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金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9年10月出版，502页，88.00元
初见金理这本《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下称《名教批判》），略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名教”让人想到“礼教”，属于过去式；“现代名教”是个陌生化的名词搭配，不像当下吸引流量的课题。但是越读下去，越觉得问题提得尖锐，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烧脑之书。此书一开头把瞿秋白《多余的话》做例子，指出这是一个现代名教现象，陈思和认为这是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盲点。的确，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瞿秋白也是一个痛点。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感时忧国”为天职，不由得为“革命”的“时代精神”所挟持。按照孟子的“鱼与熊掌”的经典论断，“杀身成仁”乃理所当然，而清代的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指斥主张“天理”的宋儒：“以空理祸斯民。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有谁怜之？”瞿秋白《多余的话》正是意识到以身殉“名”的悲剧性自述。因此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丝丝作痛的感觉，因为名教问题在今天仍然鲜活，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是个老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在现代中国“礼教”成了过街老鼠，但是与之相伴的某种“消极思维方式”并未消亡。如所周知，从晚清到“五四”由于大量“新名词”的输入而造成知识结构的转型，这一现代性转型如此深刻，至今仍在起作用。而“礼教”却通过“新名词”借尸还魂，使“现代名教”得以重建。一般表现为人们对于各种口号、名词、言论、学说、主义等缺乏警觉，在观念陷阱中与现实世界相剥离而不知自拔，造成思想与行为的谬误。甚至一班如鲁迅所批判的“伪士”制造和利用“名词拜物教”，玩弄名词游戏，为满足私欲而“借名”“盗名”，操控传媒，指鹿为马，忽悠大众。于是“又演变为对绝对真理与终极教条的迷信，于是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49-50页），其结果必然如胡适所言“名教危害在于其中深植的一种奴性逻辑”（第4页），泯灭独立的自我而通往奴役之途。对于“现代名教”所构成的“现代性危机”，章太炎、胡适、鲁迅与胡风皆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作出及时回应与持续的批判，通过这些“破名者”的论述与实践的浓描细写，让我们重临现代思想史的前沿阵地与核心议题，并了解他们的思想精粹。这一“破名者”的精神谱系建构对于认识今天的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他们论述各异，无不循名责实，揭示种种名词、主义、口号等漂亮字面背后的真实，尊崇“自心”与“自性”，以赤子之心保持对事物的鲜活感受，须时时回到“实感”，挣脱苍白概念的桎梏，与真实世界血肉相连，由是我们能活得更实在、更聪明，对现实能有更为真切的把握，做的事也能更实在。
《名教批判》涵盖了从二十世纪初到当下，跨越了思想史、哲学史与文学史，论述富于激情，具争辩性。章太炎、胡适、鲁迅和胡风是书中的主角，而把章太炎、鲁迅和胡风作为“破名”谱系依次论述，把胡适作为“附录”一章，因此论述的展开并非直线，是略为参差的，不断回到原点作递进式讨论，因此把“现代名教批判”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深感兴趣的是此书的“文学史视野”，已隐含一种新的研究与书写方法，如作者一开始所说：“本书尝试思想史考察和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4页）的确其“文学史视野”广阔，涉及许多历史与理论的问题，给进一步讨论带来空间。就我近时“文学文化”的研究兴趣而言，更关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或文学在文化中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于《名教批判》的“破名”主旨及重视“实感”等方面颇多共鸣。
章太炎
