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的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助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的嚎叫……有人往上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暂时安然无恙，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跑到风中的时候，不要点燃树冠……”【1】
趁着强盗大开庆功宴，一位饱受凌辱的女盲人悄悄摸到房门口，点燃了床单。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转眼便吞噬了强盗的据点。迎着风势，大火迅速蔓延到整个精神病院。当局为了容纳更多病人，把疯人院的走廊、窗子、房门等压缩到最小。糟糕的布局终于在此时显现出恶果。缺少视力指引的可怜虫挤作一团，胡乱地踩过同伴的身体慌忙逃窜。刹那间，曾经象征威严和控制的禁闭所宛若巨大的焚尸炉。灰白的墙壁被熏至漆黑，再加以绝望的呻吟和滚滚浓烟相点缀，火场的惨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神学家对于地狱的描写。
《失明症漫记》
纵观全书，《失明症漫记》似乎洋溢着某种怪异的激情。作者近乎偏执地刻画了精神病院里的糟糕处境,重现了盲人难以承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在这里，受人尊敬的医生被迫忍着恶臭，踩着黏糊糊的粪便如厕，从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沦为浑身沾满秽物的野兽；当局如赶牛般塞进两百位新住户，新来者一齐涌入，挤在天井处进退两难，争抢床位和急于脱身的盲人互相推搡、踩踏，人群如漩涡般混乱，死伤无数；为了填饱肚子，不仅正直的盲人要上缴所有私人财产，每个宿舍的女盲人还要被迫遭受二十多个强盗的轮番蹂躏。
凡是有利于突显人类尊严尽失、相互戕害的场景，作者都愿意卖力地描摹它每个惨无人道的细节。盲人的艰难处境构成了一种关于“敌托邦”的想象。萨拉马戈如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用地狱的来临昭示罪恶的存在。它的确流散于人间，浸润了每一寸土地：随地大小便的人抛弃了来自文明社会的礼教养和体面；天井的混乱源于动物急于自保的求生本能；强奸妇女将人类禽兽般的性欲展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的火灾则是正直的盲人饱受欺凌以后的玉石俱焚。从不知卫生清洁为何物到为争夺床位大打出手，从蛮横地垄断所有人的口粮到轮奸妇女，施暴者和受害者都迅速地制定并融入了疯人院的丛林法则。顷刻之间，现代社会精心驯养的秩序感和理性精神荡然无存。
情节如此设计，小说的破坏意义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种破坏性为《失明症漫记》的寓言式解读提供了支撑。疯人院里，自诩理性与道德的文明人毫不犹豫地选择自相残杀。医生的妻子杀死罪大恶极的强盗首领后，竟仍有无耻之徒想密谋出卖。直到褪去了理性万岁与秩序至上的外衣，赤诚相对的人们才发现自己人性深处满怀着对他人的恶意。这场发生在疯人院墙内外的霍布斯式战争想揭示的，正是这种潜藏于现代理性与都市文明背后的个人主义。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支配下，冷漠和无耻是常态。即便视力健全，我们也看不见近在咫尺的他人。
一、失明症：理性的瓦解
失明症是解构稳定秩序的契机和开端，标志着社会生活的非常规性体验。作者用这第一枚多米诺骨牌破解了看似严密周全的现代秩序，在人们修复“断裂”的努力中呈现人类理性堡垒土崩瓦解的全程。失明以前，城市全体居民遵循习以为常的生活惯例而不自知，习惯不断积淀，很自然地在每个人的内心培养起社会性本能。可瘟疫的到来蒙住了人们的双眼，“牛奶海似的白色”【2】充盈了视线，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不便。过去轻而易举的喝水进食、洗漱更衣突然变得比登天还难。一系列连锁反应过后，我们最终目睹了根据日常生活的逻辑无论如何也推演不出来的结局。
在小说世界里，失明症毫无征兆地造访，又毫无征兆地离去，作者丝毫没有为失明症做合理化解释的企图。正是失明症的这种荒诞本质构成了对现代理性的挑战。它重创了现代人深以为然的科技和理性精神，造成的精神伤害远大于肉体。时至今日，眼科医生似乎有理由自豪地宣称，在科学理论和精密仪器的帮助下，他们已经降服了诸多眼科疾病，或者说至少对绝大多数失明的原因有一定了解。可根据作者的描述，第一位失明者在突然之间丧失了视觉，医生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损伤。也就是说，病症只不过稍微逾越了理性认识的边界，科学家们便立马束手无策。
理性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进程不断发展。为了认识、描述、改造自然界，学者创建了种类繁多的科学门类。科学的专业化有助于加大学科开拓的深度，但同时也意味着每门学科所触及的范畴愈发狭小，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愈发清晰。决绝而分明的界限不会给认识对象留下模糊的余地，因为现代人逐渐习惯清晰明了的确定性为他们提供的安全感。
