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在新文学百年历史里多次遭遇“她们”和“她们”的写作，也曾在日常生活处境里感同身受“她们”笔下的细节，“女性”作为个体、群体、他者、自我，一直是不同历史时空里社会总体意识的“性别”镜像。
2020年第2期，《十月》杂志邀请批评家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包括张莉、贺桂梅两位学者对当代“女性写作”的理论与创作梳理，翟永明、林白、叶弥、乔叶、金仁顺、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十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相信这些作品，会带来更具丰富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本专辑面世之时，这个特殊的3月8日，疫情中的女性劳动者正在进入大众视野，越是幽暗的时刻，越是期待“她们”在公共话题中的显形。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邀请“新女性写作专辑”的作者们，就“女性写作”“疫情中的女性”等话题与读者分享。
您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处境，总体的与个体经验意义上的？比如您更多关注哪一类女性群体，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性别意识上有什么特征？
叶弥：中国的女性处境挺有意思，无法一言以蔽之。北方和南方不大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很大差别。家庭富裕或开明与否，也会造成女性不同的境况。很多时候，关上门，女性就是家里做主的那个人。开了门，她就是丈夫或儿子身后的那个人。我认识一位优秀的女性，她嫁在南方，丈夫对她很尊重和宠爱。八十年代她带着丈夫回北方老家，丈夫惊讶地看到她不能到客厅的大桌子上吃饭，所有的女眷只能去厨房吃饭。时至今日，社会已有了很大进步，很少有女性需要为自己的性别去挣体面和尊严。当今社会，女性需要的更多的是求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努力体现价值。当女性在体力上与男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女性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应当与男性一样具有价值。这是一种需要被肯定的前提，因为女性如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一定要获得更多的权利。
我更关注知识群体的女性，她们对世界具有更明晰的责任心，并且更有实现理想的途径。理想，有时候就是权利。她们中的许多人具有不同一般的话语权，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是“建设者”、“创造者”、“指挥者”，而非仅仅是“女性”。她们已经挣脱了传统女性的桎梏，所以更能感受到女性解放的意义。女性解放，关乎爱，关乎人类进步。而女性的修养、智慧、勇气、能力，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因素。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并担当更多的责任，最终目的是自我完善。
张天翼：今天女性处境其实是变糟了，不过女性变得更警惕更清醒了，比如资助失学女童的某慈善项目的广告语：“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母亲的素质影响未来全民族的素质。”这句类似今天我们给神户牛听音乐、将来牛肉会更好吃的话，其实不是今天出现的，它在九十年代创设基金时就有了，那时似乎没人反对（否则也不会留到今天还没改），但现在女性把这句话骂上了微博热搜，她们清晰地说：恶心！她不是谁的母亲，她首先是她自己。
我更多关注的是那种“糖果深渊”里的女性，她们觉得眼前都是静好的岁月，都是糖，其实已身在深渊之中，就像儿童游乐场里彩色
孙频：我觉得现在在我国，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不包括各种理论和主义），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程度的发展，以及女性意识的增强，这两年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反倒更为不利了。已经从一个旧秩序里出来了，但那个新的秩序似乎还没有确立，心里已经接受了两性平等，接受了女性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一旦进入现实又有深重的无力感，发现女性仍然是隐形的弱势者，仍然得向一系列规则与约定俗成的东西妥协。写作中，我一直比较关注处在各种夹层里的女性。
蔡东：说到女性处境，有时候我觉得挺意外的。我接触过一些职业女性/知识女性，让我惊愕的是，她们居然可以容忍来自所谓男性权威的贬抑和打击，接受女性在智力活动方面是弱者的暗示，自我评价很低。在家庭中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可能还处在精神依附的一段关系中。我关注比较多的还有年轻学生，相当一部分女同学的女性意识较为鲜明，懂得质疑陈腐之见，对于被引导或塑造成为符合男权标准的女性——“受欢迎的”女性，有些女同学明显没有兴趣。回想起来，我在她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对性别可能造成的不公平远没有她们敏锐。当然，观察的样本有限，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性也很大，大家活在同一个年代，同时也活在迥异的意识里。
金仁顺：这个话题如果以“总体”而言，实在太大、太复杂了，只能从个体经验上谈谈。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很多见过她的人都讲，怀的是个男孩儿。结果生下来是个女儿。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像男孩子一样度过，疯跑、游戏、打架、冒险，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母胎里就受了暗示。
一方面野蛮生长，另一方面，因为出生于朝鲜族家庭，我见了太多男尊女卑的现象，男人永远坐在桌边，享用美食美酒，颐指气使；女人在厨房忙碌、侍奉，除了酒桌边的男人，还要照顾家里的长辈和孩子。事实上，她们大部分是职业妇女，工程师、医生、教师，甚至是领导干部，她们的收入并不比男人少。我很奇怪那些不幸福的女人们为什么不离家出走，而是选择默默忍受？事实上，没有男人，很多女人能生活得更好。这些女人因为无休无止的家务以及家庭负担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追忆逝水年华时，她们不后悔吗？很多人热衷于歌颂母亲的伟大无私，但“伟大无私”作为对某个女人倾其一生奉献的结论，多么空洞虚无。