通常的文学研究不会脱离时代与思想背景，而这本书里以“现代名教”的思想史作为探讨主体，这就显得独特。围绕“名教”“伪士”“自性”与“主观战斗精神”等一系列家族词组而展开论述，金理说：“考察这些关键词和概念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中生成，进入现实的传播过程中内涵发生了何种转变与增殖，同一旗号下新生的意义是否有内在矛盾。”看上去这是一种“关键词”研究，包括对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演变，也是一种历史化的做法。作者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明确表示，虽然探究对象属于思想史领域，“而我对现代名教的考察可能更加关注名词的消极变异，即当一个具体的名词变成名教以后，是否还和现实相对应？抑或变成高度封闭、拒绝向实践开放的强势意识形态？”（第4页）这就跟从事话语结构客观分析的“关键词”研究不同，围绕“名教”考察一种“思维方式”，在“破名”中倾注着强烈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关键词”“概念史”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刷新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思想建构的认知，如果要举出有关现代中国的十大关键词，那么像“革命”“民族”“科学”或“民主”等首当其冲，“名教”一词还算不上，却触及现代思想史的“隐疾”，涉及“宏大叙事”的权力运作与心理机制。因此可以说这本书填补了现代思想史的空白，也是相当关键的空白。由于文学的介入这样的思想史叙事别开生面，所使用的对名教的批判文字往往产生于政治或文化的危机时刻，含有批判者的强烈的感情投入，如胡风的文本基本上属于文学批评，在反对“观念游戏”“思想锦标”时，“发散着火热的战斗气息”，体现了“主观战斗精神”，而章太炎与鲁迅尤其重视语言本体的文化政治，他们的独特语汇与写作风格构成对现代名教批判的有机部分。
现代名教以“新名词”为基础，究其原始，大约与梁启超在1899年底提出的“诗界革命”有关。其时他在太平洋赴夏威夷途中，在《清议报》上发表《夏威夷游记》，声称“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又具体提出进行“诗界革命”的三条标准，所谓“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其中“新语句”是什么？梁启超特地举了郑西乡的一首诗：“太息神州不陆浮，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接着评论说：“读之不觉拍案叫绝。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见者已诧赞其新异，而西乡乃更以入诗，如天衣无缝，‘天人团体一孤舟’，亦几于诗人之诗矣。”（《清议报》三十五册，1900年2月）他说自己“好以日本语句入文”，在1902年《新民丛报》时期变本加厉，影响也越来越大。
梁启超
《名教批判》已言及“诗界革命”，在“新名词”传播之始借助于文学，可读作“文学史视野”的某种背景。最近我从感性层面重读梁启超。他在1920年代自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953页）从这个“趣味主义”角度来看《新民丛报》与《新小说》所刊登的图像，会对梁启超与其所传播的思想形态产生新的认识（参拙文《世界景观在近代中国的视觉呈现——以梁启超与〈新民丛报〉〈新小说〉之图像为中心》，《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一期）。另外去年年底我在马来亚大学等举办的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作了《花果离散，四海大同——晚清诗界革命的世界旅踪与人文意涵》的主题演讲，在研究方向上也是朝下看，并非从“宏大叙事”或“国族想象”出发，而考索各地诗人们的游历、羁旅或流寓的线索，体会他们的个人飘零与世界想象，更注重与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层面，属于以感情与感知为主的文化史书写。
过去我认为《新民丛报》时期的梁启超改变了原来他提出的“诗界革命”的三个标准，不再强调“新语句”，这次重读《清议报》与《新民丛报》上登刊约一千七百首诗，觉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不乏表现“新名词”的诗作。“新名词”既以思想话语，也以文学象征符号传播，两者的表现方式与意涵不同，都属于文化整体之中的呈现；思想史与文学史难以分割，而文学方式另具动情的力量。当“新名词”显出披靡之势，1905年王国维发表《论新学语之输入》，1908年章太炎作《四惑论》，分别对“新名词”的影响作出回应。章太炎把汉字看作中国文化传承的根本，主张创制“新语”必须合乎“小学”“六书”，其实排斥“新名词”的外来成分。王国维承认新名词的必要性，态度较为理性，对语言不无某种功利倾向。从后来趋势来看，这种看法占了上风，这或许是以追求富强为中国现代化目标所决定的。
