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一座市民防疫意识很前卫的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开创传染病医院防控疫情救治病疫最早的城市。
1910年，发生在东北的鼠疫波及上海，引发了租界当局的高度惊恐与市民的愤怒不安，在粤籍旅沪富商陈炳谦的发起下，仅四天时间，闸北绅商在天通庵蜀商公所西首补萝园（今西江湾路花园路西）创办了中国公立医院，专治鼠疫、天花、猩红热、白喉等传染病，这是国人在沪最早创办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澎湃新闻刊发的一批陈炳谦家族的档案与信函，可以了解彼时中国公立医院的生存状态与变迁，从一家传染病医院的个案回看上海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早期历史。
陈炳谦家族自存档案
陈炳谦信札手迹
印象中有关于陈炳谦所创立的中国公立医院与上海卫生局的来往信件，不多，大部分是其家族的房地产文档原件。为便于叙事展开，现把仅有的与上海卫生局往来的几份信件，原文抄录以下：
【信函一】查前中国公立医院东面房屋曾被炮毁，不便应用，即使加以修复，亦未合于近代传染病之用，为便于治疗及管理起见，拟行改建，以期适合。所有建筑图样，业经本局会同工务局计划竣事，相应检送图样一份，即希查核，并请赐还为荷。此致，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上海卫生局启 六月廿七日
信函一，1933年6月27日上海卫生局致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
【信函二】迳启者，前荷送下扩充市立传染病医院建筑费三千元，业经照收，并制回收据在案，本局前以建筑市立传染病病房，曾函送图样，请贵董事会予以同意，并将图样送还，迄今多日尚未送下，现因需要，即请赐还为荷。此致，陈炳谦先生！/上海卫生局启 八月七日
信函二，1933年8月7日上海卫生局致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陈炳谦先生
【回函】廷安局长惠鉴前承，发下建筑市立传染病院病房图样，业经致前公立医院各董事，均极赞同，诚以贵局长为地方人民谋幸福，咸一致钦仰也，兹将该图样奉还，至祈察收为荷。耑此顺颂，时祺！/二十二(年)八(月)八(日)
回函，1933年8月8日陈炳谦致上海卫生局局长李廷安先生
【信函三】迳启者，兹据市立传染病医院填具收据一纸，计金额壹仟贰佰元，请予转送贵会，并请填送收到该院二十四年(1935年)份租金壹仟贰佰元之收据，以便对销而符租约规定办法等情，相应函送，即希查收，仍请租金收据填送过局，以凭转发为荷。此致，前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上海卫生局启 十一月二十三日
信函三，1935年11月23日上海卫生局致前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
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捐款收据，1935年11月7日
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受款收条，1935年11月25日
以上这三段原始文字提供了诸多信息，值得深究。考虑到事件叙述顺序结构的完整性，暂先搁置，先从中国公立医院诞生的起因开始说起。
据《上海卫生志》大事记称: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二十二日（11月23日），闸北绅商在天通庵蜀商公所西首补萝园（今西江湾路花园路西）创办中国公立医院，专治鼠疫、天花、猩红热、白喉等传染病。此为国人在沪最早创办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中国公立医院正门 图源网络
大事记中提到的这个“闸北绅商”，应该是创立沪上首家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的上海粤籍旅沪富商、近代上海著名买办陈炳谦先生。1920-1930年代，他是旅沪广帮的代表人物。
陈炳谦 （1862-1938)
陈炳谦(1862-1938)，祖籍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先下恭都黄茅斜村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他自己出生于澳门镜湖。其少年时代即来沪谋生，由于勤奋，加上天分，帮他打开命运之门。他是英国在华五大洋行之一的祥茂洋行的买办。上海滩在力士肥皂之前，最畅销的英商祥茂肥皂就是他独家推销的。致富后，他与其兄长涉足地产投资，均为上海英国地产商业广告公司的董事。今天陕西北路80号托益住宅(今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华山路乌鲁木齐中路的华山医院5号楼曾是陈炳谦的旧居。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征信录调查称:他个人身价在100万-200万之间。
