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走评《黑暗时代的爱》：王尔德的爱情戳印

《黑暗时代的爱》，[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著，柏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48页，59.00元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的《王尔德传》里，使用了“爱情戳印”一词来形容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绵延多年的感情。

“1894年，道格拉斯的父亲威胁截断他的经济来源，他不以为意，只依靠王尔德的慷慨大度。因为王尔德和道格拉斯都既不执行也不要求性忠诚，金钱就是他们的爱情戳印。”埃尔曼在传记中这样写道。

没有性忠诚的两个人，为何还能维持如此深厚的情感，埃尔曼无从解释，便用了金钱这个假设——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也许只是我们外人最简便的自圆其说。

科尔姆·托宾显然不同意这样无端的揣测，使用“金钱”两个字甚至稍稍有点冒犯到某些他最想要保护的东西。他打足精神，在《黑暗时代的爱》里，花了两页纸的功夫，来为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情感“辩诬”。

他把金钱两个字扔回给了埃尔曼，他认为这“更多地展现了埃尔曼自己”，然后他根据自身的经验——他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认为“爱情戳印”来自一种很难清晰定义的情感：对彼此的吸引、对彼此的需要、一种同性恋解放前“难以界定和解释却至关重要的东西”。

这样模糊的描述难以说服读者。托宾转而叙述了异性恋世界中的“常态幸福”，即一种情感上的爱恋与肉体欲望的满足这二者合二为一在异性恋中是常见的。但是在“大多数社会”的同性恋身上，这二者是很难合二为一的，肉体欲望的对象往往难以成为恋爱情感的对象。正由于这种重合的罕见，一旦同性恋能够寻找到二者的结合，“就能产生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发的爱恋大抵是强烈而持久的”。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詹姆斯·梅里尔和大卫·杰克逊、以及王尔德与道格拉斯，这些维持长久的同性恋关系，都被托宾归因于此。在托宾看来，精神与肉体爱恋的重合所激发的“爱情戳印”，让很多同性恋人即便在肉体吸引力消退之后，依然能保持长久的的羁绊，“哪怕这种关系对外界没有意义”。

《黑暗时代的爱》收录了托宾的一些短篇人物传记，从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一直到二十世纪末的阿莫多瓦，主角都是同性恋，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各个时代，经历着同性恋从被惩罚到被宽容的历史时刻。法律、恐惧、疾病，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附着于滋生它们的社会，使二十世纪的某些时刻成为同性恋的黑暗时代。但是托宾的重点显然不是铺陈痛苦，或者呼喊绝望，他要挑战的是描写同性恋在战斗姿态与平凡的欲望之间来回摇摆的暧昧、撕扯与勇气。福柯意识到同性恋的幸福是一种严重的“越界”，那么追寻这种幸福就是一次边界的扩张。

王尔德

压迫催生的博爱

托宾的书名《黑暗时代的爱》（Love in A Dark Time）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甚至“爱情戳印”这样特定时代的情感，也曾被汉娜·阿伦特所谈论。

汉娜·阿伦特所论说的“黑暗时代”，有其特定的政治关怀——公共领域的遮蔽、人们不再关心和谈论政治、退回到私人生活的所谓“思想自由”，这样的时代被其称为“黑暗时代”。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人们，要么厌恶“世界”（汉娜·阿伦特的“世界”一般指的就是人们交往的公共领域），要么将世界变为一种仿佛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关的背景而不是真正可以谈论的东西。

阿娜·阿伦特自然对“黑暗时代”有着自身的生活经验，她体验过最糟糕的时代，并给这些时代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立传，“如果这样的情况过于糟糕，那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她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遭受着“非人”对待的的人们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博爱”——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人性”——汉娜·阿伦特敏锐地抓住这一点，来论述当“世界”撤退后的人类场景。

卢梭把法国大革命精神中的“博爱”视为人性的完满实现，他看到了时代的征候，为大革命精神塑形。这种底层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爱（博爱的本意就是兄弟之爱，fraternité），来源于当时底层人民对压迫阶层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憎恨。“当时代变得极其黑暗，以至于对某些人群的洞察力和选择能力来说不再能够从世界中撤离时，这样一种人性的出现，事实上就成为必然了。”这种人性，从表面上来看，带着人类的“永恒的博爱”，在被奴役的人群中扩散开来，最终被思想家提炼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对当时拥有这种“博爱”的人来说，其代价就是对“世界”的极端的丧失。如同一种物理现象，在极大的压力（迫害）之下，被迫害者不得不靠得如此之近，他们之间的摩擦所迸发出来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芒，其浓烈辉烂足以让后世铭记——但他们之间的空间消失了。