原始人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捏造成神明来敬奉，前现代社会将未知的苦难归于至善的上帝，而现代人则自信地用科技解释一切。也就是说，随着科学之网越铺越大，网孔收束得愈发细密，人们就愈发难以接受不确定性。科学是理性的代名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得力助手。一旦它失效，哪怕只是在这台平稳运行数百年的科学机器的某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处微不足道的短路，也足以给人们带来最深切的忧惧，因为人们早已习惯性地相信这理性的结晶会永远分毫不差地运行下去，直至世界末日。换句话说，人们藏身于科技的庇护之下，反而暴露了脆弱的神经。失明症以其荒诞的本质挑战了理性的底线。
《疾病的隐喻》
这仅仅是第一步，失去视力的恐惧并不足以摧毁对科技的信仰，真正击溃理性的是人们面对不可捉摸的未知时那颗敏感且脆弱的心灵。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写道：“任何一种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3】这句话原本指的是癌症，此处用于描述失明症也同样有效。失明症之于书中人物正如癌症之于二十世纪初的人们。来源未知的疾病促使无法疗救的恐慌迅速散播，在这个以个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里，集体主义首次同时以复仇者和拯救者的面目显现出来。
二、疯人院：有序的暴政
治理与失序相伴而生。为了有效防止疫情扩散，解决失明症引发的社会问题，当局得以名正言顺地将个体的病例抬升到集体安危的高度。凭借恢复往昔的安宁稳定的名目，集体意志仿佛有了入侵并掌控个体私人生活的权力。最能体现这种公共权力扩张的情节是，身居高位的部长大人以维护公共健康的名义，带着警察和医生闯入患者的家门，强行把盲人抓进疯人院隔离。为防止被管控者脱逃，当局还派士兵持枪把守，每天用高音喇叭发布“训令”，以教导盲人“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4】。假设前文的论证成立，即作者利用失明症的荒诞性揭露了象征个体理性的脆弱本质，那如今这种个体批判便自然而然地上升到了对集体秩序的反思。
《鼠疫》
事实上，禁闭与隔离是瘟疫时期治理公共混乱的常用手段，并不为萨拉马戈所独有。“瘟疫在文学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可能是20世纪最著名的例子。”【5】稍加分析加缪笔下的奥兰城，我们很容易发现两位诺奖得主在公共权力的刻画上有何差异，这对深入分析《失明症漫记》里疯人院的寓意很有帮助。
奥兰原本是个繁忙的现代城市，突如其来的鼠疫打乱了居民原有的生活节奏。病死人数迅速增加，政府粉饰无果，只好下令封城。忠诚的士兵把守奥兰的所有出入口，居民无论是否表现出鼠疫症状，一律禁止外出。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全体市民被囚禁其中。“从鼠疫的角度来高瞻，监狱所有人，从典狱长一直到生命不值一钱的囚犯，无不判了死刑，也许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一种绝对的公正统治了监狱。”【6】
相比萨拉马戈，加缪笔下的公权力似乎颇具同舟共济的意味。当局只是切断了城内与城外的联系，奥兰内部尽管人人自危，却还不至于沦落到为了生存而同类相残的地步。主要人物里厄医生和朋友塔鲁都以强力形象示人。他们锲而不舍地抗击鼠疫，还组建了卫生防疫队。人物的挣扎和渺小的努力对于严峻的疫情虽不过是杯水车薪，可人性的尊严却恰恰在这种绝望的抗争中熠熠生辉。可以说，这是一条与《失明症漫记》完全相反的路径。萨拉马戈的瘟疫更具荒诞意味，更具破坏力。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人在失明症面前都一筹莫展。失明指向了无处遁逃的禁闭和猪狗不如的疯人院生活，公共权力的压迫与控制在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时原形毕露。援引文中驻守士官的话足以表明当局的态度：“虫子死了，毒汁也就完了。”【7】
根据福柯的研究，早在16世纪，政府就已经采用隔离和禁闭的手段来对付麻风病人。可在如今这个麻风病早已销声匿迹，人们如痴如醉地为人道主义拍手叫好的时代，当局依旧残忍地收押这些不利于长治久安的异类。失明症取代麻风病，成了附着在禁闭对象身上难以磨灭的文化符号。就像纳粹别在犹太人衣服上的六芒星，失明症是受害者的附骨之疽，成了一种划分不同群体的界限，象征着不由分说的放逐与排斥。
部长启用疯人院意味着旧共同体内部出现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分化，活在我们身边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同胞，而这种心理界限会投射到日常生活和政治中。正常人的道德优越性油然而生，摇身一变成了暴戾的君王。经由集体意志之手，区分和排斥立马转化成政治强制力。盲人被统一塞进了方便管理、“条件最好”的疯人院，任其自生自灭。盲人不忍卒读的悲惨遭遇不断冲击着人道主义的底线。
