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护理中，护士需要密切关注病人的各种情况，及时给予帮助。她们提供的不只是医疗服务，还有情感支持、乃至社会事务方面的协助。我们最好意识到，这些工作并不仅仅是护士出于爱心的奉献，而应该被视为专业护理工作的一部分。
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大规模爆发，抗疫成为全中国当下最紧要的工作。在这次抗击新冠的行动中，医护人员作为主力军备受关注。由于女性护士居多，医护人员中女性的占比也就相应较高。可能由于应对仓促，早期给医护人员的物资准备中，没有考虑到卫生巾等女性必需的卫生用品。当一些志愿者发起为前方抗疫姐妹捐赠卫生巾、安全裤的活动之初，一些医院管理人员还以并不需要为由拒绝了。
有人认为这或许是医院管理层中女性较少，在做相关决策时未能考虑到女性的利益和特殊需求的缘故，幸好这种现象很快就有了改善。不过，医护群体中女性需求被忽视，也可能跟护士在医疗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有关，而这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议题。
媒体报道中的护士：专业人员还是服务员？
在媒体上发布的各类嘉奖、先进个人评选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即得到表彰和嘉奖的主要是医生，护士比较少。对护士工作的重视不足，表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男医生被采访，请他们就如何医治病人发表专业意见，但看不到多少对护士的这类采访。更多报道围绕着护士的性别身份来做文章，她们如何为了抗疫牺牲女性气质（如剃头、口罩痕、红肿的手……），她们的性别角色如何与职业发生了冲突，如作为女儿没法照顾父母、作为母亲不能照顾孩子、作为孕妇难以好好休息……尽管这些报道使得护士的形象更立体可亲，但却缺失了更紧要的一环，即她们对病人的治疗起到了何种关键性的作用。
有读者对一些充满性别刻板印象的报道不满，在网上提出了批评。例如学者李思磐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媒体的镜头，把危难中的公民与专业社群履职的行为，变成了一场古老的献祭仪式。这些天不乏这样的报道，通过聚焦于女性医护的头发、乳房和子宫，把她们从社群的保护者，变成了被动的牺牲品”[1]。尽管报道中一些当事方后来做出了解释，例如甘肃妇幼保健院就声明剃光头是医护人员自愿，并非强迫。
实际上，报道中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马冬玲曾对自1949年以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中的护士形象进行过梳理，她发现，由于绝大多数护士是女性，而传统性别分工导致发生在家庭中的身体照顾劳动主要由女性来承担，对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的态度往往延伸到了对医院护士的态度中来，从而影响到了对护理专业的看法。这在报道中具体体现为：一是强调护士劳动过程中的爱心而非技术；二是将护士与家庭责任联系乃至对立起来。这些表现跟当下的媒体报道对照起来看，可谓是如出一辙。
该文还提到，早期《人民日报》的报道曾明确护士属于知识分子，护理是科学技术工作，但随着市场化进程，护士的职业地位出现了下沉现象，职业发展面临困境。同时，对于护士工作的繁重，许多报道中也有体现。如2013年5月10日李红梅的一篇《护士流失令人忧》的文章中提到，一半护士每天工作超过９个小时，甚至连喝水、上厕所、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2015年5月12日姚友明等人的报道指出，有的夜班护士须照顾80名患者[2]。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报道中护士的高强度工作，并非抗疫时期才有，平时就普遍存在，而对于护士职业的发展困境，当下的媒体报道则基本没有涉及。
目前对于媒体中女性医护报道的批判，涉及到的议题很多，如月经禁忌、性别文化、性别歧视等，但另一方面，还有不少重要议题暂时未被关注到。例如对于这次参与抗疫行动的女性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而言，公众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卫生巾和安全裤，同时也迫切需要公众、医疗体系认识到护理工作的重要性、繁重程度以及对其工作的相关支持性，并意识到她们在工作领域中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困难。这些问题不是在这次疫情中特有的，而是一直就存在着。
医护体系中的性别差异与不平等
护理职业中的女性化现象并非自然选择，而是社会性别规范变迁的一种反映。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女性天生更适合做护士，护士之所以多为女性，有其历史原因，综合来看可说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妥协。曾有研究分析近代护士职业女性化的现象，认为一方面，现代关于妇女独立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话语为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性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合理化了护理对象对女护士的需求，护理职业特质的建构与中国社会对女性气质的期待合理化了女性与护理职业之间的匹配，而职业回报的降低又进一步将男护士排挤出去。[3]
1949年以后，护理专业有了更大发展，护理本科生也一直在扩大规模，但迄今为止，国内仍存在较明显的重医轻护现象。尽管不少人承认医生与护士是不同专业的医疗工作者，两者在职业地位、重要性上是平等的，但现实中医生、护士的关系却并不完全平等。从职业发展来说，护士没有太多发展空间，大多只能做到护士长或者护理部主任，难以进入更高层和决策层。同时，护理的专业性经常遭受质疑，有人甚至认为护士不是专业人员，她们的工作就是打针、发药、铺床以及打扫卫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在此次疫情中牺牲的武汉护士柳帆，也曾经被有的人称为只是“一个打针的护士”。网上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个感染了新冠的病人正在斥责护士，要求她打扫卫生间，并说这就是她的工作。护士的收入和待遇不高，或许与护士群体在一些人眼中不被视为专业人员有关。在职业体系中，“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剥削性的，因为前者往往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多的认可，并享有更大的权力和权威——即使其工作往往直接依赖于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工作才得以可能” [4]。在不了解护理工作重要性的人眼中，或许医生和护士的关系就是如此。护士的职业地位不受重视，可能导致医院中护士流失严重，医护比例不平衡，给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相对于医生，护士的工作也非常关键。在护理中，她们需要密切关注病人的各种情况，及时给予帮助。她们提供的不只是医疗服务，还有情感支持、乃至社会事务方面的协助。例如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就看到了许多护士在竭尽心力安慰和鼓励患者，她们在防护服上写上各种正能量话语，采集小花消毒后给患者送到床头插瓶，在病房里面带领大家跳舞和做锻炼，帮助中小学生患者解决上课、复习等问题……我们最好意识到，这些工作并不仅仅是护士出于爱心的奉献，而应该被视为专业护理工作的一部分。