金理指出：“不少文学作品对围绕名教的相关问题都有敏感发现：鲁迅《伤逝》、茅盾《虹》，张天翼《出走以后》等深刻描述了‘新名词’的启蒙作用及其纠缠的困境。……郁达夫《血泪》揭示名教世界背后的私欲驱动。”（第5页）“文学史视野中”的思想史研究，运用文学作品也是一种重要方法。我觉得这方面有不少拓展空间。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中的“礼教”、《阿Q正传》中的“革命”，或《祝福》中的祥林嫂，描写旧观念旧名词在现代的延续，是探讨国民性的重要命题。有趣的是在当时对新名词一片反对或讥讽声中，书中引录了李宝嘉的《新名词诗》四首，诗中嵌入“团体”“以太”“民主”“脑筋”等，与梁启超所称赞的那些诗对读，对于“新名词”的风行持讽嘲态度。梁启超在倡导“诗界革命”之后又鼓吹“小说界革命”，小说家跑到社会意识的前台，成为公众代言者，比诗人要牛得多。1903年李宝嘉出版《官场现形记》便脍炙人口，其《新名词诗》可说是小说方面对“新名词”的回应，可能比王国维还早。确实近代小说在兴起之时就卷入“现代名教”的重建与拆解。吴趼人在1906年发表《恨海》，被视为近代“言情”小说的杰作。他声称“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确认小说以表“情”为主，对当时政治小说的创作主流不无纠偏之效，但他反对描写“儿女私情”，斥之为“痴”或“魔”。因此当他强调“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时，我们可发现“忠孝大节”被转世还魂，成为服从现代国族建构的伦理符码，即意味着某种“现代名教”的重建。在此脉络中须提及另一部小说，即徐枕亚的《玉梨魂》，描写梨娘与梦霞的悲剧恋爱，在民国初年风靡一时。梨娘是个寡妇，堕入情海却决意“从一而终”，结果一死了之。在民初“自由恋爱”的社会环境里，这部小说在思想上属于保守，但吊诡的是文学所发挥的巨大功能。照吴趼人的说法，寡妇应当“心如槁木死灰，如枯井之无澜，绝不动情的”，而《玉梨魂》把梨娘痛苦挣扎至死方休的感情描绘得异常细腻真切，在吴趼人眼中非“痴”即“魔”，与“忠孝大节”背道而驰。其实徐枕亚这么写是对传统礼教起了颠覆的功效。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小说介入了现代名教的重建与解构过程，尽管与“新名词”无直接关联。
鲁迅
《名教批判》有理论深度，在中国与世界现代性脉络中细读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有蛊惑力，我仔细读过，不好懂，大约是因为海德格尔故意绕来绕去，用一种与大陆哲学相悖的论述风格，大意谓自文艺复兴以来诸神告退，人成为文明发展的主体，所谓将世界把握为“图像”，首先将世界作为可见之物而加以规划与运作。相对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强调世界的可见可控性，凸显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金理的评论耐人寻味：“现代名教内含于一个由世界图像化与知识体系世界观所昭示、引导的世界，它的膨胀与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形成有着深刻关联，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命定地分裂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文明社会中主体的‘感性的、个体的和直接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国家政治方面‘抽象的、非自由的人和寓言化、伦理化的人’。现代性的历史趋势无疑是使前者屈从于后者，即理性的、抽象的存在侵入感性的、直接性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名教发生出巨大的规训力量。”（386-387页）
海德格尔对西方现代起源的哲学阐述十分精辟，代表西方主体阐述现代文明的创构，对于世界图像的现代性展开乐观其成，而金理从这一正能量论述中看到现代性“膨胀”的必然逻辑，隐含现代名教的“巨大的规训力量”。“名教膨胀”是个生动而节制的文学隐喻。如黑格尔所说，既成的历史有其合理性，“名教膨胀”是现代性产物，无视或否定现代文明的规训本质是一种不可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而发扬“破名”精神是为了使文明朝合乎人性的方向发展，当然更不希望看到名教的膨胀甚或溃烂。有意思的是，到了上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学界风云突变，纷纷反思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种种弊端，在居伊·波德那里，世界图像成为商品资本所建构的“社会奇观”，人性扭曲却乐在其中。