陈炳谦虽为富商，但重义轻财，他的一生，主要以参与大量社会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而为世所重。当年，他在天通庵路上创立上海第一家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其实与1910年在上海发生的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有关。当时，以他为首的一群华商精英，为了民族的尊严，与租界洋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为民请愿，进行争取自主检疫抗争，按工部局要求，在四天时间内，迅速筹建起了一座华人自主管理的传染病医院，其有效而迅速的防疫治理能力，可视为推动英帝国权威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1910年的上海，民间记忆中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发生在东北，波及至上海，席卷于全国240个县的鼠疫大爆发事件，造成了全国百姓的极度恐慌。1910年11月3日(农历十月初二)，上海的《申报》刊登出了《防范鼠疫之通告》，其内容如下：“城自治公所卫生处昨日发出防疫通告一则，其文如下：为通告防疫事，现届冬令土木频兴，凡造屋之家，地板需离地二尺，实以干净灰土以鼠穴，因鼠身上之虱含有百斯笃菌……特此通告。” 两天后，工部局派员来到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附近甘肃、开封、七浦等路“按户检查无知妇稚”（《申报》十月初四）。巡查中他们发现，在上海闸北甘肃路源昌里口袁森茂柴房店内，因染鼠疫连死两人，一下子，引发了租界当局的高度惊恐。
即刻，工部局开始釆取强制措施：“将砒连之豆腐店静鑫斋首饰店等市房八幢、及源昌第三、第四，两里中张公馆等六石库门居民人等一并于前日勒令屋至屋内器皿……各物主不得擅行搬运，旋即将各房门牍关紧，并将漏风之处用纸封糊，又令各工役将屋外之地掘深尺余，围以凹凸铅板，禁止居民出入……”不仅如此，还动用巡捕配合，强令疫情周边的居民、店铺迁出居所，甚至私闯民宅，进行每家每户消毒等。这些所派医务人员（洋人）的擅自行动，导致患者被封在室内与世隔绝，有些疑似感染者及脸色稍有泛黄者，也一概被强制关押起来，要天天受工部局的检查。因为所派的医务人员(洋人)，他们不分男女均一不漏，都要检查，让不少妇女们感到恐慌。在防疫过程中，他们还对华人居住环境杂乱污秽横加指责和蔑视，并且越入华界虹口一带开展类似检疫普查。 一时之间，整个上海惶惶不可终日。
自上海闸北发现疫情后，工局部的应急不当举措及对华人公共卫生的偏见，引发了市民的不理解和不理性，上海的大街小巷，被压抑的不满情绪，终于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如，有居民在外人(洋人)必经的检疫路上，用牛粪阻塞其通过(《申报》11月9日)；有民众借助媒体发声:指责工部局有意将疫情误传，使“人心惶惶人言藉藉”，并将此事上升至“主权”问题(《申报》11月11日)。更严重的是在上海的街头发生了多起骚乱。如，有租界巡捕在闸北华盛里执行合法警务时，被百人围之殴打；有工部局卫生处西员在嘉兴路、哈尔滨路等处，在为小孩种痘时，被民众围殴。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尚有一发不可收失之势。这一在今天仍然迅速采用的且行之有效的防疫隔离措施，由于洋人的歧视粗暴和华人的误解恐惧，在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和沟通情况之下，酿成了上海华界与租界、华人与洋人、旧观念与新思潮之间的激烈对抗。当然，其导火索是租界洋人认为，引发这次上海公共卫生事件的，在于不卫生的中国人咎由自取的。
为了平息这场疫情风波引起的过激对抗，此时上海的一些商界精英们挺身而出，与租界当局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以上海富商陈炳谦为首的上海商界，向工部局提案由中国人自设一座传染病医院，负责华人感染患者隔离就诊，由华人医院自聘医生进行医疗，租界当局可以适当指导。为了控制局面，工部局在11月21日的《申报》报纸上公布了让华人“筹设中国医院，庶就医不致胆怯”。但工部局鉴于疫情蔓延迅速，要求华方须在极短时间里将医院建成，时间限止为四天。就这样，眼看一触即发的一场鼠疫与人战的风波，被化险为夷了。