在与病人长期的近距离接触中，护士更容易与患者产生共情，从而也更可能出现共情疲劳、职业倦怠等问题。在一些特殊时期，如传染病爆发时，护士的心理压力会很大。有研究显示，在NCP（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防控期间，临床护士（四川某地）存在一定的心理应激压力，1/4 或以上的护士都出现了身体不适感、无意义的行为[5]，甚至影响了正常的饮食和睡眠，某些因子甚至超过了SARS护士的心理症状水平[6]。相应的，护士这一群体应该获得足够的系统内支持和社会支持。
人们大多认为男医生和女护士的关系复制了父权制结构中的传统性别关系，那么女医生与女护士的关系又如何呢？有研究发现，相比于男医生而言，女医生往往更能与女护士建立起平等的乃至朋友式的关系，日常相处中体现了相对平等的模式。而且，女医生也更倾向于认可护理是一个与医学不同的、平等互补的专业，她们对医护之间的专业壁垒并不敏感，也不坚决维护[7]。看起来，医生这个职业中的性别平等进程，也将有助于医护之间平等关系的实现。
新发传染病应对中的护士角色探讨
作为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初级保健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核心。护士和助产士因为在塑造保健系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世卫组织关注的对象。有关数据显示，如果要在2030年实现全民医保，世界还需要900万护士和助产士，因此世卫组织一直在督促各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解决护士和助产士短缺的问题。为了宣传护理的重要性，世卫组织还将2020年定为国际护士和助产士年，此举也是为了纪念近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诞辰200周年。在这一年，世卫组织将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庆祝护士和助产士做出的贡献，并呼吁各国政府对护理和助产士进行有计划的投资。
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了护理的重要性，但护士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弱势地位仍然未能得到彻底改变。在许多国家，政府对护理工作提供的财政资助不足，护士通常被视为医生的辅助人员，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无法或不被允许承担管理职务。由于多数护士是女性，女性的地位也会影响到护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在那些性别歧视严重的地区，护士可能受到更多歧视。基于这样的现状，世卫组织的专家一直在呼吁重新界定医生和护士的作用，对护士和助产士进行更多、更好的教育和培训，鼓励护士积极参与有关护理主题的研究，让护士在卫生系统中承担相应的领导职能。
为积极利用护理团队潜在的强大力量，有效促进卫生系统内的变革，世卫组织还特别制定了《2016-2020年加强护理和助产的全球战略方向》，为世卫组织和各主要利益攸关方制定、实施和评估护理和助产的成就提供一个框架。该框架指出，护士和助产士是提供基本保健服务的关键，也是加强保健系统的核心力量。护士和助产士通常是对复杂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的第一反应者，同时也是社区的保护者和倡导者，以及卫生医疗团队内部的沟通者和协调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应该让护士和助产士积极参与各级政策、方案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那么，在新发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中，护士的作用是什么呢？在Edmonson、McCarthy、Trent Adams、McCain和Marshall的论文“新出现的全球健康问题：护士的角色”中，他们讨论了包括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在内的若干议题，认为护士具有宝贵的专业知识、能力和基层经验，可以为医疗团队提供重要的专业知识和观点，并有效影响到传染病爆发的预防、传播和管理进程。他们指出，护士在参与制定旨在减轻新发传染病的医疗和社会政策方面能发挥更关键的作用，然而，公众对护士的这些关键作用还缺乏认识，这种现状需要改变[8]。
如何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不同国家根据国情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的模式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病人分类被送到各级医院，集中进行治疗和护理，然而目前对护理工作的报道、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护理工作没能受到公众足够的重视，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要改进的方向。在其他地区，如日本和美国不建议轻症患者入院，而是让病人居家隔离、在家中自愈（也是武汉早期的模式），这就涉及到了社区健康议题。家庭护理比起设备齐全的医院而言，可能更需要社区护士的技术支持。在许多国家，护士是社区的主要照料者，她们在帮助社区预防和治疗患者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
[1] 李思磐：一场事先张扬的落发仪式，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73678128611617，《新媒体女性》
[2] 马冬玲：护士形象的再现 ———对《人民日报》1949年以来文本的分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3] 马冬玲：近代护理职业女性化中的性别协商，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4]（美）艾丽斯·M.杨：正义与差异政治，李诚予，刘靖子（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4页。
[5] 文中是这样解释无意义行为的：NCP 如此快的传播速度引起了临床护士的强迫和恐怖心理反应，她们试图通过一些无意义的行为或冲动来改变某些现状，比如过度防护，对公共场所、可疑人群以及疫情相关资讯产生恐惧心理。
[6] 朱华蓉，陈飞，陶莉，熊倩，何娟，唐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期间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临床护士的心理应激现状及其 影响因素研究，《现代临床护理》网络首发论文，2020-02-24
[7] 马冬玲：“软”技术的社会建构及其不满：对护士劳动过程的质性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8] Edmonson C, McCarthy C, Trent-Adams S, McCain C, June Marshall：Emerging Global Health Issues: A Nurse’s Role，The Online Journal of Issues in Nursing Vol. 22, No. 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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