我从少女时代就没打算过这种生活。我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完全是出入对性别不公平现象的无法释怀。母胎时期的被性别预期、成长际遇、以及很早就开始的阅读，这些因素集结起来，形成了我的社会性别，我是中性。我的精神世界里面，一直是雌雄同体的。针对不同的事件和情绪，有时候，“她”会奋起；有时候，“他”占上风。
我关注和我的境遇差不多的女性、以及我熟悉的女性群体。她们如何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如何处理爱情和婚姻在生命中的比例关系，如何生存才是最有意义的。这种努力和意义能否改变整个社会的性别观？社会角色很重要，对性别观起着重要作用，
我认同社会性别的说法。我觉得社会性别是一种个人选择。
乔叶：近些年，我更关注大龄未婚的女性，因为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女性。她们热爱工作，赚钱不少，独立，聪明，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婚恋对象。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她们对男人都有相当的要求，即使年龄不小了，也不愿意降低这种要求，不愿意妥协。可以说，这些女孩子的小宇宙都挺强大的。就新时代女性的理想价值观而言，她们的态度所意味的似乎都是正确答案。但是，她们也有相当虚弱的时候，却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虚弱。所以我其实也有些困惑：女人的强大到底应该怎么来阐释？男人和女人到底以怎样的状态相处才是最和谐？传统女性的存在意义何在？我想，这些都可以是女性写作的内容。
周瓒：简单说，从身份与责任的角度去理解今日女性之处境，各种观念与成见都会显现出来。仔细考察，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女性尚未被当成与男性平等的个人，而是在各种利益与偏见的意义上被物化和利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总是大于或偏离了女性实际应承担的责任。我不是说女性应该承担更少的社会和家庭责任，而是认为现实情况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泛泛而言，我关心各个阶层的女性处境，只要我能够看见，我都想更深刻地了解她们的生活与遭遇。
文珍：我觉得现在女性的处境其实比较两极分化，虽然总的来说仍然处于一个总体性的男权社会里，有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性别意识已经进步，所处的工作环境也相对性别友好，即便遇到糟糕的事，也多少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平时也会不断学习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也更容易因为个人能力获得外界的尊重和工作机会；但另一些相对没那么幸运，受教育有限的女性，则可能受到性别的桎梏更多一点，被侮辱和损害了也未必可以明确地自知，一定要到非常严重的情形下才会反抗，否则就始终默默忍受。我可能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会更关注后一类群体多一点，希望能够为改变她们的处境尽绵薄之力。
戴潍娜：伍尔夫的时代，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今天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大房间。那些狡猾隐蔽地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社会角色，让女性必须放弃很多，才能朝着幸福前行；而任何女性意识的觉醒，几乎都是以幸福作为代价。一个醒来的女性，必会时时察觉到那些埋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感和损失感。这些感受都是在挑战最根深蒂固的公序良俗。从一开始，规则的制定就是为了配合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尽管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人作为劳动力这一基本事实一直没有改变。但未来的AI革命，有可能会实现某种去性别化，人机战争取代性别战争。
这几年伴随着女性主义的烽火燎原，传统的婚姻和繁衍结构正不可逆地遭遇重创。传统婚姻中的三大基石：性生活、经济财产和生育繁衍，正在逐一与婚姻相剥脱。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的维稳原子，也是劳动力供应的原初机制。这是为什么女性主义一直以来颇为敏感的原因。女性革命撬动了这番社会变革，它要求另一套全新的逻辑，以及价值体系支撑。打破既有的权力结构和精神结构，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背后会形成一套新的话语、新的伦理，发明出新的真理。女性主义是引发旧有结构瓦解的撼动之石，亦是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
玉珍：女性的处境看上去某些方面有改善，在进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大，细想仍然很难，压力很大，不过有更多女性更勇敢自由地表达自己，争取得到更高的社会尊重与更好的生活质量。我没有特意关注某一类女性，生命中遇到的任何女性群体我都关注。
您如何理解这种处境中的“女性写作”？
翟永明：在中国，大家都觉得不存在性别不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但存在，这些年还有很大的退步。从80年代写《女人》开始，我写作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以来，我并非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我写过与未来有关的诗——或者与环保有关。但是，在我多年的写作中，女性议题、女性意识，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的创作。我也习惯了别人给我贴一个“女性写作”的标签。虽然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到自己的身份。别人评论作家的时候，总喜欢归类，比如什么80后、90后写作，第三代，女性诗歌。这种归类，是批评家做的事情，很多女性作家不喜欢这种分类，所以总会强调“超性别写作”，但是不管女作家怎样焦虑，总有一只筐子把你装进去。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在意任何人的评价和分类了。
