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疫”中，科普工作者一方面要向公众普及正确的防疫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反击各种稀奇古怪的谣言：比如抽烟喝酒的人不易感染，比如点眼药水吃九枚鸡蛋可以阻挡病毒侵袭……虽然这些谣言荒诞不经，稍有科学素养的人都会嗤之以鼻，但部分国人还是容易轻信——值得欣慰的是，至少没有人再散布诸如“疫鬼”之类的传说了。
古代医学不昌，一旦发生瘟疫，往往在很短的时间里尸横遍野，十舍九空，这无疑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惧，认为这种可怖的景象一定是妖魔鬼怪在作祟，甚至专门划分出了“疫鬼”这一“工种”。而疫鬼的面貌和击退它的办法，也始终五花八门，说法不一。
一、疫鬼长啥模样？
最早记录疫鬼的古籍，大约是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说颛顼氏有三个儿子，“生而亡去为疫鬼”。后来晋代的干宝在《搜神记》里将其细化，说这仨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但它们具体长什么样子，可是只字未提。
《搜神记》
直到南朝刘敬叔所撰《异苑》里，疫鬼才第一次得到具象化。此鬼名叫“黄父鬼”，经常在湖北黄州一带出没，钻进人家家里，只要张口而笑，其家必得疫疠，此鬼“所著衣袷皆黄”，一会儿高一会儿矮的变化不定。还有一种说法是，它的名字中有个“黄”字并非身穿黄色衣服，而是“胸臂皆有黄色”，它的个子很高，“人裸身形，长丈余，肤貌端洁”，会的法术很多，不仅能隐身，能随意开户闭牖进出别人家庭，还能变成烟气、石头、妇人，走路时留下鸟兽的足迹，足迹都很大，“掌大如盘”。不过《异苑》里的疫鬼还曾经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那是在元嘉五年的秋天，一个“衣服臭败，两目无睛”的老太太突然站在人家的门前，而第二年的三月，被其光顾过的家庭就会死于瘟疫。
到了明代，钱希言所著的《狯园》里，疫鬼的形象又变成了一群小孩子。湖北京山县有户姓蒋的人家，家中有个儿子，有一天夜里“忽被人引出门”，见门外“数百小儿，着各色彩衣”，蒋氏子还没看清楚，那些孩子突然一下子全消失了，地上只留下数百面小旗。蒋氏子心惊胆战地蹲下身，俯首向小旗看去，只见上面都写着“天下大乱”四个字。这时太阳升起，数百面小旗隐隐而没。他反复思忖也不知道该做何解……没过多久，“里中疫病流行，蒋氏家口死者数十人，方知是疫鬼所为”。
疫鬼的形貌不仅为人，还有为物的。《子不语》中写一个名叫徐翼伸的人，“天暑，浴于书斋”，月色微明，他觉得窗外有一股怪气喷入，顿时如晓行臭雾中，又冷又恶心。几上的鸡毛帚突然盘旋不已，床上所挂的浴布与茶杯一起飞出窗外，撞到一棵黄杨树上，打得粉碎。徐翼伸一向胆大，他将鸡毛帚一把抓住，才发现这并非平时放置在几上的那把，它“湿软如妇人乱发，恶臭不可近，冷气自手贯臂，直达于肩”。徐翼伸忍着寒气，抓住不放手，这时传来一阵古怪的声音，仿佛从瓮中发出来的：“我是疫鬼，你赶紧放了我！”徐翼伸大怒：“是疫鬼我更不能放你了，免得你再去害人！”然后将它封入坛罐，沉入太湖。
正是因为瘟疫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巨大，所以在医学无能为力的年代，百姓们只能用悬挂符箓、乡傩跳神等方式“免疫”。清代学者李庆辰在《醉茶志怪》里写天津城隍庙“每四月赛会”，当地人头戴假面具，穿彩衣，持钢叉，装作疫鬼，举行驱鬼仪式。同治壬戌年（1862年），天津突然爆发大规模瘟疫，五六月的时候最为严重。有个姓宋的，夜里起身出门，找了个街角解大手，突然见远处有灯火自西边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厉鬼数十，状皆奇丑，持叉而过”。宋某心里嘀咕，这大概是搞赛会表演的乡民吧，视其渐渐远去才折返回家。到家跟朋友一说，朋友大惊失色道：“此非赛会之时，乌得有是？！”宋某愕然，然后突然浑身寒战不止，吐泻大作，到了第二天早晨就染疫而亡了。
二、疫鬼最怕什么？
《狯园》
驱赶疫鬼的方法不止乡傩和跳神，还有击钲敲鼓放爆竹。《狯园》中写民俗：“岁除夜，里中男女相聚叫噪，击钲鼓，举爆竹，喧哗不绝，谓之驱疫，率以为常。”当时吏部尚书魏骥正在老家萧山县致仕。刚刚吃完年夜饭，他率领子孙步出大门外观看烟花，忽然见到灯火中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疫鬼，“纷纷满路，往来冲突，如投奔状”。魏骥笑道：“何其鬼怪之多若此哉！”然后把脸一沉厉声说：“你们这些魑魅魍魉，今天无路可走，我暂且容你们在吾里中小宿，明日可以往西村土豪王家去！”然后就听见隐隐的呼啸声。左右人看不到那些鬼怪，只看到魏骥“指画处分，如与人言，而不睹其形也”。开春，西村突然发生瘟疫，凡是姓王的人都得瘟疫死了，孑遗无有，而魏骥所住的村落平安无事，时人“咸以魏公为神明”。
说真的，这篇笔记给笔者的感觉相当差，抛开故事本身的真假不说，魏骥好歹也算明代名臣，遇到危害民生的灾祸不加以遏止不说，还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实在是令人不齿——这里插一冗笔，我国古代笔记中固然掺杂了不少愚昧迷信、重男轻女的腐朽思想，但总的来说还是宣扬善有善报、宽仁博爱的，像这篇这样在基本道德上都出现问题的，还真不多见——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篇笔记里的疫鬼暴露了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怕官，哪怕是已经退休的官员。
甚至，就连还未当官，但仕途看好的人，疫鬼也怕。
《集异新抄》