要知道，尽管有热衷于公益爱心的上海商界精英们的出手相助，但要在四天之内建立一所传染病医院并非易事。当华人社会开始着手筹办隔离病院，为了早日让患者或疑似患者能够接受隔离救治，上海的华商精英亦开始立即行动，他们向上海各界有识志士作广泛动员，希望得到更多的慈善义举。而他们自己则以身作则，成为榜样，树范社会。据中国公立医院的征信录，医院的出让金及建院经费由上海各业领袖捐赠，作为此次社会活动的发启人陈炳谦先生，先后捐款3万元，后续他又多次向中国公立医院捐款，用作常年经费。11月22日，陈炳谦的好友粤绅张子标，面对疫情也毫不犹豫地将他自己闸北的住宅补萝居花园让出，供修建新医院。该庭院现有洋房10余间，占地11亩7分，是一座洋式住宅，带有花园，环境幽雅合宜。照当年市场价，补萝居价值4万元，张子标只收取35000元，余下5000元捐输医院，购买各式设备器具。官府方面，上海道台也禀准拨给官款银1万两。四天后，由补萝居改建的中国公立医院正式成立，聘请的中国医生也很快到岗。租界派人前来查看，只见院舍“房廊轩敞，华花木幽深”，认为“深合卫生之旨”。此后该院又陆续购进毗连隙地十亩，增建病房、自来水塔以及化验疫质所等，“各项医药仪器亦皆仿照外洋各国大医院之规制，悉求完备”。据《闸北慈善团创始记》记载：“幸而陈君炳谦目击艰窘，力为匡赞，乃克稍轻负担，他如重要诸事端，亦赖其商榷扶护之力居多。”
中国公立医院化验室医生办公处旧影
至此，上海第一所中国人的传染病医院——中国公立医院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由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近代著名慈善家沈敦和出任院长。由于华医工作认真，不辞辛劳，民众满意，热诚配合，工作顺利，至12月4日，10天内查验了八千余户，未发现一人感染鼠疫，就此查疫工作渐停，检疫风潮平静，市面恢复正常。
以上对中国公立医院的滥觞，我们大致有了一个了解，这有助于帮到我们，接下来对文章开头暂先搁置的那三封信函上的内容解读，可以自上而下融会贯通，也就是所谓的承上启下罢了。这三封信函中，储存了诸多信息，如诸多有关近代上海对传染病的防控检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关注与重视。
信函一，为1933年6月27日上海卫生局致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1933年，时任上海卫生局局长是李廷安(1898—1948)，为中国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缔造者之一。李廷安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是1926 年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文海奖学金（the Wenham Prize）获得者（每届毕业生仅成绩最好的一位获奖）, 被“协和”派送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两次获金钥匙奖。1929年回国。1932年10月5日接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直至1937年上海失陷。他在任5年，致力于健全上海卫生局下属机构。他认为创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以及各卫生事务所的工作，是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的关键所在。鉴于“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公立医院东面房屋曾被炮毁”，及现有医疗设施已“未合于现在传染病之用，为便于治疗及管理起见”，李廷安提出“拟行改建，以期适合”的建议，由上海卫生局与工务局共同承担改建方案，为竣事顺利，上海市卫生局特出函告知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希望得到董事会的配合支持。
信函二，为1933年8月7日上海卫生局致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陈炳谦先生。主要内容是上海卫生局告知中国公立医院陈炳谦先生，卫生局己收到院方送交的“扩充市立传染病医院建筑费三仟元”，并请医院方将卫生局先前寄给院方参考的建筑图样尽快退回市卫生局，以善施工需要。陈炳谦接函后，于8月8日回复(李)廷安局长:接市卫生局改建市传染病医院的实施方案一事，“前公立医院各董事，均极赞同，诚以贵局长(李廷安)为地方谋幸福，咸一致钦仰也”。据查阅，上海市卫生局是1934年3月10日正式接办中国公立医院，并改名为“市立传染病医院”，于是日起即对外开诊。至次年3月，新院全部落成，治疗范围得以扩充，9种法定的传染病全部纳入收治范围。