叶弥：即使不提“女性写作”，许多小说也都有女性意识在内。女性意识，不外乎就是女性的解放、权利、责任。我们都知道有一本经典革命电影《红色娘子军》，现在好像可以这么解读：它是把女性的解放放到了一个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里。我小时候，六、七十年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妇女解放了，与男子同工同酬，也有了权利，但这些权利还是不够稳定，时有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幽灵还在徘徊。“女性写作”在今天的意义，是要坚定地竖立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倡导女性更为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主动加入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列中，从思想解放到能量解放，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这一切都要有更多的权利。
金仁顺：女性写作，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在写作的初期，我从来没考虑过性别问题。我更担心的是自己怎么能写好以及是不是有能力持续地写下去。其实我更介意另外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一个好作家还是一个差作家？”
作为女作家，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深埋在我们的写作中，出现在我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视角和格局必然地受到性别的影响，但这些事情和“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未必有关系。除非你想要有关系。
好的写作一定是客观的，至少在个人视角和感受上，是真实而且诚实的。人性都是相似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有些男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有些女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男人。有些女人性格比男人还要豪放，有些男人的细腻比女人更加极端。所以，女性写作归根结底，跟男性写作没有什么不同。定义和归类，要具体到每一部作品，才能谈得上客观。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撇清，有些女性写作者，起头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写作中有意加入女性色彩，以达到某种效果，产生某些影响，这类写作不在我的讨论。
文珍：我知道有很多同行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觉得写作的范畴就此窄化了，甚至本能地抗拒“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概念。我有一段时间也不怎么喜欢自己总被放在女作家队列，就好像作家和女作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甚至希望自己尽快抵达所谓雌雄同体的最高境界。但这两年我的想法又有一点改变。怎么被外界定义、是否被放在女作家序列，这是他人的事。而性别是我很难摆脱的生理属性，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分配，早已内化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里，一个人既然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大概也没办法写出完全去性别化的文学。那么，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别，如同接受自己的长相、性格和原生家庭，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理解陌生的群体，试图和世界不同的部分沟通，我觉得也蛮好的。在这种层面上，也许强调“女性写作”更有其意义，看似局限、片面、偏安一隅，却也因此拥有一个基点，可以向对岸架起桥梁。
孙频：这种处境中的女性写作未必多么有力量，但它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就算声音微弱，就算短时间内确实不会改变什么，但人类的文明发展总是薪火相传又生生不息的，借用《白貘夜行》里的一句话就是，人类的文明总是向前发展的，总不会倒退。
张天翼：就像引起强烈反响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有时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能从“女性写作”那里借到力量和声势。文学的一种基本道德是要站在弱者这边，而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资深弱势群体。至于我自己，我没有刻意去做专门的女性写作，只是女性既为生理性别，就要诚实面对已得到和将得到的生命体验。不过强调某一种性别化的东西，会削弱小说的力量，我记得张莉老师跟毕飞宇的一次对谈，毕飞宇说，好的小说是没有性别的。
戴潍娜：维多利亚晚期，小说的阅读者主要是那些被精致家具围绕的女性；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如今根据统计，全球女性图书消费远超男性。一直是女性的口味在引领文明。
当下女性写作愈发显性和主动。翻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去年的年度报告，“女性写作”几乎成了各语种写作中的年度热门关键词，例如阿根廷发起了争取堕胎权和终止对女性暴力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和创作，爱尔兰文学中女性题材的大放异彩，日本女性写作“护理文学”的出现等等。
蔡东：女性写作者大都有避嫌心理吧，“女性写作”本身当然极具价值。如果有意地关注和挖掘，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被书写、被看见、被讨论的东西。只是就小说写作而言，写作者可能不希望作品以“问题小说”的面目呈现。注重艺术呈现，作品的后劲儿会更大。比如《早间新闻》《致命女人》这样的电视剧，有态度、有立场、有思考是一方面，关键它不是生硬和符号化的，编剧写得好，演员演得好，真正辨析和展开了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层次感。有这样一些直击本质的艺术作品，改变才能有望一点点发生。