这种敌托邦式的书写，如前文所说，颇具警示意味。两相对比之下，倘若把加缪的文学尝试看成一种整合，那萨拉马戈的则是一种排斥。《鼠疫》从受难者身上看见了人性的光辉，加缪衷心希望这份为少数人坚守的良善能传递下去直至深入所有人的内心。《失明症漫记》则表明当权者通过排斥、惩罚新分化出来的“敌人”以达到恢复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萨拉马戈同样呼唤尊严和仁慈的回归，只不过他很难相信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回被理性和秩序遮蔽的美德。
三、瘟疫的隐喻
如此一来，这场瘟疫的隐喻已经很明显了。作者精心设置的失明症和疯人院不仅刺激了大都市里彼此疏离的个体因盲从理性和科技而略显敏感的神经，还揭示了公共意志如何利用危机和社会成员心照不宣的冷漠蚕食人性深处仅存的尊严与体面。理性教育默无声息地灌溉了人们内心的个人主义，巧妙地将融入社会共同体的的公民打造成权力的虔诚信徒而不自知。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愚蠢的暴君用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后者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这种联系是更有力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形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8】而这种不易察觉的培养与控制却因突发的失明症暴露无疑。
理性的启蒙（enlighten/iluminar）带领人们脱离蒙昧，在黑暗之间里点亮了第一盏明灯。可如今，刺眼的光亮淹没了人们的视线，彻底的光明也等同于无边的黑暗。如同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批评道：“人类为其权力的膨胀付出了他们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异化的代价。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9】只要人们依然盲目坚信建立在纯粹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性，那堕落成动物的命运也就无法避免。文明或疯癫的划分无济于事，因为文明本身不过是一种道貌岸然的秩序建构。虽然我们自认为有理性且精神状态正常，却依然无法避免被视为疯子并最终成为疯子。这是现代社会无法破解的谜题，也反证了理性和秩序这两大命题的虚伪性。
《失明症漫记》的寓意在于揭露人们深以为然的制度设计，真正触及为理性和秩序所扭曲的人性，重拾对集体和他人的尊重。一如作者在开篇的箴言书里写道“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小说以全人类的复明告终，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对人类的未来满怀信心。事实上，大欢喜的背后依旧贯穿了萨拉马戈的冷峻与严肃。故事的结尾仍然隐含着某种不详的忧虑或训诫：“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着又唱又喊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然到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睛。城市还在那里。”【10】
注释
1 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海南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范维信译， P173-174，此后引用原文皆出于该版本
2 《失明症漫记》，P3
3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程巍译，P7
4 《失明症漫记》，P36
5 Estela J. Vieira: Writing the Present, Rewriting the Plague, José Saramago’s Ensaio sobre a Cegueira and Mario Bellatin’s Salón de beleza, CiberLetras: revista de crítica literaria y de cultura, ISSN-e 1523-1720, No. 7, 2002
6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鼠疫》，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10月第1版，李玉民译，P193
7 《失明症漫记》，P48
8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12年9月第4版，刘北成、杨远婴译，P113
9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渠敬东，曹卫东译，P6
10 《失明症漫记》，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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