作背景紧扣中国历史中的诸次变迁，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历史改革时的抉择。而戛纳电影节也对于传递日本文化，描绘日本社会家庭关系的是枝裕和导演青睐有加。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在尊重传统西方电影模式的背后，欧洲电影节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欣赏并支持着电影的多元发展。

在许多人为《寄生虫》的获奖感到兴奋和激动的同时，我们也不妨思考好莱坞是否在接受亚洲文化背景下的本土电影，或只是对于“表面东方、内核西化”的电影表示喜爱。正如Amy Wang 在《〈寄生虫〉得奖后续：票房、荣誉和争议》中写道，“也许亚裔电影评论家在对待《寄生虫》获奖和对整个亚洲电影的影响力上出现极为克制的意见，也是中国电影人应该认真思索的。亚裔电影人在好莱坞的工作地位是否会因此而有所改善？它是否值得除了韩国以外其他亚洲国家的骄傲？对于亚洲电影走入全球文化圈是否存在可借鉴性？…….此外，在颁奖典礼现场，奉俊昊通过Sharon Choi的翻译致敬了马丁·斯科塞斯和昆汀，称自己被马丁教导的“最私人的作品就是最有创意的”所鼓励。奉俊昊虽然不能说流利的英语，但他始终虎视眈眈的从好莱坞身上汲取养分，然后搬到自己的电影上。我们可以为他感到开心，但不代表它是亚洲文化共同体的符号。”

【国际】国际影片如何与本土电影共存？

随着《寄生虫》成为第92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其海外票房的表现情况也引起了各国电影行业的关注。“根据票房网站Fandango的统计，《寄生虫》获奖后，美国和加拿大的影院将这部电影的放映地点增加了一倍，其在线票房比上周猛增了443%，现在是Fandango上第三大卖座电影，仅次于《冰雪奇缘2》和《好莱坞往事》。”（Amy Wang，《〈寄生虫〉得奖后续：票房、荣誉和争议》）

而《寄生虫》的热度并不局限在美国与加拿大，作者Amy Wang表示，“《寄生虫》在法国（1190万美元）、墨西哥（390万美元）和俄罗斯（150万美元）等地均刷新了当地上映韩国电影的票房历史纪录。《寄生虫》2月7日在英国上映时，似乎正是为了抓住奥斯卡这个机会选择的档期，在香港上映的头两天就获得了130多万美元的票房，创下了非英语电影的票房纪录。在德国，《寄生者》自去年10月上映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影院，迄今已获得380万美元的票房。独立发行公司Koch Films的莫里茨·彼得斯（Moritz Peters）表示:“我们知道它有潜力，但没人料到会这样。”科赫公司正在扩大这部电影的放映范围，以利用奥斯卡的机会，将放映场次增加了一倍多（达到250多场）。”（《〈寄生虫〉得奖后续：票房、荣誉和争议》）。

国外媒体Variety与2月10日报道称，《寄生虫》在英国首周末取得了140万英镑（合181万美元）的收入，并刷新了英国外语片开映首周末的票房记录。伴随着《寄生虫》在外国取得不俗的票房成绩，部分人士指出近年来外语片有着逐渐取得更大票房市场的趋势。

然而，如今欣欣向荣的韩国电影也曾面临着失去本土票房支持的挑战。作者王小笨在《韩国电影开花，奉俊昊结果》中写道，“ 1998年韩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宣布开放外国电影配额。开放配额意味着好莱坞电影将以倾销的姿态进入韩国，冲垮韩国本土电影。后来拿到戛纳影后的全度妍不无悲情地说，‘以后我们还能看什么，听什么，感受什么？什么都换不了韩国文化。’电影人决定行动起来，他们走上街头。在首尔光华门前，7位导演剃了光头，怀抱自己的遗像，以示抗议。这场行动被称为“光头运动”，这七位导演后来都成了韩国电影的中流砥柱，其中就有为韩国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金基德和《燃烧》的导演李沧东。7位导演光头抗议的画面，成为韩国电影崛起的标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世界各国抵抗好莱坞，捍卫民族电影的决心。”与韩国相似，法国在二战后也曾面临失去本土电影市场的危险。台湾地区电影学者焦雄屏在《法国电影新浪潮》中曾记述到：“1946年，法国总理布鲁姆为了偿还美国的战争债务，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布鲁姆-伯恩斯协定》，该协定以牺牲法国电影的既有保护政策，即放弃对美国影片进口一百二十部的配额制，换取法国奢侈品出口至美国。这协定一出，法国一年涌进四百部美国影片，使美国片在法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1%，同时美国电影制作精良，其制作成本大大超过了本土法国电影……面对多达3倍的进口美国片，法国片在市场上的比例骤然降到30%。法国电影界为此十分愤怒，左翼人士乃组成‘保卫法国电影委员会’，发动群众上街示威抗议，要求政府废纸《布鲁姆-伯恩斯协定》。”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观众而言选择电影的首要条件不应该是其“国籍”，而应该是其精彩程度。然而，对于本土创作者而言，在电影市场仍不成熟的初期，如何在学习外国电影技巧和精髓的同时保护好本土电影成长的土壤，建立对本土电影的自信，成为了一大考验。与此同时，对于观众而言，电影市场不应该是只能由单调且统一的文化主导。只有真正做到了电影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才会让观众有更多的选择权，并且保障电影在今后继续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