周瓒：“女性写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写女性和女性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写女性”可以由女性和男性分别或共同完成，前提是真正关注和理解女性的处境，以及破除新旧性别歧视观念，保持对性别不公现象的敏感；“女性写”强调女性写作者的主体性，她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对女性遭遇不公正命运的反抗，以及她寄予的尊重性别差异和多元文化理想等。
玉珍：没看懂这个提问。我乱答一下，无论怎么写，挖出现状反应诉求，说出点儿难以言表不便言传的秘密痛苦，或者仅仅写出看到的。我爱语言纯粹的魅力，也喜欢它协助沉默的力量。对那些明目张胆的性别偏见或无聊的怪诞之事，写作要为那处境适时提醒尖叫。
请简单谈谈您这次专辑里的作品，比如最初的写作意图、所涉及女性处境和女性经验、性别之外的其他因素等等。
孙频：这篇小说里用了貘这个意象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传说中，这种生活在东南亚的动物是一种很特别的兽，它会吃梦。而我要写的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曾经追求女性的真正存在，做了很多梦，最后却回过头吃掉了自己所有的梦，也包括吃掉了一部分文明的女性。她最后跳入湖中有太多的含义，可以是自救，可以是示威，可以是自溺，可以是真正的勇敢和迷人。现实中也许并没有这样的女性存在，但她身上会有那些处在夹层里的女性的影子，她也许是那些夹层里的女性集体的一只梦貘。
文珍：我这篇《寄居蟹》是写一名深圳的工厂女工的故事。最初的意图是想写深圳“三和大神”，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就一直感兴趣；但在寻找资料及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我不经意地发现了这个庞大群体中女性劳动者的尴尬与错位。她们在日本NHK的纪录片和各种关于三和人才市场的社会学纪录中基本上是缺席的，没有声音的，但人才市场里又不时会穿插一些穿着入时的年轻姑娘充当女招工员——这是我自己生造的词——在无数拉着箱子满脸疲惫的男性求职者中间往来穿梭，分发传单，耐心讲解招工单位的情况，仿佛作为一种未来美好愿景的具象化而存在。很多招工广告上甚至会赤裸裸地写明：厂里流水线有大量年轻妹子，速来。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多年之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量男性进城务工人员成年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在大城市同样难以解决个人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女性进城务工者悄然变成了狩猎和觊觎的性对象，她们年轻，单纯，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却茫然不知前路布满陷阱，和一百年前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里的女工心路历程颇有类似，只是工作环境和命运走向甚至还大大不如。所以突然有天，我发心想写写这些身处危险之中的女孩子们。她们就像没多少防御能力的小家畜，而都市丛林里到处都是沼泽和洪水猛兽。我说的危险当然不仅仅只是同样身处底层难以打破阶层固化的男性进城务工者，也包括整个高速运转的无情的资本世界的其他部分。
淡豹：《山河》写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她经过生活的捶打，逐渐以忍耐为使命。她的女儿则开始迷信自我成就的力量，把“孤独”这个概念当成美学。她们二人都在寻找信仰。
这两种人我都熟悉，她们因此而产生的代际关系，我也比较熟悉。现在的互联网上，许多像她女儿这样的女孩子在发言，把家庭当做一种对自己太过危险的诱惑，把自足当成自立的标准，对父母、对爱情都保持相当的心理距离。
除此以外，我还想借这篇写写我熟悉的城市空间自90年代以来的变化：
——对许多人来说，飞机场和高铁站不再只是过渡性的空间，而是像家，像办公室一样，人连贯地置身其中、处理情感处理工作，是真正的生活场所。
——城市开始密布7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提供一种冷光的安慰。
——巨型城市中楼群构成的天际线和小镇、和乡村不同，它不平缓，高低扭动，夜里光怪陆离。这种空间既是人的家，又让人总想寻找家。
城市变成新城市，这既帮助也推动女性变成新女性。一方面，女性想要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作心理上的自我改造，不想像上一代那样生活，不想按上一代的要求那样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是种全球性的趋势，难以阻挡，“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社会应该对此作好准备。
张天翼：我给这次专辑交的小说叫《我只想坐下》，故事讲了一个女人在长途火车上的一夜经历。火车是个有趣的密闭空间，被迫紧挨在一起、亲密无间、相与枕藉的旅客，有一种奇特的“至亲至疏”的关系。很多东西会在这个高压锅里现原形。我认真算过，我大概坐过一千小时的火车。我站在车厢厕所外排队的时候，被后面的硬物顶过，也被邻座男人摸过大腿。现在，我用写成小说的方式来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怯懦、软弱。
林白：都是随意写下来的，并没有要怎样的心思。自然也没有考虑某种主义。失之随意免不了，那也无所谓。忽然想起小引的一句诗，酒配不上粮食，衣服配不上棉花。不过我想，酒也不是我的酒，粮食也不是我的粮食，我仅仅是，只能是一个喜欢诗的人。
周瓒：谈自己的写作令我窘迫、难为情。请放过我吧。
叶弥：我这篇《对岸》，写于2019年9月，原先是要发表在别的刊物上，当知道《十月》有这么一个专辑，我就放在《十月》上发表了。最初的写作意图产生于对女性的身体之迷惑，身体与灵魂息息相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女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这个问题也来自于我的自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对世界满意吗？《对岸》里的女性，想挣脱女性性别的桎梏，最终无法达到。如果女性不能完全接受和原谅自己，就会带上性别的枷锁，那么也无法真正地与男性和解。