在福柯笔下，监狱、医院等社会空间在科技装置的加持下成为文明规训的手段。理查德·罗蒂指出我们所信奉的“自然之镜”的世界观，其实是笛卡尔、康德等人所建构的认识论哲学，却被当做认知世界的不二法门。德里达则对西方中心主义与人文传统提出质疑并从事解构工作。虽然对于各家学说孰是孰非可以见仁见智，但他们体现了可贵的自我反思的精神。世界上任何悠久、伟大的文化传统，一旦失去自我反思的能力，不仅会辜负其伟大，也难得悠久。很大程度上金理此书所针砭的正是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现代名教”现象，而“破名者”也正体现了自我反思与批判精神，对他们的话语梳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在这一意义上这本书可谓空谷传音，十分可贵。
《名教批判》以文学批评介入思想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跨界书写历史的方式，其创获值得称赞。历史上具学术自觉的学者讲究研究方法与书写“体式”，追求个人学术风格，在学科专业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张力中作自反性探索，也会带来研究范式的革新。自从法国年鉴学派开启了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历史书写，史学观念发生变革，在“言语转向”“视觉转向”等思潮冲击下，对于语言、文本、叙事与传媒的中介认识，符号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为处理语言与文本提供了复杂多样的手段，改变了史料与历史的单一导向。就北美学界举例，勒夫乔伊式或柯林伍德式的“观念史”让位于斯图亚特·休斯的融马克思、尼采与弗洛伊德为一炉的“社会意识”史，其后继马丁·杰伊更朝多元方向打通学科界阈将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人类学、符号学及性别研究等整合在一起，即为文化研究的架势。在后现代浪潮推动下，人文领域统摄文史哲，罗兰·巴特、本雅明的书写风格被尊为典范，历史书写更为多姿多彩，如罗伯特·达恩顿的文化史与林·亨特的“新文化史”均为翘楚。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更具文学性，挖掘“轶事”性史料重构历史断层，通过文学修辞解读“文化诗学”，强调诠释与历史的对话关系，如《奇妙的占有》一书通过对哥伦布《航海日志》中的“惊奇”修辞揭示西方中心的不平等文明阶序与殖民者占有心态，也是对文艺复兴的一种批判性反思。
像《名教批判》这样的尝试应当更多些，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历史中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如近时出现的“新革命史”，重视“常识、常情、常理”与“普通民众”的历史角色，给“宏大叙事”注入血肉，是一种健康的重构历史的实践。实际上这数十年来学者们努力回归历史现场，重新思考人文价值，雷蒙·威廉斯的“感情结构”理论受到更多关注，不乏“感情史”或“感觉史”的研究，“抒情传统”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也是《名教批判》的明显倾向，主张摆脱“名词拜物教”，以诉诸“实感”为指归，在第六章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如何将“实感”付诸实践而使“文学提供反抗名教的可能性”。确实，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文学就是一种“新感受力”，而诗人与小说家“可以从名教世界中拯救出我们对世界的具体感受”（388-406页）。这一番总结性理论阐述对全书有画龙点睛之效，点出“文学史视野”的当代意识。
此书以章太炎、胡适、鲁迅与胡风并列，然而封面的副标题是“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在章节安排上第三、四、五章依次阐述章太炎、鲁迅与胡风，而将胡适置于末尾，作为“附录”。对于这样的安排作者解释：“原因在于，正是胡适明确揭起了‘名教批判’这一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极具意义的事件，对名教问题的关注是胡适思想与时间过程中贯穿始终的重要脉络。……此外，胡适为名教批判所提供的方法论和思想、哲学资源（比如实验主义），与鲁迅、胡风这一脉差异较大，由此可以表明：不同思想背景的知识分子，对名教膨胀的危险和敏感，并依据自身语境和路径，为名教批判贡献了力量。”（第2页）虽然胡适看似处于次要地位，但是我想这么断裂与拼图的处理为的是凸显胡适与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一脉的差异，的确这是个决定性意义的选择。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新青年》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复杂多元的，通常把鲁迅看作“革命”的代表，把胡适看作“自由主义”的领袖。而把这四人放在一起，更为丰富全面地呈现了有关现代名教的思想风貌，更为重要的让我们了解到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的思想营垒，但在面对现代名教问题上却有一致之处，这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宏观把握。