明代笔记《集异新抄》记一事：有个名叫陆完的人，外出赶上下雨，便在人家的屋檐下避雨。很久雨脚都无歇意，他轻轻推开人家的房门，希望能借张椅子稍坐片刻，谁知眼前的情形让他大吃一惊：屋中横七竖八倒着六七个人，问了其中一个男子才知道，他们都感染了瘟疫，只能僵卧室内等死。陆完不懂医，又怕被传染，只好退回到屋檐下，等雨停才离开。几天后，有人突然来到他的家中登门道谢，一看正是那天跟他说话的染疫男子，而今虽然面黄肌瘦，却已病愈。男子对陆完说，前几天全家生病的时候，每个人身边都坐着三四个疫鬼，“一家顿有二三十鬼，渐至困剧”。忽然有一天，门外传来疾呼，说“陆尚书要来了”，而后冲进两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挥剑朝着群鬼就是一通乱砍，吓得群鬼四散奔逃，有个小鬼忙不迭问：“哪个陆尚书啊？”有个大鬼回答他：“前村陆某之子，快逃吧！”说完便踰垣穿穴而去。等这些鬼跑光了没多久，陆完就推开门来借椅子了，“由是一家得安”。
后来陆完于成化二十年考上进士，一直当到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看来一个人只要有当官的命，哪怕是未显之时，冥冥中都有人替他开道驱鬼啊！
除了官员，疫鬼还怕节妇。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者甚众，市中棺材售之一空。杭州有金姓者于前一年除夕听见门外有鬼声，俄而又闻有人说：“此家有节妇。”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见墙上画一大红圈，金某很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放在心上。“及夏间疫盛，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始悟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
三、谁让疫鬼认输？
官员也好，节妇也罢，在笔记中所“弘扬”的，归根结底依然是封建社会的价值观：无论何等鬼怪，无论它们怎样横行无忌，在世俗的统治秩序和道德准则面前，都不能不俯首低头——疫鬼之所以是伪非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们的“身上”有太多人间世的投射，一望即知不过是文人根据现实编造出的另一个平行世界。
《右台仙馆笔记》
而在真实的世界里，疫鬼是不问患者身份的贵贱与高低，一律要夺取性命的。在清代笔记中，记载瘟疫带来的可怖景象，首推《右台仙馆笔记》中的一段文字：“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或在墙壁中，或在承尘上，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病者。病皆骤然而起，身上先坟起一小块，坚硬如石，颜色微红，扪之极痛。旋身热谵语，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处甫割，彼处复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导致死亡蔓延的应该是鼠疫，瘟疫带来的不止肉体上的死亡，还有因为过度惊恐而带来的精神错乱：“方疫盛时，村民每于夜间见鬼火，数百数千，成队而行，近之则闻锣声、鼓声、铃铎声、吹角声、马蹄声、器械摩擦声，月夜并见有旗帜之象。又往往有人忽然倒地，如酣睡者，越日而苏，辄言有兵马经过，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某处而返。”数日之后，其所言某处，无不大起瘟疫。俞樾沉痛地写道：“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路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但也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愈发能闪现人性的光辉。
《埋忧集》
清代学者朱梅叔在《埋忧集》里写一地发生瘟疫，“尝有一家数十人，合门相枕藉死者，偶触其气必死”。有个书生名叫王玉锡，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染疫，“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无人敢窥其门”。王玉锡毅然说：“我怎么能坐视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得屋去，将死者一一棺殓之，最后才发现有个尚在襁褓的孩子“犹略有微息”。王玉锡将他抱出，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锡居然平安无事，连疫鬼也怕了他了，“岂非人之好义，天亦不能为之制耶”？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虽然知道王玉锡没有感染瘟疫，纯粹是出于好运气使然，但是在天灾面前，只会垂头丧气、哭天抹泪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奋不顾身、奋勇一战！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有多少像王玉锡一样的医护人员、公职人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心怀高义、殒身不恤地投入到一线的防控工作中，用他们的大爱挽救了无数的生命，最终把疫鬼打得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天亦不能为之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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