玉珍：我写的是我自己的经验，回忆，身边事，身边人，不全是自己，也不全是他人，是事物与人物，自己与别人的一种混合，很多东西在我身上的反应，一种直觉和条件反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图，就是想表达，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隐秘的亲切感，我只能写我熟悉的无中生有也来源于熟悉的“无”，它得有一种让我激动的美和严峻的反省在里面。只要是我笔下的，任何他人也是自我的映照。我翻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三首与女性相关的作品，其他的作品，我不知道怎样形容，看不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写的。大概是我思考女性与性别差异的东西太少，我大多时候还跟儿时一样，那时跟男孩一样爬树玩耍上课下课。很多事一起做，男孩女孩一堆儿玩，没区别，没那方面意识。但我知道童年的社会不是成人的社会。我独处的时间太长，参与和承受的性别差异体验太少，当我特地去写女人时，比如母亲、奶奶、女孩，跟写男的也没什么区别，也许以后当我做了母亲，一切会不一样，我这些诗里写到的是让我产生了心疼或激动的部分，童年中的女孩，怀孕的女人，可爱乖张的地方，笼罩命运感的地方，浓烈的母性光芒和温柔惨烈的对比，这给我带来难以磨灭难以言传的感触。我观察她们脆弱敏感的地方，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与生活矛盾与战斗的地方，宿命化日常化的地方，前者发散她们强韧真挚的永恒光辉，后者将她们拉回无趣或惨淡的滚滚红尘。在她们身上的无力和力量，随波逐流和歇斯底里，这些伴随着某种略弱于男性的生理局限，那种“瘦弱”感，和刺激后的精神“强力”感，在身上形成强烈戏剧冲突。我写的大概也是这些触动。我的思考还是不够深入，也看到过女性作为弱者甚至被物化的遭遇，部分女性失败的社会工作，生存日常和婚姻状况让我深为同情，也看到她们了不起的抗争和比男性做得更好的地方，这关系到每个女性的生活和未来。他们都有各自的脆弱与强大。女性在我的生命中是最最亲切寻常的所在，她们的伟大毋庸置疑，她们的脆弱毋庸置疑。
蔡东：最初想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写着写着，那个被怀念的人清晰起来，我被她吸引了。我对她一生的认识是逐层深入的，最后那一层也就是第三层震荡了我，这个人物又往前走了一步，她身心皆在陈套之外。
金仁顺：去韩国次数多了，见的作家也多了。我发现，韩国的女作家在“性别”问题上，还是很受压制的，就像在公司里面，倒咖啡天经地义是女性职员来做，聚餐时，倒酒、替大家搛菜的，也通常是女性。写作圈子里的女作家的境遇也差不多是这样。女作家一直有“当红”的，但文坛上的“权威人物”几乎都是男性。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专辑，我当时真的是想写写这样的文坛背景下，一个女诗人的可能遭遇。当然这只是小说的一部分，更多的以及更重要的，是生命体验，爱情态度，以至人生意义方面的东西。
乔叶：《小瓷谈往录》是非虚构作品，除了工作单位和当事者姓名之类的必要回避，内容都是小瓷的真实讲述。当牵线人雪姐告诉我，小瓷的故事“可有意思”时，我的心理也如文中交代，对雪姐说的“有意思”没有抱太多期待。不过，当和小瓷畅谈了几个小时后，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小瓷的故事尽管说不上多么惊心动魄，作为无数平凡女性中的一个，她的经历却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她意味的“有意思”就是无数平凡人的“有意思”，这就有意思了。小瓷本人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她能够比较清晰地回顾自己的过往，比较清醒地审视自己的成长。这也保证了她讲述的质量。文本主体基本就是她原汁原味的讲述，让我捡了个少有的现成。
写作中的性别意识与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有何不同？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您的观察和写作方法是？
翟永明：写作中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我不认为有何不同。如果生活中和写作中的观点是分开的，我认为这种写作就是不真实的，是虚伪的。我理解在中国，甚到整个亚洲，一说到女性意识，男性就谈虎色变，认为这是针对男性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也可以解释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现女性打9.8分，男性打2.8分的情况。事实上，围绕这部电影内外的表现，很可能说明现实中的性别状况，电影并没有设定一个与女主角对立以供批判的男性角色，恰恰相反，男主是一位关心妻子，尽职尽责的好男人形象。但是电影也没有遵循大众思路，表现女人只要找到一位好男人就万事大吉。而是女性即便在一段美好婚姻中，仍然需要寻找独立的生存意义。这一点在现实中，比较难以引起男性的理解。现实中，更少有像电影中的男主会暂时放弃自已的事业，去支持另一半的发展。如果我写小说或编剧，我也会乐于塑造这样的一位异性。毕竟这是男女两性能够融洽和谐相处的基础。
叶弥：在很长时间里，我写作时，用的是一种文学化了的性别态度，类似于中性化。不管是写男人和女人，最终写的是人。这样有利于把小说保持在客观和公正的水准上。我在2019年，因为张莉的性别问卷，我对性别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在我的小说里有意反映这一问题，我开始觉得，性别问题可能是我们解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之一。所以我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我这一变化，并且为此连续写了几篇不成熟的“女性小说”，《对岸》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不知道称之为“女性小说”是否准确，也还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女性小说”，生活并没有给这种小说量身定造一些材料。我需要寻找，摆脱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痕迹。
我很乐意在小说里塑造完美的男性，恐怕这是我热爱异性的唯一方式。完美的父亲或完美的恋人，都是我心中希望的模样。我在生活中认识许多男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人，有着平常心和平常的生活。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这些男性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令人感到温暖的特质，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拿来用到小说里，升华或者扩充。但如果我想在小说里塑造恶的男性，我发现生活中无素材可用，想像力也达不到，只有从别人的小说中得到启发。我觉得，可能是作为作家，力量不够。