胡适
或许为了突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金理采取了不同的诠释方式。在章太炎、鲁迅与胡风这几章里，基本上以他们的理论与批判话语相贯穿，而在胡适一章则是一种历史脉络化的做法，即围绕1928年胡适针对国民党实行“训政”而发表《名教》等文而展开，并联系他在此前后的“名教批判”的言行，即进一步脉络化。当名教在政治上“膨胀”时，胡适的“批判”不止于话语层面，而是与政治当局的直接交涉，包括斗争、协商与妥协。在这里运用脉络化叙事策略是合适的，勾画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特征，相对于章太炎等人属于另一种类型，而这一类型是很值得作深入讨论的，如梁启超在民初积极从事党派政治，以及他的反对袁世凯称帝轰动一时，也涉及现代名教批判的议题。
就胡适与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之间的差异性而言，我觉得还不够，还可以加强。比方说把鲁迅的《伤逝》作为一个重要例子而加以细析，指出“子君将涓生视为启蒙者，涓生通过从西方文学中获得的观念、价值征服了子君”（196页），认为涓生与子君之间的这种“名”的肤浅的传播，造成悲剧性后果。书中引了胡适在1920年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他批评当时学生当中滥用“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的弊病，由是认为“鲁迅在《伤逝》中的叙述，以及胡适的不满，其实指向同一幅图景——‘半生不熟的名词’的传播”（197页）。在批判名教方面胡适和鲁迅固然有共同之处，但是跟《伤逝》有关的不少材料却能说明两人之间的深刻分歧。涓生和子君所接受的“启蒙”应当跟小说中一再提到的易卜生直接有关。1918年6月，《新青年》上推出由胡适组织的《易卜生号》及刊出《傀儡之家》的翻译，娜拉式“出走”成为女子反抗家庭而追求自由的榜样。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鲁迅认为先要解决女子的生计与就业问题，否则要谈女子解放并不实际。像《傀儡之家》所描写的娜拉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与女性问题，把她作为民初社会的女性追求“个人主义”的榜样并不合适，在鲁迅看来是“食洋不化”。《伤逝》描写子君背叛家庭与涓生自由结合，而涓生所扮演的“启蒙者”正形象体现了当时在青年当中的易卜生热，后来子君回到她父亲身边，即演绎了娜拉“出走”之后又“回来”的意思。显然鲁迅并不赞成娜拉“出走”的激进方式，因此《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都可说是对胡适所鼓吹的易卜生主义的批评性回应，等于给青年当中的激进倾向泼冷水。
对于鲁迅与胡适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不少研究，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从留日与留英美的观点来看待他们之间的不同，这里不必重述。鲁迅对于易卜生问题还有后续，1928年8月在在其主编的《奔流》杂志上组织了纪念易卜生百年诞辰的专辑，回顾十年前《新青年》中的“易卜生号”，称赞胡适等人“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意气是壮盛的”，最后说“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终身大事》是胡适创作的剧本，文中批评胡适丧失了当初的“革命”立场而与代表“旧戏”的梅兰芳走到一起去了。同样书中对于章太炎、鲁迅与胡风基本上重在表现他们对于名教批判的同一性，而像鲁迅与章太炎在一些具体口号或观念方面就有不少分歧，如果注意到这一点，或有助于对历史更为复杂的呈现。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优秀青年学人第四期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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