信函三，为1935年11月22日上海市卫生局致前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该信函附加1935年11月7日市卫局收据一张及1935年11月25日前中国公立医院致上海卫生局收条一张。综合三者，内容大致是上海市卫生局市立传染病医院收到前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捐款壹仟贰佰元。前中国公立医院董事会收到市立传染病医院廿四年(1935年)租金壹仟贰佰元。但发现上海市卫生局市立传染病医院开具的捐款收据上，局长的印章名为吴利国，而不是李廷安。原来，1935年11月4日至1936年3月12日，李廷安局长应国联邀请,得到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同意,前往欧洲各国(至加拿大、美国、英国、荷兰、丹麦、德意志、波兰、捷克、前南斯拉夫、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卫生行政。在李赴洋考察期间，市卫生局局长一职由吴利国博士代理。
这里特别指出，李廷安局长此次考察归来之后，对改进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共卫生的行政建设，还是具有实质性的推进。他认为,办理中国卫生行政,首先要摸索出一套花最少钱,而产生最大化效果的方法。而这套方法的重心，则落实在卫生行政组织建设上。要把上海现有的市卫生局,作为策动全市卫生工作的枢纽，下面各区必需设置卫生事务所,解决各区下面的各种卫生工作。在市中心城区，可以设一个市立总医院,以补预防之不足,而应疾病治疗之运用,再于市中心区设一卫生试验所,掌理化验、诊断及研究等工作,做到预防及治疗两方面之同行。而创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使各卫生事务所能切实做好保产、育婴、社会卫生教育、学校卫生、家庭卫生指导、疾病审视、健康检查、痨病及花柳疾预防等工作。关于城市治疗设施建设方面。通过考察他发现，凡50左右床位的医院,它的维持及医疗设备等各种费用,相对于100床位的医院,可省无多，故本市市立医院建成后,吴淞及江湾两地区的小医院就可以停办,只需保留数张病床,用于施行急救即可。
通过对三封信件的解读，这里面所溢出的诸多信息，使我们对中国公立医院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其生存状态及体制变迁有了具体了解，从一家传染病医院的个案中，对整个上海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处于怎样一个层面有所察觉。
1945年10月，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工部局华人隔离医院，并改为市立第一传染病院。同时将接收的日营上海市民医院改为市立第二传染病院。同年，又将第一传染病院自北海路162号迁址天通庵路222号。解放后，两院由市军管会接管，并于1955年4月合并组建为上海市传染病医院，设病床380张。1957年，位于横浜路990弄的华东军区后勤军需生产部所属军需职工医院并入该院,就地改组为分院,天通庵路为总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总院、分院独立管理。1978年12月又恢复总、分院建制。1989年水电路56号新院舍竣工，总、分院合为一处。该院为卫生部全国传染病医师和护师进修班定点教学基地之一，又为中华医学会肝炎肝病学术联合中心上海分中心。1988年奋战甲肝时，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收治了1040名病人；2003年抗击非典时，该院被定为收治非典病人的4所医院之一。目前医院总部已迁往金山。
金山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A3应急病房 图源网络
如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19-nCoV)疫情，重温上海近代防控疫情治疗病患的历史进程，上海人应该是无所畏惧的。上海这座城市从近代开始，历经的疫情无数，对付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有效防疫抗击，显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章法。尤其近年来，上海在与SARS(非典)、H7N9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一系列疫情较量后，对各类病毒和严重病症的认识与研究更为精准，加上医药研发与临床救治以及应急体系的不断完善进步，我们有自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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