乔叶：这两者肯定是有区别的。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在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强烈一些，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更感性，比如在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就会很享受男士们主动开车门、帮拎行李之类的行为，觉得他们很绅士。对于亲近的男人，比如我儿子，我也会不客气地主动要求，会说，我是女人啊，你为什么要跟女人计较啊，应该让着我呀，总之就是很喜欢撒娇、任性，不怎么讲道理，现实中会习惯性地把自己置于一种弱势位置。
但写作就不一样了。生活中我是比较懵懂和糊涂的，容易飘浮在面儿上。只有到了写作中，才会行得远一些，至幽微处。写作是我深爱的职业，尽管和生活有密切的镜像关系，但还是有本质不同。生活中的很多东西进入写作，即使有原型，也还是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哪怕说笔下的角色是个女人，让我很容易有代入感，但进入文本也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思考过程，我会更从容，更客观，更冷静，更缜密。也正因此，有时候作品反而表达得更为极致和激烈。
金仁顺：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观是内在渗透的。一个作家在预备写一部作品时，会想结构，想事件，想人物，想思想内涵，除非有某种特殊性，只怕不会有很多作家专门考虑性别问题。性别问题不用讨论，它天然地存在。就像好作家大多是雌雄同体。
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其实仍旧是作家性别观的体现，只不过，这面镜子里的人，是反的而已。细节很容易完成，这个从来不是问题。
周瓒：理想的状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两个方面应是统一的。相对来说，写作中的性别意识经由理论思考，是理性的、反思性的；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往往处于感性状态，有时可能是下意识的。不过，生活中也有思考，写作也需从感受出发。因此，如何分开这二者呢？极端地说，写作也是生活的一种。写作中性别形象可以是自由的，性征也是流动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一样。
淡豹：我觉得自己作为观察者去评判社会话题时，性别意识也敏感也尖锐，是个女性主义者，喜欢用“社会”“结构”“历史”这些概念去想问题，读到一条新闻可能也会叹息“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的古训。在生活里遇到自己的事倒克制思想，多半还是把人当成特殊的个人，事当成单件的事——也许是软弱的表现，如果每日生活在评判他人中，作具体斗争，太辛苦了。也因为这样，我尽量去理解和我一样害怕对峙和斗争、想理解他人又不敢分析他人的软弱者。
我理想的写作，是希望性别观念能更锋利一些。我很喜欢伯恩哈德、穆齐尔那些充满观念的小说。
当然也希望多种观念能在小说中更充分地开展对话，以冲突、以争辩、以调解、以沉默的并存、以联合国的形式、以合同的形式、以战争的形式、以奴隶制的形式。我很喜欢一个英文词“porous”，它很软，念起来发音有点暧昧，是“多孔”的意思，一个形容词。如果小说能够多孔，像海绵一样吸水又滴水，还能透过阳光，全身都是纤维质，观念穿透它而留下故事和人物，那就好了。
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我能想象男人眼中的女人，毕竟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按男人的方式看待女人，批评女人，要求女人。可我真是不懂男人！
玉珍：对我个人来说本质上没多少区别，可能创作更理想主义，主宰权在自己手里，可以任性创造，而生活中可供编排的太少。我在写作中没多少“女性”的意识，想到什么写什么，写的内容也与性别大多没关系，文本若中有透露性别的，才能看出我是个女的。如果涉及特定异性形象，我也没什么方法，人性太复杂了，我不一定把男的写得像大家都认为的某种男性，他怎样都行，性格像某种强悍的女孩也行，面对压力时也有女孩的脆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不脆弱的时候又会有不知从哪儿而来的优越感，任何可能都会发生在人类的身上。至于观察，就是日常经验的集合吧。
蔡东：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多的是先天和生理的，写作中的性别意识有本能的一面，也有自觉的部分。我早年的作品在涉及异性的时候，谈不上对抗，但比较尖锐，也不是姿态性的写法，是当时的认识在那一步。
文珍：很多被目为女性弱点的特质我都有，比如情绪化——具体表现就是心情大起大落，容易落泪，轻信，也爱买东西——这点很容易被指责为消费主义，不过在家庭中负责采买必需品者的确多是女性。这其实和女性承担家务较多，更容易注意到各种生活需求有关。即便如此，写作时我仍会更关注实际生活背后的心理层面。千百年的社会性别角色分配，由男女不同的生理特征而来；已有的传统又不断强化了女性的自我规训。就像鲁迅说的，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却没有妻性。其实所谓的母性女儿性，也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好比儿媳在家中被婆婆批评：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光这一句话就够严厉的了。同理女儿也是如此，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那儿子呢？
我从小和男生一起长大。青春期开始恋爱，工作后也会有一些异性朋友。所以要写异性对我来说似乎不难：只要可以真正做到设身处地。甚至因为太理解男性，被女友开玩笑说成“渣男”。说这个，是想说我对男性并无敌意，当真发生性别战争，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单一性别视角。一边倒的控诉揭露太沉闷，而且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不平等、性别歧视固然存在，但这是千百年来的渣滓沉积，究其原因走向，也许比单纯怨诉更有力。