如果把同性恋之间的“爱情戳印”放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之中来看，就大约能理解“黑暗时代”的深一层含义。托宾将“爱情戳印”视为一种同性恋之间的特殊纽带，这条纽带与同性恋在早期历史中所受到的压迫密不可分。这种压迫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同性恋原子一旦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即兼具肉体欲望与情感的对象），就只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时间也无法将其分离。但是同性恋同样也要为此付出失去“世界”的代价。他们被这样的“光”所吸引，或主动或被迫撤出了“世界”——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内在移民”，这些同性恋（在她的口中，是那时候的某些德国人、犹太人）的行为和情感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公共议题，退缩到“思想与情感的个体性”之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这句话乍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很多同性恋并不承认自己与现实之间存在抛弃或被抛弃，也不承认“爱情戳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对现实的产物，但托宾决定直面这个问题。

天主教、爱尔兰人、同性恋

1993年，《伦敦书评》的编辑安德鲁·欧海根怀着一个约稿的愿望拜见了托宾。他想让托宾写写有关同性恋的文章。“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托宾回忆说。他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但并不觉得这可以诉诸于文，“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

托宾生于爱尔兰东南部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克西（Enniscorthy, County Wexford），托宾家族从一百多年前就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了解爱尔兰人的“黑暗时代”。托宾的祖父帕特里克·托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曾参与1916年反抗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祖父被押解到了威尔士的监狱，和一战的德国战俘关押在一起。父亲布里德·托宾也是爱尔兰共和党成员，支持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

托宾小时候是个口吃，九岁之前他都无法阅读（现在已经克服，各种采访中都能够侃侃而谈，语速颇快）。中学时候的托宾在家乡一家天主教男子寄宿学校就读，他对男性的性意识可能萌发于此时。“我发现一些神父对我很有性吸引力……如果当时他们要对我怎么样，十五岁的我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

1960年代的爱尔兰，依然是一个被天主教主宰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爱尔兰社会学家米歇尔·麦克·格雷伊的著作《再论爱尔兰的偏见》中提到，直到1996年，才显示仅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爱尔兰人认可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认可同事可以是同性恋的人也只有百分之十五。六十年代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托宾记得那时的氛围。他记得那几年，他们镇上有两个年轻人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不当行为”。这是托宾十三四岁时候的事情。

托宾说那是一个“专权的教会、和孱弱不安的政府联手打造的黑暗时代”。但是，罅隙也正好从最坚硬的那个地方裂开。1990年代，各种同性恋绯闻困扰着爱尔兰的天主教会——都柏林的的一个神父死在了同性恋桑拿浴室，高威郡的神父性侵了年轻男子……为什么反同性恋的天主教会反而会成为同性恋们的隐蔽之所？进入神学院以逃避婚姻的压力也许能解释一部分原因，天主教不允许神父结婚，“如果他们不是同性恋，也许便不会进入神学院。”托宾说。而在神学院以至后来的神父生涯中，这些同性恋将不被允许谈论他们的性取向，因为这是一道“禁忌”。

这道禁忌如今已经解体。1993年爱尔兰将同性恋除罪化，2015年全民公投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一切都变得像陈年往事。但就像汉娜·阿伦特要为曾经黑暗时代的哲人们立传一样，托宾在用这本《黑暗时代的爱》和“世界”展开对话。“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

要真正将“爱情戳印”从一种特殊的情感“拯救”回到“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谈论它。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阿伦特。他开始接受《伦敦书评》的邀请，不停地写同性恋作家、诗人的传记。他的双重身份——爱尔兰人和同性恋，让他将目光聚焦于除王尔德之外其他的爱尔兰同性恋身上。“罗杰·凯斯门特”这一章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一位被确认的爱尔兰民族英雄会不会是同性恋？在“黑暗时代”，谈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如今托宾旧事重提，他要将这一连串的同性恋们的历史书于竹帛，流传后世，“有必要不时地让他们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

科尔姆·托宾

很明显托宾是抱着著史的心态写下这些文字的。为什么要像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人一样，编撰这么一本传记体的小史书？与其说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开始崛起之后的一种历史建构的内在需要，不如说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黑暗时代”之中被压迫的人。

要将“博爱”或者“爱情戳印”重新拉回到“世界-公共领域”之中，唯一的途径就是和别人谈论它们。这种在“黑暗时代”形成的人性的高度，不应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私人生活。犹太人、爱尔兰人通过理解他们的历史来理解压迫与人性，但“大多数同性恋在孤独中长大”，没有历史，“没有诉说历史上的不公的民谣”。

甚而可以说，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同性恋，对于任何被压迫者而言，讲出一个故事，并和别人谈论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几天前，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发微信给我，说她觉得很愤怒，想哭，但又不知道做什么，问我“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能回答这么终极的问题，但我的本能却使我脱口而出对她说：“有用的。”那些发生着的事情，需要有人去记住并讲述，那些黑暗时代所发生的爱或荒诞，需要通过讲故事的人来传递给未来。“编成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一旦有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不会轻易灭绝，它像风一样充实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隙，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