对这次疫情，您有哪些观察？经过这些观察，您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会发生变化吗？
林白：我没有观察，因为不能理性而冷静的置身其外。
我1978年至1982年在武汉大学上了四年本科，后来又在武汉市文联工作了十年，前后加起来14年。在武汉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在湖北浠水（就是疫情严重的黄冈地区）有《妇女闲聊录》里的木珍，我们班的邓同学，他的亲人是中南医院消化内科护士，后来去增援雷神山医院。我每天在大学群、同事群，在微信中，听到的都是最直接的惨况。同班同学中有一大半是武汉或湖北人。疫情早期，每天都在听说大学同学的同事，大学同学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插队时候的战友，排了10个小时队才挂上号，确诊了住不进医院……病亡。前几天还听说了母校武汉大学这次新冠肺炎中病亡了很多人。
疫情开始时我常失眠，梦见自己发烧咳嗽，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真的在咳嗽……我觉得自己需要心理疏导。
今天看了方方的日记才知道，李文亮大夫所在的武汉中心医院就是之前的武汉二医院，这家医院，就是单位给我指定的定点医院，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有140年历史。老的市二医院仍在原处，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听说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二百多人，不少重症。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三个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
我想如果我还在武汉，还住在汉口发展大道荷花苑，即使没在离我家两个路口的华南海鲜市场被感染，也会在李文亮大夫的医院、在中心医院眼科被感染。除夕的前一天我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看了眼睛，开了药，若在武汉，必是去我的定点医院，又是离我最近的、也是最好的医院看眼睛，以我摇摇欲坠的免疫系统（带状疱疹就是免疫系统低下造成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我每天都不能冷静。
我的写作观念没有变化，我一直愿意写出自己最真切的感受，以自己的赤诚。自《一个人的战争》到现在，一直如此。
蔡东：这段时间封闭在家，手机看得比较多，对几个报道印象深刻。由衷敬佩医护人员这个群体，还有其他行业领域的工作者，他们不会高喊什么漂亮话，心思单纯，踏实坚韧地做实事而已。另外，想说一说身在疫区还坚持每天记录的作家和诗人，我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敬重他们表达的勇气。即使表述上有瑕疵或欠考量，也不必求全责备。这类文章怎么可能圆融并让所有人满意，挑不出毛病的东西得多假。有个朋友觉得疫情过后很多人会重新考虑人生，大家都经历了恐慌也脱离了生活惯性，没有谁在疫情之外，赶在遗忘之前，它的影响已渗入到生活中。这些年来，我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往往只在一段时间里稳定，经历、阅读都会促使其变化，这之后，希望自己能更真实地去面对一些问题。
文珍：疫情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还有一个发现，全员禁足的特殊时期，基本上大多数家务仍然还是由家中女性完成，我有很多女性朋友最近厨艺都进步了；但男性则除非独居，否则不必承担此项家务。此外，我还发现疫情对各地的留守儿童来说，竟然是一种利好，和长年累月见不了面的父母突然之间有了一个月以上的相处时间。甚至对城市的非留守儿童也是如此，父母不再忙于工作应酬，终于拿出更多时间陪伴他们。我曾在非周末的时间带父母两次去公园散心，都发现有年轻父母正带着孩子散步，一家人戴着口罩其乐融融。朋友圈里很多朋友的晒娃频率也增加了。中国前些年步伐太快，这样被动地踩了急刹车，当然对世界和我国经济都是重大损失，对那些在这个春天亲人永远离开的人来说，更加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但与此同时，更多普通人却因此歪打正着得到一个停下反思生活状态的机会，拿出更多时间回归家庭，甚至因为看太多密集的生离死别，重新意识到家人的重要性。这都是大不幸中的小确幸。比如我。父母第一次来北京过年，本来初五就要回家乡给外婆扫墓，结果因为疫情爆发多住了一个月，我也因此拥有了成年后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最长一段光阴。在我以安全为名的要求下，他们不断改签、退票、换票，一直到三月一日才终于回到自己住了近三十年的深圳。而送走他们的第一晚我就失眠了，觉得一开始是不习惯一起住，现在是不习惯他们回家。我想很多有成年子女的家庭这段时间或许都是如此。我们都会发现父母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老了，而自责此前竟没有给他们更多关注和陪伴的时间。
这段日子，我承担了每天在网上采购蔬果肉菜的任务，偶尔下厨，天天陪父母在客厅打羽毛球锻炼，几乎没怎么写作，只看了好些一直想看却总说没时间看的书。这很像回到了高中时的寒假，只是更漫长，更看不到边界。这么长时间不写当然也会焦虑，但转念一想，彩衣娱亲在现阶段或许是更重要的事。许多武汉的普通人记录每天生活，很动人；而非常时期的写作，对作家的职责却提出了更审慎和长远的要求。
玉珍：各种观察，每天看到的各类消息太多，全方位刺激神经，人性，社会治安，政治，宗教，舆论，常识等等各方各面需要反思，有些是过去经常想的，思考过的，基本在预料之中，一些是跌破想象的，带来陌生的震惊，好的坏的都有，大事之下人鬼毕现，给观察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暴露方便，考验见证者能否从反思中获得真相靠近真理，揭露愚昧丑恶，减少未来的无妄之灾，个体的力量渺小，但个体的反思是疫情后最重要的精神成果。经过这些观察，写作观念会有变化，至于女性观念，好像没有。这类反思基于全体。
周瓒：现在归纳我的观察有点为时尚早，更多的是情绪上的波动和一些感受、认识的强化和确定。一度被忧愤情绪攫住的我，对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国家、政府、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的个人，我们使用着的语言等等，我的观感和认识的确有了变化。当然，作为也生存于其间的我，不可能只是旁观。我想起加缪曾经描述他那一代人的心境时的一句话，“以羞耻为营养，以反抗为生”，大概也是我这段时间的经验写照。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写作观念和女性观念，而变化需要通过写作实绩来体现。我在期待之中。
戴潍娜：每个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进化史上最先进的一代，因而笼罩在未来世界无所不能的幻觉中。疫情将一切打回原形，人并没有成为自然界的超人，科技也并没有战无不克。现代人自以为是的赛博格演化，在突发事件中失效了。相反，我们身上总有一部分，始终沉睡在中世纪的花园里。封城以来，当进入极端封闭的状态，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痛感共同体，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关心公共空间，为他人流泪，并意识那些莫谈的国事最终会与每个人生死相关；人们渴求生命，渴求真相，这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两种基本动力。灾难激励出人性中的壮丽或野蛮，事物回归到非黑即白的原始状态，没有机会也没有借口在灰色地带徘徊。疫情彻底打破了惯性，提供了公民社会发育和一次重大反思机会，然而无论如何代价太过惨烈。很难想象，战役胜利以后是否会像《鼠疫》中的奥兰城一样，轻易忘记我们曾生活在这样的荒谬之中。
悲绝之中，任何修辞都显得轻浮。然而醒来之时，所有人都习得了隐晦的表达，诗的技艺。
叶弥：这次疫情还没有过去，一切还待将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静心和沉淀，不必忙着做结论。这次疫情对整个民族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正因为如此重大，我反而怀疑做为个体能不能在短期内认识到完整的意义，也许要留待以后。作为个人，我想我只能得到零星的感受，不足以完整地反映这场疫情。我这些零星感受，也许在将来会发酵，也许会慢慢淡化。这不是我能选择的。在这场疫情中，我看到了人的价值，也看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看到了民族的伟大力量，也看到了民族中的劣性。灾难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伤害是一视同仁的，灾难的眼里，没有性别。灾难面前，女性与男性一样勇于承担。灾难面前，没有第三性。这也是“女性文学”要反映的内容。
假如有可能，您会书写疫情吗？会采取怎样的写作方式？
林白：二月到三月，我一直在写诗。今天捋了捋，竟然已经有12首：《二月，所有的墨水不够用来痛哭》《千祈，千祈》《记录吧，你》《那只兔子》《二传手》《病毒在喉咙里》《闰二月》《三月，遥望花朵》《你好吗？》《无脑儿》《天使》《春天，无脑儿戴上口罩》。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书写疫情。
中间曾经挣扎过。
写到第二首的时候，收获公众号当天推出来，有朋友看了，劝我不要在这个时候写诗，说，“这件事超出你的感受与思考方式，超出你的擅长的领域和驾驭能力。你本身不是思辨的，不是理性的，不是反省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更不是现实/政治的，所以最好放下这个事，不要去梳理了，已然发生的不用去管了，继续写你原来的东西，在疫情中照看身体和家人。”
持这种想法的朋友大概有一半。
我挣扎了一天一夜，还是写。我想明白了，“任何时候写诗都是野蛮的/之后/之前/之中”这是我的第三首，从第三首开始，我就觉得找到了节奏。
我想了一下，不是我要写诗，而是诗自己冲出来，每天早上，先是前面的句子冲出来，然后我就一行一行接下去。有几首，是吃早餐之前空腹写的。
写了这些诗，之前写的我都不想要了。
翟永明：作家的写作是需要沉淀的。诗歌不是作为战时动员的快板书，不可能只是喊一些口号，也不是“右边参差不齐的散文”。诗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思想形式，是对灵魂进行滋养的艺术。诗歌既是最纯粹最特殊的语言，诗歌也需要反思，需要提出问题，需要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不管是对现实，对灾难，对整个时代，有真正的悲悯，能提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目前状态下，我们不应该写作。不是应不应该写，而是应该怎样写。
所以在疫情的初期，我并没有打算写作，我只是关心武汉的情况。最近，我开始写作，这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创作冲动。我不希望我的写作只是在疫情期间刷存在感，而是真实地表述我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和体会，以及见证。当然也包括普通民众在灾难期间的痛苦和坚韧。当然，肯定会是用我最熟悉的方式——诗歌。有时候，痛苦会产生一种张力，会在这种非常状态中，发挥最潜在，最有爆发力的能量。
文珍：最近看新闻哭了很多次。时常不安、愤怒，随之而来的不是幸存者愧疚，就是深感“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想，将来如果一直对这段特殊的日子念兹在兹，无时或忘，那么也许还是会写的。又或者只是作为某篇小说的背景。现在一切都不知道：这其实取决于无从设想的未来某日的回望。一个将来完成时。
淡豹：疫情中，有段时间，社会对前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生活用品需求关注不足。这个问题提出后，开始有捐赠，有文章说要重视女性的“特殊需求”，又再有人指出，卫生棉可不是少数人的特殊需求，而是在医护人员中占绝对多数的女性的日常需求。
我会想更多去写女性一些日常经验的小细节，比如孕产中的身体痛苦，比如社会对女性的清洁卫生有更高的要求，一代代女性发展出独特的卫生文化，为此贡献出生活里许多时间、步骤。
写出这些日常的独特，写出这些独特如何成为了部分人群的日常，这是我心目中的性别视角。
周瓒：诗人对于语言及其观照的现实负有责任，我会写相关的诗。
蔡东：还没有成形的东西，需要沉淀和深思，如果书写，首选用小说的方式。
张天翼：短期内肯定不会写。假如有可能，我希望做一个编剧，参与一部像《血疫》《传染病》《流感》《切尔诺贝利》那样讲述这场悲剧的影视作品。
叶弥：我大约不会写疫情，因为写不好。我身处后方，离武汉八百公里。虽然我的家乡也遭受病毒袭击，但情况并不严重。这场疫情涉及到方方面面，各种纷繁复杂，各种喜怒哀乐。如果要写的话，希望化繁就简，并且要有文学创意在内，不能搞成一锅平庸的大杂烩。
玉珍：会，需要时间反思消化，因为这个事太大，短时间爆发的东西太多，哗啦一下全炸在我们面前，我条理差，反思过很多问题，很乱，至于写作方式，哪个方式适合最大程度表达出我的想法就用哪个方式，我只能选择一个点，写我眼睛看到的，确定的，应该写的，我没法知道全部，任何人都是，因为庞然大物的真相在任何人那儿只展现一部分，我希望写出那一小部分，让人去理解和发现大部分。
戴潍娜：会的。我们的书写要配得上我们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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